国学百年争论

1第一讲国学百年争论最近看到不少媒体报道，国内一些大学或者是研究机构成立了国学院、国学课堂、企业家国学培训班。这几年，社会上很流行儿童读经，其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释、道。一些媒体称出现了又一轮国学热。那么，“国学”究竞是什么意思呢，它又是如何出现的呢?国学的概念从诞生起就争论不断我认为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在整个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载体，而历史又是我们认同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什么是国学？国学之名虽说百年来不断在讨论，但是并没有大家都认同的说法，因为这是个新名词。近百年来，西方文化东渐，产生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国学”就是为了有别于西洋学术而逐渐在文人圈、学术界叫开的。最早称为“中学”的，如洋务派张之洞，即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后，随着变法维新的推进，有人便将西洋学术称为“新学”，而将中国传统学术称为“旧学”。其中，更有一些学者出于保持中国文化命脉的考虑，而将其称为“国粹”或“国故”，如2O世纪初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章太炎著《国故论衡》等皆是。可能由于这两个名称都多少带有一些主观色彩，且流露出保守恋旧的情绪，因而逐渐弃而不用，中性的“国学”便应运而生，并取而代之了，如章太炎作过《国学概论》的讲演，胡适主办过《国学季刊》。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学”就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专用名称，如国歌、国旗、国花、国鸟中的“国”一样。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洋文化，故有“国学”之名。国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现代的学科分得很细,有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考古等等。哲学里面又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美学……但国学应该归哪一学科呢？国学包括了文、史、哲，政、经、法等许多内容，是个综合的学科。因此按照现代的学科分类，国学很难作为单独的学科确立它的“名分”。我先简要回顾一下历史：国学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可以称之为国学大师的就是章太炎（即章炳麟—编者注）。他以传统的小学作为国学的基础。小学是中国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也就是阅读古籍基本的方法。从这里入手，再学经、史、子、集四部，章太炎认为这就是国学。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中国文化的传统，如果我们追根求源，都在这里。这是比较传统的说法。梁启超的思想就更开放一些，他认为国学应该是中国历代学术的思想史。后来钱穆传承了梁启超的说法。他讲的国学讲义录和章太炎先生讲的不一样：钱穆先生主要讲国学思想的转变。到了胡适先生那里，国学的范围就更扩大了，他心目中的国学就是国故学，也就是说一切属于中国传统的学问都叫国学。在那个时代，知名学者对国学的理解就是不同的。还有这些知名学者研究的路线、范围不一样，更重要的是研究的态度、目的也不一样。如果以对国学的态度、提倡国学的目的为标准，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视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认为国学的兴衰，关系着中华学术之前途和国家民族之命运;另一派则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缩写，是一门研究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历史上的一切，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先生研究的目的是弘扬传统文化，把优秀的成分传承下来。胡适先生研究国学，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从故纸堆里刨垃圾，把它们扫除掉。我觉得给国学定义很难。我的理解是：国学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把中国所有的学问都叫作国学，那范围就太大了，应该要把国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在传统文化里。尽管这些传统文化里有“道”、“器”、“艺”的分别，但是每一种文化里面都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地区的、国家的一些最根本的东西。文化凝聚了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样式、信仰习俗等。一个民族的价值观、风俗习惯都通过文化传达出来。而文化又是历史的载体。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化抽掉了，大家都不认同，我们哪有历史？所以,文化在整个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载体，而历史又是我们认同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鸦片战争前，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很有研究。他研究这段历史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也就是说，后人不知道他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就不认同这个民族、不了解这个国家。2认同历史就要认同文化鸦片战争使我们开始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我们反思这种否定。鸦片战争前后，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时候，看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以，当时成立各种制造局和工厂拼命制造船、枪炮，以抵御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这以后形成了所谓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主要是要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器物文化，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动，即中体西用。洋务运动一下子搞了30年，代表是建立了北洋水师，可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却战败了。1895年严复发表了文章，认为只学西方的器物是不行的，还要学习人家的政治制度，所以要改革，并批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举例子说：牛和马，牛可以负重，马跑得快，不能要求牛体马用，马体牛用。意思是说，要有西用，就一定要有西体。这个说法在当时看来非常有道理，可是现在看来这话不一定全面。而且，如果参照我们的邻国来看，当我们提出中体西用这样口号的时候，日本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和魂洋才”，以他们本土文化为载体，来吸收西方的文化。日本后来没有改变这样的口号，一直延续下来。他们坚持本民族的传统，吸收了西方的文化，其中也包括了精神文化的方面。但是中国从这之后开始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去吸收西方的文化。后来又发生了旨在“改变政治制度文化”的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同样失败了，这时人们考虑到不仅仅是器物文化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文化的问题，而是在器物文化、政治制度文化的背后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才有后来开始的新文化运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试图在整个的精神层面，也就是价值观、社会观念这个层面上进行改革，大量引进西方的东西，彻底地批判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在当时来讲，跟中国的传统政治结合得最紧密的是儒家。所以要“打倒孔家店”，因此新文化运动是要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到了“五四”的时候，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整个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有很多人去那里考察，发现欧洲的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它那种以物质文明为主体的文化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当时像梁启超去了欧洲考察以后，在1920年初就发表了一篇很大的文章，后来成了一个小册子，叫做《欧游心影录》。他反思了当年他们这一批人要完全否定自己传统的想法是不是对头，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间也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自己来反思的东西。到了1921年，梁漱溟先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讲到了东西的文化其实是各有优缺点，而且是不同类型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时期里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反思：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行不行？因为这种反思，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就不断出现了探讨国学问题的学会和组织。比如说，1905年就出现了国学保存会和国学扶轮社；章太炎举办了国学讲习会，曾经三次举办讲习会讲他对国学的理解等等；1915年成立了国学昌明社；1919年在四川还成立了成都国学院；1920年，在无锡成立了国学专修馆，培养了一大批讲授国学的导师。除了这些学会和组织，这个时期也出版了许多和国学有关的杂志，像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等等。在这次反思中出现的国学热潮，一直延续到1936年左右。从历史上看，中国在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落后了，于是大家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作怪，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上面去。但一个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盲目追求别人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为别人的附庸。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中期，中西文化的争论就更激烈了。有一批学者公开举起了全盘西化的旗，影响很大。他们认为中国要发展，要走向现代化只有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要全盘西化才有可能。这一口号提出的时候是1933年，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陈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中提出中国的学术界一共有三派：第一派是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第二派是折衷派，提倡调和的办法使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第三派是西洋派，也就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他自己则是主张第三派，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文化唯有彻底西化才有出路。那时他的思想和很多人有共鸣。他认为西方文化无论在思想上、科技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好，3就是在衣食住行等生活上，我们也没有西方人那么讲究。这是非常极端的说法，但是恐怕现在也有不少中国人是这样的一种看法。公开西化的文化主张出来之后，1935年，有10位著名的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可以说是针锋相对。所谓本位文化，也就是国学的问题。宣言中说到：“中国要有自我的意识，要有世界的眼光，既不要闭关自守，也不要盲目的模仿。”他们认为，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的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我想这提得非常切实。中国本位建设的主张提出之后，坚持全盘西化的人就批评说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版本。当然，这种主张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赞同。尤其是一些学者认为：没有本位意识的话，是绝对不可以与外来文化接触的；一个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绝对不可以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能是让他族文明征服。如果你失去了本位，盲目追求别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为别人的附庸，被其他文化征服。当时的讨论非常深入，而且还提出了这样的命题：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与欧化同义。我们要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化。当时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反思，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争论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在上世纪60年代初，港台的几位学者，主要有四位：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他们当时发表了一个宣言，感叹中国文化“花果飘零”，呼吁要来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当代新儒家的思潮。这个思潮一直到现在对港台还有影响，在内地也有相当的影响，尤其对学界（特别是研究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学者）有很大的影响。时间到了上世纪末，又出现了一次文化热潮。首先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新一轮的西方文化热，主要对象是尼采、萨特等人的思想。当然，在这样的情势下必然会涉及国学和西学的讨论。于是一种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潮又重新出现了。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黄土文化、封闭的文化，没有自我更新的机制。西方的文化是海洋的文化、蓝色的文化、开放的文化、不断进取的文化。这时候也有许多反对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从中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传统文化有包容性、开放性。我们现在传统文化里面很多内容都是吸收了外国文化而融入本土形成的，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会不断发展。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佛教。佛教从印度传进来，开始和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而且冲突还很尖锐———你出家就不能顾家，不顾家就不能尽孝道，不孝则不会忠君。中国的因果观念也和印度的因果观念不一样：印度的因果观念是自作自受；但是中国父母造的孽，子女还要承担，就是父债子还，这种观念在西方和印度没有。在中国，父母的生命在子女身上延续着，父母死了之后，有子女就行了，所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礼仪到观念上，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都有不同，但是我们就把它化进来了。有的我们接受它的，有的他们接受我们的，这样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分都分不出来。此外，我们现在很多传统的东西包括器物、艺术等都是外来的，像琵琶、胡琴都是当时从西域传来的。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有核心特点———和而不同，所以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说法。先秦的诸子百家到战国中期就开始互相的融通，到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的儒释道三教也是这样，但是又都保持了各自的特性，你是你，他是他，我是我。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才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后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家都在思考：新世纪我们的文化应该怎么走向？怎么发展？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亚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崛起，引起了世界的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