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回顾

建国以来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回顾江小涓一、概述建国以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应该包括建国后前30年在“再生产理论”范畴内的相关研究、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在“经济结构”范畴内的相关研究和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产业结构”范畴内的相关研究。据我对有关文献很不完全的流览，迄今为止，国内专门论述这个主题的专著（不含教科书和译著）有50本以上，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达千篇以上。此外，在八十年代初中期，约有20多本述评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文集中，有专章评论经济学界对再生产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的理论研究。[1]改革开放之前，国内没有专门的学科研究产业组织问题。与产业组织相关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以及专业化生产与协作问题，相关问题的专著和论文也较少。我国产业组织的理论研究是80年代中期以来才逐步发展的，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后期，以产业组织为主题或主题之一的专著（不含教科书和译著）约有20本，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也达400篇以上。[2]建国以来，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其讲话和文章中阐述过与产业结构有关的问题，中央许多重要文献对产业结构问题也有过讨论。与产业组织有关的阐述和讨论在改革开放前较少，改革开放以后重视程度明显增加。这些阐述和讨论不仅对我国经济建设实践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经济学界理论研究的方向、框架、内容和方法都有重要影响。此外，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中有几次大的反复，每次都与结构的失衡有直接关系，引起经济理论界对产业结构问题几次比较集中的讨论。在回顾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理论发展脉络，不能离开这些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实践背景。70年代末期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不同观点的争鸣，但基本研究框架受到苏联范式的限定，集中于对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讨论；在产业组织领域，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是重点讨论的问题。80年代初期，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实证分析成为产业结构研究的重点，但仍然主要在两大部类或农、轻、重关系的框架内进行；产业组织研究的重点也是现实问题，重点转为大、中、小企业的关系研究。80年代中期前后，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被介绍进我国，我国经济学界的研究范式向多样化变化，一些学者开始尝试采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框架，产业结构问题和产业组织问题被置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周期、市场结构、经济体制等大背景下进行分析，研究方法从逻辑推理为主转向更多地使用经验实证方法，从定量分析为主转向定量与定性研究并重。下面对建国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分四个阶段简述如下。二·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研究概况（一）经济建设与政治背景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电力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中之重是发展重工业，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额的85%.从1958年开始，由于对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缺乏认识和对自身能力的过高估计，“大跃进”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对一些重要产品如钢产量、煤产量等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增长指标，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畸形、劣质高速增长，国民经济及工业内部主要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日益恶化。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国民经济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提出在国民经济中，要优先安排农业的发展，在工业方面，要优先安排轻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在重工业内部，要加强采掘工业的生产。经过1963-1965三年调整之后，国民经济失调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工业与农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和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趋于协调。这个时期我国产业组织的变化轨迹可以从反复出现的中央集权（条条）和地方分权（块块）的循环中寻找。建国初期，我国采用苏联模式，建立起以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208个援建项目为骨干的大型企业群，主要新兴工业部门建成了以少数技术起点高、规模大、直属中央管理部门的企业为骨干的组织结构。此后这种“条条”为主的管理模式的弊端开始显露，从1957年开始了第一次“放权”（将一批企业由中央管理改为地方管理），由于企业与地方的各种关系理不顺，“一放就乱”，60年代初期又开始“收权”（将放给地方管理的企业收回中央管理）。70年代初期又开始放权，不仅中央所属企业大量下放，而且三线建设中形成一大批新建地方企业，70年代初中期各地还建设了一批“五小”企业，即小钢铁、小化肥、小机械、小煤炭、小水泥。到1975年，五小工业的产量已经占全国钢产量的6.8%、原煤产量的37%、水泥产量的58%和化肥产量的69%.此时中国产业组织的二元结构已经十分明显和稳定。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党和国家领导层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弊端和我国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中存在的问题有所察觉。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即《论十大关系》，提出借鉴苏联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处理好十个重要关系，其中第一条就是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要加快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还谈到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事情，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地方一点机动权都没有。[3]陈云于1957年提出，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一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关系，二是煤电、运输等先行工业部门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三是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关系。[4]但是，这些指导思想并没有能够较长时间体现在具体工作方针上，结构失衡、增长速度大起大落成为这个时期的常态。（二）理论研究概况建国以后到7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理论界没有使用“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这个概念，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归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中，有关产业组织的研究较少，比较靠近的研究领域是专业化分工与协作问题的研究。建国初期，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刚刚起步，主要靠引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整个五十年代，国内经济学界对再生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译介、编著和阐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其中与产业结构有关的研究，集中于两大部类关系研究的研究，重点是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研究，国内学者基本上处于学习、理解阶段，基本上没有争论。据我查阅资料，最早从苏联译介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著作，是诺特金著、健文翻译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概论》，由中华书局1952年出版，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几本苏联教材的译著。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怀仁的《社会主义再生产》，这大概是较早由国内学者编著的再生产理论著作。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关系和生产资料优先发展规律的要点可述如下。按价值形态划分，社会总产品由三部分组成：不变资本价值（C），可变资本价值（V）和剩余价值（M）。按实物形态划分，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社会生产相应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称为第I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称为第II部类。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第I部类1年内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必须多于两大部类1年内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以便第2年有多余的生产资料用于扩大再生产，可用公式表达为I（C+V+M）I（C）+II（C），也可简化表达为I（V+M？gt；II（C）。这个公式在苏联政治经济学中，被表述为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这是我国建国以来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主要理论依据。六十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较为集中地讨论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重点是对马克思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的理解和阐述。由于我国有了五十年代经济建设的实践和经验教训，特别是“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也由于毛泽东、陈云等领导人对农、轻、重比例关系有过与苏联教条不同的论述，开拓了学术讨论的空间，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领域的学术研究气氛活跃。虽然所有的讨论仍然在苏联范式下进行，即在两大部类关系的框架下分析问题和肯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基本规律，但观点的分歧仍然较大，与产业结构直接相关、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以下两个。[5]1·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发生过著名的“一个公式还是两个公式”的争论。有学者提出，除了I（V+M）IIC这个首要的基本公式外，还必须有II（C+M）I（V+）这个基本公式（这里表示M中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部分）。因为扩大再生产一方面需要追加的生产资料，另环矫嫘枰芳拥南炎柿希疑缁嶂饕迳哪康氖亲畲笙薅鹊芈闳嗣袢褐谌找嬖龀さ奈镏屎臀幕枨螅诜⒄股幕∩希嗣竦纳钏奖匦氲玫教岣摺？[6]持这种观点学者的理论依据主要是马克思的如下一段论述：“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一部分剩余劳动必须用来制造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们要超过补偿预付资本所需的数量，总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这些学者认为，这段话明确指出了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就必须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外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只有一个，就是I（V+M）IIC，II（C+M）I（V+）只是一个约束条件，基本公式加上它在两个侧面展开的另两个条件式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公式，说明了扩大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相互制约的关系，并不需要再另立什么其它的“基本公式”。[7]2·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1）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什么。有学者认为，如果I（V+M）IIC成立，就决定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8]另一种意见是，I（V+M）IIC只是扩大再生产得以进行的条件，而不是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条件是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速度快于消费资料的生产。[9]2）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多数观点都认为，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在扩大再生产中的主导作用的同时，需要强调消费资料生产在扩大再生产中的制约作用。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只提出消费资料生产起制约作用是不足的，应该把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中的作用概括为基础作用，因为消费资料生产对整个社会生产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10]3）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数量界限如何确定。学者们提出的条件有：重工业生产能力的实际水平，农、轻、重之间相互需求的适应程度，全社会劳动资源和物质资源，第二部类能够提供的与第一部类相交换的产品数量，等等。[11]4）两大部类比例和农、轻、重比例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农、轻、重的相互关系，反映了两大部类的相互关系，[12]另一种观点认为，农轻重的关系可以是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只是两大部类内部的关系，因此农轻重的关系要比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不应在这两种比例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13]这次讨论是建国以后经济理论界关于产业结构问题比较集中的一次讨论。此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停止。由于两大部类关系问题是建国以来极少数与“姓社姓资”问题距离较远的经济问题之一，研究方法也相对“数量化”，因此即使在建国之后到70年代末期之前这段时间内，不同的观点能够被理论界、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决策层所容纳。这个时期产业结构研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一件事，是我国于1974年到1976年间编制了一个实物型投入产出表。这个投入产出表包括1973年61种主要产品，以产值计算，覆盖了约85%的农产品、30%的轻工业产品、60%的重工业产品、43%的建筑业和66%的货运周转量。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了主要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和间接消耗系数，由此可以比较准确地量化分析产业构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