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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的成长考察——以浦东东方教育评估中心为例第一章绪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也不断加强。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强弱的关键在于人才。因此人才质量的高低决定着一国未来的发展态势,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成败。1.1研究的背景和意义高质量的人才源于高质量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源于高效的教育体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改革的深入进行,在传统教育体制下由政府承担的评估、咨询、培训、融资等功能逐渐分离出来。同时,经济发展使得社会层面对教育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多层次、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已是传统教育体制所不能有效提供的。学校在如何创办具有自己特色的教育、培养高质量的社会需求的人才,在怎样调整好人才培养结构,主动适应人才市场需求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整合教育资源、规范教学管理方面,也遇到了难题,急需外部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更具专业水平的教育中介组织其迅速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力均已初步形成。以发展教育中介组织为核心,重整教育资源和教育模式,已经是大势所趋。然而,我国教育中介组织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展至今,虽然数量在不断扩大,业务范围也在逐渐扩展,但是其发展情况总不能尽如人意。如何清醒认识我国教育中介组织发展面临的问题,如何寻求有效的破解之道,是理论界和实践界都需要给予足够重视的。但是国内对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尚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现有研究成果无法有效满足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的迫切需求。因此加大对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力度,就显得重要而有意义。鉴于此,本文拟在政社分开的宏观背景下,以个案研究为核心,展开对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的成长研究,以期获得对我国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的全新认识。本文选取上海浦东东方教育评估中心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偶然的。上海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教育水平在全国也是居于前列、而东方教育评估中心则是我国民间成立最早的教育评估中介组织之一,其成长过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的缩影。特别是在2005年,国务院批准浦东作为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浪潮的先行先试区。东方教育评估中心在这样新的时代背景下会面2临怎样的发展机遇,会做出怎样的发展抉择,很值得进行研究。1.2国内研究存在的不足从本质上讲,教育中介组织是非政府组织(NGO或NFO)的一个特殊门类,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都离不开非政府组织整体发展,而与教育中介组织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也与非政府组织的研究绑定在一起。通过近期研读相关理论并进行梳理,我发现,国内对于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尽管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研究的深度尚显不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一般是作为非政府组织研究的一部分出现的,缺乏单独的理论著作。其二,现有研究成果中多是单纯从教育学的视角出发,并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严格绑定,其它学科和其它视角未能给与足够的重视和恰当的应用。其三,对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不够深入不够生动,缺乏有价值有力度的个案研究成果。基于上述这些不足,本文拟从政府职能转变与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的内在关联出发,将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放置于政社分开的大背景下,深入探讨其成长规律,以期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1.3研究方法1.3.1理论研究国内对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成果不多,特别是缺少深入的实证研究以及在实证研究基础上透彻的理论阐释。本文在政社分开的背景下展开探讨,就决定了本文的研究不能是简简单单的就教育中介谈教育中介,而是要将其与我国教育需求的多元化、政府职能的转变、公民社会的成长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本文想要探求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我国的教育中介如何发展,还要通过对教育中介组织的研究以深入的认知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公民社会发展所应着重注意的问题和所应合理遵循的路径。这样本文的研究就要综合应用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以非政府组织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和治理理论为主要工具展开理论分析。1.3.2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是本文的核心方法。实证研究一方面是一个解剖麻雀的过程,深入现场,广泛调查,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实现由个别到一般的提升。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也是对理论研究所得结论的检验和修正,通过实证调研,探讨既有理论解释的效度。通过对3浦东新区东方教育评估中心的深入考察,了解一个具体的教育中介组织是如何在政社分开的背景下开展工作、不断成长的。它在成长过程中有着怎样的运作过程,有哪些可以推广的经验,有哪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都是我们所要仔细考察的。虽然我国各个地区的教育中介组织发展水平不同,但是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我们通过对浦东东方教育评估中心这一个案的考察就可以借一斑而窥全豹,对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有更深刻的了解。第二章我国教育中介组织成长的理论与实践2.1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的成长实践2.1.1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的成长历程教育中介组织是市场经济的产物,1978年以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教育中介组织发展基本处于空白。1978年之后,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原有教育体制也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教育领域出现许多新问题、新现象,并且使现有的教育管理体制的有效性受到挑战,而如何在新的形势下理顺政府与各类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之间、教育机构与家长的关系,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满足各方的合法要求和利益,保持学校的活力,确保教育的健康发展,即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行教育体制创新的客观要求使得教育中介组织的作用问题凸显出来。”1但是经济转轨所激发的社会需求本身并不能构成教育中介组织成长的完备条件,教育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还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来释放相应的成长空间。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朝纵深方向发展,教育行政体制的改革时机也逐渐成熟。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为保证政府职能的转变,使重大决策经过科学的研究和论证,要建立健全社会中介组织,包括教育决策咨询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设置和学位评议与咨询机构、教育评估机构、教育考试机构、资格证书机构,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教育决策和管理的作用。”以此为契机,在中央层次,国家教育部开始适当发挥半官方性教育中介组织的作用,建立了一些顾问小组或专家小组,开展政策研究、分析和咨询工作。例如,为“211工程”设立了由各方人员参加的“211工程综合实力评估组”等,负责对高校“211”项目进行评估;在地方1桑锦龙:《教育中介组织建设:教育体制创新的重要环节》,《教育科学研究》,2000年第4期4层次,上海、江苏、广东等省份对教育中介机构给予足够的重视。如广东建立了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广东学位委员会、粤西地区高校校长联席会等半官方或学术性的中介机构。上海成立了上海教育基金会、宝钢教育基金理事会、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等教育基金组织。21999年6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在高中以及以上教育的办学水平评估、人力资源预测和毕业就业指导等方面,进一步发挥非政府的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这一决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第一次可以介入非高等教育层面的教育服务。在国家的鼓励和推动下,一批承担教育督导评估、决策咨询、信息管理、考试认证、资格评审等功能的教育中介机构形成。这一阶段教育中介组织的创生动力来自于教育行政部门自上而下的推动,教育中介组织与教育行政部门之间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血缘关系,这部分中介组织在性质上属于国家事业单位。随着市场经济对社会整体影响的扩大和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教育领域本身亦发生了重大变革。国家鼓励社会捐资或集资办学,并逐步下放教育管理权,使得民办教育迅速发展,教育供给呈现多元化的趋势。2003年9月1日《民办教育促进法》施行,从法律的高度保障了民办教育健康发展。《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章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可“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评估(民办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同时“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中介组织为民办学校提供服务”。民办学校对自身办学效益极为关注,它们为教育中介组织创生了巨大的发展空间。2.1.2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特征我国教育中介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十多年间,其成长过程有一些明显的特征。①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的时序差异。纵向看,我国教育体系包括义务教育、高中和中专教育、高等教育三个层面。教育中介组织最先是在高等教育层面出现的,其后逐渐扩展到非高等教育的高中教育层面。在九年义务教育层面,教育中介一直未能有效介入,这与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刚性规定是相关的。横向看,民办教育的中介服务组织发展比较迅速,而公办教育除了高等教育层面有国家支持的教育中介组织开展活动外,民间教育中介组织的活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②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的地域差异。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地区2阎光才:《政府、高校间中介机构的作用和职能运作——兼论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发展走向》,24-2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5的教育中介组织成长有很大差异。根据近年来的统计资料。教育中介组织较多的省份有山东、湖北、江苏、浙江、四川,这几个省份都是人口较多且经济发展居于全国上游。在四个直辖市中,北京居首,上海次之,重庆第三,天津第四。在六大行政区中,华东最多,其次为华中,东三省居中,西南位居最后。3③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的路径差异。我国教育中介组织根据各自出身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包括教育行政部门改革而形成的教育中介组织、教育行政部门原有事业单位转化而来的教育中介组织和民间自发生成的教育中介组织。这三类教育中介组织涵盖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混合成长三种路径。就数量而言,我国大多数教育中介组织属于第一、二类,第三类教育中介组织甚少。就影响而言,也是第一、二类教育中介组织影响远远大于第三类。42.2我国教育中介组织成长的理论分析2.2.1政府失灵与职能转变任何政府都有其相应的职能,政府职能的产生与政府的产生是同步的。但是对政府职能的完整阐述却是在西方最先完成的。西方政府职能理论自产生之时起就存在两种不同的分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都倡导有限政府理论,主张将政府职能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同时他们认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在亚当·斯密那里,政府职能被严格的限定为三项内容:①保护国家安全,使其不受外来侵犯;②保护社会上的个人安全,使其不受他人的侵害和压迫;③建设和维护某些私人无力办或不愿办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5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单纯的市场调节的缺陷逐渐显示出来,也就是存在“市场失灵”。凯恩斯等经济学家主张国家干预理论以市场失灵为起点,分析了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必要性,大大扩展了政府职能的范围。二战以后,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政府分成了配给、稳定、分配和转让等四个部门,并指出,“这些划分不等于政府的通常组织机构划分,而应被理解为政府机构的不同功能”。6经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滞胀”之后,人们认识到,单纯的政府调节也不是万能的,也会存在政府失灵。政府失灵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其一,政府干预经济活3张云德:《社会中介组织的理论与运作》,第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颜丙峰:《教育中介组织的理论与实践》,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746【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2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6动达不到预期目标;其二,政府干预虽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成本高昂;其三,干预活动达到预期目标且效率较高但引发了负效应。由于存在政府失灵,因此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确认政府的合理职能领域就显得很必要。正是在此基础上,非政府组织理论迅速发展起来,其主张通过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来完成政府无力完成的公共服务,从而同时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我国自新中国成立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全能型政府,政府垄断了几乎全部的政治、经济、社会职能,“这种全能型政府实质上也是使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与国家成一体化状
本文标题: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的成长考察初稿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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