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我国经济状况与分析

建国前我国经济状况与分析黄赛1949年建国前，中国的经济极端落后，总产出增加得非常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与腐朽的统治和残酷的战争是分不开的。19世纪末出现的规模仍小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有相当可观的增长，但却影响有限。劳动分工和职业结构的变化非常不平衡，沿海和大城市与国际市场相联，有较高的分工水平，很多新的职业和产业在这些地区出现，而广大农村和内地基本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只有占收入比重很低的产品在大约70,000个地方性集市中交易。也就是说中国农村大约分成7万多个地方性基本自给自足的社区，外国商品很难打入中国市场。由于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沿海城市与其说是国内分工的交易网络的中心结点，不如说是与外国经济分工和贸易的延伸结点。传统的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外国产品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竞争压力，因而使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有机会发展的看法是武断而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使很多工业项目因缺乏所急需的设备不得不延缓。中华民国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的调查记载了租佃契约的多样化，220县租地压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国民政府1934年的调查报告说50.7％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21.2％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字分别为60％、15％和24.62％，而劳务租占0.24％。整个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是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无知而接受的一些政党的机会主义口号。一些政党（例如国民党）用这种口号利用人民对经济学的无知，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其后果是破坏了有效率制度形成的机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由于这类口号给国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国家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大私人银行通过与四大官方银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结等坏资本主义的特色出现。民国后期由于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失利，金融财政体系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200％。因此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工具，人民纷纷弃纸币不用而回到商品货币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使纸币改进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发挥，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生产力崩溃。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制定政策、采取措施，鼓励和保护民族工商业，使得民营企业在晚清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得以延续，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迅猛发展的态势。但是，由于政府羸弱、外资入侵以及民营企业自身不利因素等多种原因，民营企业最后又纷纷走向衰败。例如1936年中国全部21761公里铁路中，由外国直接投资修建和借外资修建的占到了91%；中国出口的80%和几乎全部进口贸易为洋行垄断；中国的铁工业除土铁外，几乎全部为日本所控制。民国初期，在职官僚纷纷利用政治特权举办企业。从1927年到1949年，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豪门资本力量，包括资源委员会掌握的管营资本力量，处于绝对强势。例如，1934年，荣氏申新企业发展面临困境，向实业部申请援助，结果实业部部长陈公博想乘机侵吞，用三千万来夺取申新八九千万元的基业，荣宗敬气愤难平发出了“民商何罪，申新何辜”的呼号。民国38年里，民营企业一直处于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倾轧下，在夹缝中艰难地寻求生存和发展。建国前，我们面临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全国金融体系几乎崩溃，经济秩序紊乱，一片萧条的景象。附图：宋子文广东政府靠赌资发军饷民国21年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