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何以仇富情绪越来越严重

香港社会何以仇富情绪越来越严重？香港是个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里都算得上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个曾经为不明真相的许多国人向往的美好社会，可是，就是在这样的美好社会里，居然仇富情绪越来越严重，这说明什么呢？笔者在此不想多作讨论，还是请大家细看相关新闻报道吧，同时贴出本人关于仇富的相关旧作供大家参考。笔者的结论很简单：凡私有制，必定是人剥削人的社会，而要剥削人，就必然产生两种对立不可调和的阶级即：穷人和富人。而且在产生穷人和富人这两个对立阶级时必然会出现一个最现实的结果，那就是穷人永远是大多数，而富人永远是少数。富人极力维护私有制，而穷人在无法忍受穷困时将必定造反。历史就一直是这么发展的，要破除造反的历史规律，只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社会主义社会，别无他途！下面是凤凰网相关报道地址：吕宁思：香港社会仇富情绪为何愈加严重下面为本人旧作地址：仇富推动历史前进--将仇富浪潮进行到底！附文：為我们社会的未来建言—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告全港市民书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文章来源：乌有之乡点击数：5686更新时间：2009-6-29文章属性：热荐★★★香港，往何处去？该往何处去？香港是一个可悲的城市。我们物质富庶，在世上数一数二，但只有很少人可以快乐自在地过活。我们大多数人，日夜处於激烈竞争中，超时工作，用健康换取微薄酬劳，弄得筋疲力竭，连身边人也关爱不足，别说关心其他事，其他人。我们的感觉开始麻木，见到长者拾荒、流浪汉露宿街头和失业男女一双双彷徨的眼睛，都无动於衷；察觉到发展商霸佔公地、建屏风楼、滥伐树木及胡乱倾倒废料，都坐视不理；就算知道有基层市民要出动子女帮手做清洁工才仅堪糊口，亦不会觉得是僱主无良而是这些家长残忍。在主流经济学掌管舆论的影响下，我们都以為，以上种种问题都是自由市场的事，不关乎社会公义，乃社会不断发展下的正常现象。要发展，要进步，要丰衣足食，便要竞争；讲竞争，自然讲求效率，自然有所牺牲。优胜者，有丰厚的物质回报；失败者，只有遭市场淘汰一途。个人如是，草木如是，整个城市亦如是。只要让市场自行调节，问题便终必解决，便合乎公义，政府及其他人无须操心，更不宜插手。我们都认定这套自由市场理念是香港和香港人的成功之道。我们都被教导：我们要相信市场，别质疑它，彷彿一切為市场所作的牺牲，姑勿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都万分值得。可是，一场金融海啸，却把这个神话拆穿了！我们社会的繁荣富裕，不过是一部分建筑在对落后国家及地区的剥削和压榨之上(註一)，一部分则依靠经济泡沫的财富效应来催谷和支撑。地產及金融界的金钱游戏便最明显。它鼓吹无节制的借贷，製造资產会不断增值的假象，诱使普罗市民押下老本，争相高价买入成本其实不高的砖头及随时一文不值的「公仔纸」。一班房地產大亨、投资银行和基金经理、跨国企业总裁就乘机上下其手，愚民而自肥。但信贷泛滥所造成的经济泡沫，在爆破之后，对这批始作俑者来说影响甚微，受害的反而是社会上大多数踏实工作的人。但我们的社会却似乎没有人去追究他们的行径，甚至不觉得他们有错。到底是甚麼东西作怪，令这些商界权贵巧取豪夺而毋须负责，埋下全民遭殃的祸根；使我们过去甚至把他们捧上天，任由他们支取与其能力不成正比的鉅额收入呢？自由市场神话的破灭这祸首，正是那「自由放任」的市场—这一点，连毕生信奉自由经济的前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这种市场环境，得力於一群经济学者和评论员到处散播市场放任主义的意识型态，早已在全球各地开花结果。是故，金融海啸的祸害也扩散得如此深广遥远。所谓市场放任主义，师承自佛利民的经济学说，即紧守著「自由市场至上」、「大市场小政府」及「拒绝政府介入市场」的教条，标榜低税率及资本自由流通的政策，要把整个城市的发展路向及各种社会、经济、文化资源交到商家手上，用企业管理思维治港，广泛推行外判及合约制，并把公共资產和事业全面私有化。也就是说，在市场放任主义之下，我们整个社会的各个部门都应该服膺商业逻辑，以谋利為第一目的。我们因此不应以社会公义為原则调配社会资源，而应只著眼如何谋利，应尽量避免社会福利，避免以税制作社会再分配，而应把我们的社会资源，都交在大商家、大财阀的手中，由他们之间「自由竞争」，社会资源就会被好好运用，社会就会进步。这种市场原教旨的思想，一直掌管著香港人的意识形态，结果如何？因市场而堕落的社会香港多年来都受到美国右派智库的青睞，获封為世上经济最自由的城市，我们不少人也引以自豪。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崇尚弱肉强食的石屎森林之代名词！我们固然没有最低工资、最长工时、集体谈判权、公平竞争法或反垄断法—主流经济学认為会妨碍市场的正常运作—市民因而受尽大商家大集团欺凌和剥削；政府亦没有好好监督那些垄断了公共民生事业的大财阀，遏止它们想方设法搜刮民膏、疯狂加价。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包括福利、医疗、教育、环保、文化、社区发展等等，统统以经济利益為先；在这裡过活的人，有工作的没工作的，都要尽办法增值和提升所谓竞争力，免遭淘汰，生命尽受所谓自由市场的主宰，活得一点也不自由。更糟糕的是，大商家大集团掌握住无数经济及文化资源，可以开动各色宣传机器，进行疲劳轰炸，向市民大眾贩卖无穷慾望，左右一般人思想、感情、良知、品味和创意，以至人生。明明现今社会的个人发展空间和机会给既得利益者霸佔得七七八八，他们还以过来人的口吻，不断向年青一代和经济弱势社群灌输靠个人努力脱贫致富、自由市场没有限制因此机会平等的想法。明明社会贫富悬殊的程度比得上第三世界国家，跨代贫穷不禁令年青一代绝望，可耻至极；那些自由市场的信徒，仍在四处宣扬「贫富悬殊乃经济发达地区的必然现象，无须处理，以免妨碍社会整体的发展」。明明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与现实世界完全脱节，权贵的附庸和市场的信徒居然仍以「市场会自我调节」為由，阻止种种保护和关怀弱势的政策和措施上马。偏偏，我们就是执迷地相信，失败者都是咎由自取的。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反省过，真正失败的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发展太单元，太偏重大财阀大财团利益，太缺乏人文关怀的社会！一个决意提升全民生活质素的理想社会，必尽力研发出更能切合不同人需要、发挥不同人个性及潜能的体制来。但香港的管治阶层从来没有这样做。他们只看到市场。市场只看到钱，看不到人。市场，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我们社会的紧箍咒当然，诸如黎智英、杨怀康、施永青及狮子山学会诸君，这些自由市场的信徒，对这些事实一定不同意。但在你们砌词反驳前，请先回答以下问题：人，究竟為何而活？人，只是一部尽力挣钱的机器和一隻只要有钱花便满足的消费动物吗？经济发展究竟又為了甚麼？一种只有让少数人得享好处的经济发展，我们要来做甚麼？自由市场，在你们口中是乌托邦，它带来的理应不只是温饱生活，但為何活在香港这个经济自由之都的人，总是处於压力和忧虑中，一点也不自在呢？到底任由大企业与普罗市民竞争的自由市场跟只讲弱肉强食的奴隶社会有何分别?你们口中所说的自由市场天堂究竟是甚麼模样的呢？这天堂又有甚麼我们非投奔不可的理由呢？还有，為何我们的社会根据自由市场理论发展多年，如今却「一铺清袋」，一点天堂的感觉也没有？為何我们这个城市的面目和社会的精神面貌会越来越丑陋和畸形，越来越容不下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整体市民的平均快乐指数，亦远远及不上你们最看不起的北欧福利国家，或不丹这等欠经济发展的小国？这其实简单不过：因為，完美的市场根本只是一种假设，一种信仰。(註二)即使是自由经济评论家最相信的数学模型，亦已经有数学家证明在一般环境下单顾私利的行径，不会带来整体最优。个人的理性可以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而金融海啸正是各个金融巨头用符合自利理性的博弈所產生的不符合整体理性的灾难后果！(註三)建構以人為本的社會事实摆在眼前：唯有打破迷信市场的心魔，唯有对大财阀大集团施加更多限制，唯有更针对性地把社会的资源向中下层—而非上层—倾斜，先大幅改善弱势阶层的生活和个人发展空间，再让经济增益的效果往上渗透，惠及全民；那在寻求香港出路之时，才不致蹈数码港的覆辙，名為重大建设，实在是向大财阀输送利益！事实上，我们亦不需要再追求大幅度的经济增长：这会造成不必要的巨大浪费，加剧对地球资源的虚耗和自然生态的破坏。我们社会本已有足够的财富，只是我们的分配是如此不均，财富都集中在小数人手上，社会大眾却只能分享、互相争夺小部分的财富，资源都不能好好活用，社会发展才会走入死胡同。要扭转我们目前的困境，最有效及最环保的方法是重新分配社会严重不均的财富。那香港应该怎样走下去呢？我们有十点具体建议：一）早日落实双普选，打破现时政商权力结构，為人文社会奠基。没有由人民选出来的政府，我们就谈不上人民的意志会在政府中得到贯彻。那麼，我们谈何建构一个以人為本的社会？更何况，现时封闭的政治体制，根本就是向资本家倾斜，中央政府只会在商家和技术官僚之中「拣卒」，选出香港的领导层；由这些人来领导香港，他们只会一直依从其阶级利益主宰香港。要领导香港摆脱商业逻辑、新自由主义的垄断，怎能让他们继续垄断香港的政治权力？只有早日落实没有门槛的行政长官、各级议会全面普选，我们社会上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权力结构才能有被打破的可能，我们才能在政治体制上為一个以人為本的社会奠下基础。二）打破土地垄断，减低营生成本，建构以人為本的经济空间。我们社会应放弃高地价政策，尽快增加土地、公屋及居屋的供应，打破地產商对土地资源的寡头垄断。此外，向位处公屋及旧区的小商户提供减租优惠；并尽快立法限制连锁式经营的大集团佔领匯租户的比例，以及设立加租上限，保障老租户的经营权益，减少小商户的营运成本。领匯的管理层如有真本事，理应有能力在维护原租户的权益之前提下开源节流，增加营运效益，而非一味向基层商户开刀，迫走他们，腾出舖位让大集团进驻开分店，唯利是图，罔顾民生福祉及社会责任。高地价政策是大地產商足以垄断土地权力的主因：只有小数地產商有足够资本掌握大量土地，令他们可以联手抬高租金，牟取暴利。高地价政策下的高昂租金，实际上等於由大地產商代政府抽一种间接的「地產税」，大大加重一般经营者负担。他们一是将成本转嫁至消费者身上，一是扣减工人的薪水以压缩成本。换言之，大地主之所以岁岁赚大钱，相当大程度上，是来自对普罗市民可动用收入之严重剋扣，并非因為他们有甚麼超卓的赚钱才能。另外，昂贵地租还是一个紧箍咒，经营得法的商户，其盈利有很大部分要进贡给大地主，使得他们变相成為地產商的另类僱员；欠缺资本的个体户或有意创业者，则受制於租金超高的门槛，守业或存活能力大大削弱了，难以尽情发挥所长。大地產商付出有限的资源和努力，便坐收渔人之利，勤奋拼搏的则要苦苦撑持，根本便违反鼓励人们尽情发挥潜质和创意的公平原则。高地价尚有一种长远的负面影响：多元的民生及文化事业从底层拾级而上的发展空间被扼杀了。以西九為例，在昂贵的地皮上兴建华丽的设施，容纳的只会是高档的票价高昂的舶来文化及艺术表演和高消费力的中上阶层。文化艺术变成某种人士的专利，平民的本土的地方文化艺术，不会得到所需要的帮助，从而逐步发展。基层的艺术品味、创意和欣赏能力得不到重视和培养，西九最终只会再一次成為地產商「掠水」的肥肉。我们可以见到，香港的高地价政策，实际上是香港走向今时今日大财阀操控全港经济命脉的格局之起源。如要為香港的未来发展寻求突破，此超级障碍必须消除，让市民大眾的能力和有限资本能全面释放出来，重建有本土特色和情怀的草根生活，扩大小商户与文化事业的生存空间。三）修订税制和加强社会保障，以社会公义為社会再分配的原则，使我们的社会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政府尽快推出失业救济金，并增加标準税率及利得税，恢復遗產税，使社会的分配更為合理、公平。市场的信徒自然反对。他们认為一个人凭自己的才能赚取到丰厚收入，不应该被政府抽去扶贫。但在香港或美国，那些赚大钱的地產及金融业精英真的是能力与收入成正比吗？像马多夫？像那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