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先进事迹材料

普法先进事迹材料：普法的好“旗手”他，是普法的好“旗手”。他36年如一日，不顾77岁的高龄，依然奔波于为群众送法、普法的羊肠小道上，陪伴于为群众调解、咨询的服务现场，为了人民调解和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终日奔波、殚精竭虑。行万里路、解百家惑，他是群众认可的普法“宣传员”普法工作是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促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从“一五”到“七五”普法历经35个春秋，他是普法工作全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践行者。每个“五年”普法期间，他总是认真对照上级普法规划，因地制宜制定本地普法宣传计划。计划制定后实施是关键，每个“当圩日”及每年的“3.15”、“6.26”、“12.4”等特殊时间节点，在集镇热闹处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不是在发宣传资料，就是在接受群众咨询，对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他总是不厌其烦、详细讲解，直到群众领会、满意为止，使广大群众真正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还利用闲暇时间自编普法“打油诗”、自编“法治小品”、自制法治“黑板报”，带领自己的“老班底”，通过各种形式在乡、村、组拉网式宣传。30多年来，他为群众免费开展法治培训390多场，制作法治“黑板报”370多期，发放自编《心中有法梦成真》普法打油诗5000份，自编自导法治小品16部并组织演出展示38场次，接受群众法律咨询20余万次，是该县普法工作的一面“旗帜”。知千家难、调百家忧，他是周边群众信赖的“和事佬”在30多年的司法实践工作中，他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调解秘诀：即四心调解法（诚心、真心、耐心、专心）和调处五字功（排、调、度、巧、廉）；为了方便群众少跑路，2016年4月他在自己的家里挂牌成立了工作室，随时为老百姓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矛盾调解服务。在主持调解工作中，他跳出传统调解模式，注重“有理大家评”。遇到复杂的矛盾纠纷时，他会请来当事人亲属代表、邻居、村委会干部以及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组成调解组，来一场“有理大家评”，并且巧妙地运用发生在身边的案例以案释法，充分利用法律的武器和舆论的力量，让矛盾纠纷得以妥善解决。自1985年从事基层司法工作以来，他主持调解了纠纷矛盾240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62件，调解成功率达100％，帮助当事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200余万元。因为调解工作做得好，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母舅”。老当益壮、无私无畏，他是抗击新冠疫情的“排头兵”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发生时，77岁高龄的他第一时间向县慈善总会捐款1200元，在整个抗疫过程中他老当益壮，越是艰险越向前，充分展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担当”。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正月初二镇政府要求每个村（社区）成立“疫情防控服务队”，下到一线开展“抗疫”工作，需大量招募“志愿者”。他知道后第一个报名，并说：“我70多岁了，应优先成为志愿者，万一有万一，无牵无挂！”他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真让人感动！他“蹲点”的社区是镇政府所在地，辖区人口近2000多人，人口分散，有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不小压力。面对挑战，他和社区干部发扬连续“作战”精神，逐户排查，确保村不漏户、户不漏人。重点排查从湖北及武汉返乡人员，登记造册，询问其身体情况、活动轨迹等，并对该类人员密切关注。在入户排查登记中，少数居民有抵触情绪，甚至恶语相向。面对不配合的居民，他总是耐心细致地解释，告知居民新型冠状肺炎的严重程度，安抚居民们的情绪。在疫情“肆虐”前三个月，他始终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奋战在防疫第一线，他挑灯夜战，一晚自编了题为《依法抗疫保平安（18句）》的抗疫“打油诗”并编印散发1500份，制作了图文并茂的抗疫宣传专栏6刊，联合其他志愿者散发抗疫宣传单3000余份。积极探索、创新普法，他是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的“探索者”以前在我县一些农民逢事必闹、十分蛮横，法治意识相当薄弱，导致一些矛盾纠纷不仅没有得到及时就地解决，反而叠加交织、演化升级。怎样破局，怎样改变这种现状？如何将法治理念渗透进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调查发现一个不争的实事，我镇近几十年未发生大的群体性事件，矛盾纠纷基本上内部“消化”，连上访人员都很少，社会治安、社会风气这边“独好”！这一切得益于“法律明白人”36年如一日对村民不断的灌输“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维；得益于他36年如一日对普法、调解工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诚心实意的奉献打下的坚实基础。正是因为受普法调解成绩的启示，县委政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从2015年开始，探索推行一户一位“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模式，由于成效显著，现如今“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已在全省推广，作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经验”的探索者和践行者，他居功至伟！到目前，全县已累计培养“法律明白人”61000多名，其中骨干5500余名，他们活跃在县乡村社会治理一线，充分发挥血缘、亲缘、地缘“三缘”优势，当好社情民意信息员、政策法规宣传员、矛盾纠纷调解员“三员”角色，讲好农村法治故事、化解邻里矛盾纠纷、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有力推动了全县“法治”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