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奋斗历程及启示

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奋斗历程及启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回顾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历程，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具有重要意义。一、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鉴于中国原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直接走入社会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过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在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基础上，再将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各类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地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到1953年，抗美援朝取得了重大胜利，新解放地区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经过3年多的努力，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国营经济得以建立并起到领导作用，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的利用、限制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人民民主政权更为巩固。195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从1953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5年中共安排限额以上大中型企业694个，其中156项是由苏联援建的，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一五”计划实施后，全国掀起了工业化建设的高潮，并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期间，建设了一批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工矿企业，生产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第一辆汽车，迈出了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步。在国家工业化起步的同时，社会主义改造也顺利进行。在农业方面，早在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我国互助合作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到1956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到这时，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共有100.8万个，入社农户10668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从实践上看，在1953年以前，重点放在工业中的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和商业中的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1954年到1955年底，是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发展阶段。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工作会议，确定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后，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原来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公私共有，转归国家支配。这时企业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了。1955年底和1956年初，各地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到这一年的第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各地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对于手工业的合作化，主要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社会主义改造尽管也有一些不足，如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但在这样复杂、困难、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经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很大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和了不起的奇迹。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也是在这一年我们党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和主张，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经过几年的思想改造，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议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次会议深刻总结我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从1957年6月8日开始，由于对形势作了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反右派斗争之后，党的领导人试图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加快发展生产力，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对建设社会主义急于求成，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1958年全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过程中，全国人民以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干劲。但是，“大跃进”以高指标、“放卫星”为特征，严重脱离实际，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助长了瞎指挥和浮夸风，并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同时，由于高指标和浮夸风的影响，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加之从1959年起，我国连续3年遭遇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困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严重的困难使人们一度发热的头脑清醒起来。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于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在共和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全国人民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忘我工作，涌现出了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无数英雄模范人物。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石油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成了大庆油田，实现了原油和石油产品自给。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然而，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之际，“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严重地混淆了敌我，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因此，必须对其彻底加以否定。但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在此期间，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广大工人农民仍坚守在生产一线，许多知识分子克服困难坚持科学研究，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是从1956年至1976年的20年间，虽然曾走过弯路，出现过挫折，但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做了重要准备。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当时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没有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事业取得了重要进步，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实践的经验很少。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能是在摸索中前进，因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就难免走弯路、出现失误。正因如此，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这些经验与教训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必须使生产关系的变动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等。邓小平同志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从这个角度上看，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进行的探索，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