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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锡经济开发区深圳产业对接会上的主旨发言: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创新的未来我们今天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们的国家、企业、技术创新意味着什么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由中美关系的变动引起的。大家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现实是中美已经陷入了一种深刻的新型冷战状态。上一个冷战,即美苏之间的冷战,经历了半个世纪。所以我们要思考接下来至少半个世纪的事情,而不仅是五年十年的事情。不论是学者、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都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走?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导致国内环境的变化,国家最近提出了双循环,即国内国际大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必须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对方向性的东西不能误判。一、世界为何进入了大变局时代?我先给大家介绍世界大变局未来发展的几个大趋势。第一个大趋势是中美两国的技术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第二个大趋势是中美两国的技术脱钩是不可避免的,但中美是否完全脱钩取决于中国自己的开放程度;第三个大趋势就是中美技术脱钩,也会导致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脱钩,但脱钩程度也是取决于中国自己的开放程度;第四个大趋势是中美不可避免最后会走到军事竞赛的道路。一方面,大家不要害怕军事竞赛,军事竞赛也可以推动技术进步,美国每一次技术跨越性发展都是跟战争有关系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军事竞赛如果搞不好就会置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于死地。所以,下一步中国必须要加紧军民融合体制的改革,不改革我们在中美竞争中会处于劣势。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中国会形成一个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相结合,以企业为主体的开放性技术市场。珠三角与长三角,在国内甚至在世界舞台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竞争力的技术创新体系。这两大经济区域在中美技术竞争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提高创新能力不仅仅在于技术本身的进步,更在于创新体制的进步。我们现在很多IT企业面临那么大的困难,就跟我们以前太注重技术本身的进步,而忽视了创新体制有关系,也忽视了地缘政治变动对技术的影响。今天世界大变革是由什么引起的?简单地说,有两个因素。第一是美国的相对衰落;第二是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两个国家的变化决定了今天这个世界格局为何发生了变动。但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美国实际上还是很强大,它的衰落只是说中国崛起太快了。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一个新兴大国会不会挑战一个现成的老牌大国。现在美国担心中国在挑战自己,这造成了地缘政治的大变动。美国今天的对华战略,我把它概括成“四全”模式。“四全”模式是指用全政府、全社会、全世界、全方位的模式来攻击中国。美国的这些想法当然是异想天开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不管怎么样,这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美国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再一次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中国近代晚清被西方打败以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就一次一次被打断,前面几次我们的现代化都是被日本人所打断的。今天美国人其实也很清楚,中国太大,很难围堵中国;中国已经改革开放40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美国围堵中国也太晚了一些。美国会怎么办呢?这两年我们国内在讨论两个陷阱问题,即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美国现在很明确,如果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中国就永远没有能力来挑战美国了,也就是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了。所以,美国意图从技术冷战开始,再延伸到各个领域遏制中国。二、中国应如何应对中国怎么办?美国对中国的策略会不会达到预期目标,主要取决于中国怎样回应。如果美国人一拳打过来,你毫不思考地反击一拳,会是一种情形;如果根据中国古典哲学(像太极拳)那样回击,又会是另外一种情形。我觉得中国要思考如何理性地去应对美国,而不能被情绪主导。首先,我们要对美国有一个客观评估。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它没有绝对衰落,美国还在进步。美国的媒体报道美国负面新闻,中国媒体也报道美国负面新闻,所以我们很多人容易产生幻觉,以为美国已经不行了。但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我们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大国的衰落是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不会一下子衰落的。中国工信部部长苗圩曾表示,美国还是世界制造业的第一梯队,日本和欧洲是第二梯队,中国是处于第三梯队跟第四梯队之间。经济上,美元的霸主地位没有被替代。军事上,美国的军事依然是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今天的问题主要是治理体制问题。从1980年代到2008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波超级全球化,美国是超级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但美国的老百姓中很大部分人不是受益者。因为美国内部治理不善,收入和财富分化,美国已经由引以为傲的中产社会变成现在的富豪社会,从全球化所获得的巨大的利益落到了少数人手里。从二战后到1980年代,美国的中产阶层一度达到70%,但今天的美国中产阶级不到50%,20年时间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说不过去。奥巴马总统在位8年,美国中产阶级比例下降尤其严重,没有奥巴马就不会有今天的特朗普。新冠疫情以来,大量美国人开始骂比尔·盖茨,现在美国人的仇富心态可见一斑。从社会治理看,美国以前是西方民主的典范、精英治国的典范,为什么会堕落到今天的程度?就是因为社会不公平,所以这是治理体制的问题。近代以来,西方发展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治跟经济分离开来。今天美国所经历的危机当然很深刻,但是可能还比不上1960年代越南战争和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的时候。中国媒体热衷报道美国的社会负面,导致大家容易产生误判,认为美国已经衰落了。但实际上中国跟美国的差距还是巨大的。其次,从技术创新看,我们应该承认中国还只是技术应用大国,而不是技术原创大国。近代以来大部分的原创技术都来自于西方,包括我们的“两弹一星”,如果没有钱学森这些优秀知识分子回来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研制出来。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我们依然会处于技术应用阶段。从应用到原创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再次,美国的脱钩政策有两个领域可能成功,一个是所谓国家安全领域,美国会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要求甚至强制高科技企业回归;还有一个领域可能是医疗物资,医疗企业的回归已经开始了,我们很多人把这理解为“去中国化”,但我觉得医疗物资是和老百姓生命攸关的,不可以全部放到海外生产。根据美方的估计,美国85%以上的医疗物质依靠中国供应,97%的抗生素依赖中国,这是不合理的。但其他领域的产业转移,不能说是脱钩或者说“去中国化”。在中美贸易战之前,西方一些企业已经从珠三角和长三角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提高了,我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了,这是正常的经济行为。所以,我们对中美关系变化的解读不能太民族主义化。三、中美竞争的本质是技术竞争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必须搞清楚,中美的竞争本质上就是技术竞争,不是像以前的所谓的陆地之争,美国没有任何意向,要像侵略其他国家一样侵略中国。美国对中国的围堵能不能阻止中国崛起,关键还在于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中国的短板就在于原创性的技术不足。1980年代以来我们很自豪,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制造业工厂。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概念需要纠正。中国1980年代以来基本上是一个技术应用大国,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世界制造工厂,更确切的说法就是中国组装,我们下一步要思考如何从中国组装转型成为中国原创,原创的东西才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大国重器。我们要思考怎么样解决原创性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需要什么?技术的本质就是开放与市场,技术一定要在开放状态下才能进行创新。这一点,中国本身就有很深刻的教训,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就是巨大的遗憾。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事物的全部面貌。在学术方面,印刷术导致了西方的宗教革命。火药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指南针在航海方面的应用开启了世界的新篇章。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就是火药跟指南针的结合,使西方强大起来。遗憾的是,尽管四大发明是中国的,但中国因为明清以后封闭起来而没有让四大发明发挥出更大作用。我最近在看美国人写了一本《火药时代》的论著,非常有道理。西方就是靠火药、指南针强大起来的。中国作为火药和指南针发明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成为海洋帝国呢?就是因为封闭起来了,我们火药主要是用来放鞭炮和娱乐。指南针更是太可惜了。没有指南针,哪会有航海时代?我们却用指南针来看风水。国家封闭后我们不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苏联的教训距离我们这个时代更近。苏联也有技术创新,但它是封闭式创新,没有市场。苏联封闭式的创新早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因为缺少应用市场,创新很难持续。美苏冷战总体来说就是开放打败了封闭,市场打败了计划,这两条是最基本的。当然戈尔巴乔夫的判断失误也扮演了一定角色,但基本上还是因为苏联不开放、封闭性地发展。另外一个原因是没有市场,技术开发需要大量投入,技术有了,但没有市场它就很难收回投入。美国做到了开放式创新,拥有市场,所以它是可持续发展。苏联是封闭性的,没有市场。四、中国的技术创新需要什么中国需要吸取苏联的教训。中美军事竞赛可能难以避免,中国不怕跟美国进行军事竞赛,但必须坚持开放和市场这两个原则。所以我们一定要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历史上看,每一次战争都有效推动美国的技术进步。中国的经济体制怎么改革?国企要不要竞争?我觉得国企必须竞争,但国企不能跟民企竞争。最近在讨论竞争中性,这是非常理想化的,我不认为国企跟民企之间能做到竞争中性。我们要承认这个现实,国企只有跟国企之间竞争才可以说竞争中性。按这样一个思路,我觉得要思考国企民企的边界怎么划分。最近大家都在说要学新加坡的淡马锡式制度。淡马锡模式有科学的地方,也有不科学的地方。我们要学习淡马锡科学的地方,比如坚持市场商业原则。但中国的国企复制淡马锡的投资模式,我觉得会很糟糕,中国国企可能把所有民企都扼杀了。淡马锡就是像个投资公司,看哪一个公司好就国家投资。新加坡的民企非常弱小。中国如果这方面学新加坡的话,会马上走向衰落。中国一定要做到三层资本之间的均衡。西方污蔑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是错的。中国既不是说西方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西方这样的自由资本主义,中国是个混合经济体。如果大家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就会看到中国从汉朝到今天一直是三层资本、三层市场,顶层是国有资本,底层的是庞大的中小民营资本,中间层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互动层。中国的三层资本均衡时,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好。如果出了偏差,国家经济就出现问题。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中国都是三层资本的有效分工合作。这是中国的文明性。国有资本的控制与民营企业的逻辑不一样,国有企业的逻辑应用跟民营资本的应用逻辑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些领域可以交给国企去做,例如公共服务、自然垄断领域,但国有企业必须是多个国有企业竞争,不能一家垄断,垄断不会进步。更多的领域需要开放给民营企业去做,让民营企业互相竞争。国企和民企分领域的改革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这么多年来,西方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对中国耿耿于怀。我们确实要意识到,技术应用方面我们遇到了瓶颈,原创性的技术必须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研发投入很大,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模仿能力又强,就没有企业会去投资技术研发。研发的资金比例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也同样要提高才行,否则没有企业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投入研发。技术创新是个中产阶级的现象。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我就提出中国下一步需要把中产阶级的规模做强做大。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方环保可能没那么重要,但对中产阶级来说环保最重要。技术创新也是如此,搞原创性的东西一定有风险,只有中产阶级才能承担这种风险。但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太少,只有4亿人口,30%都不到。中产阶级达到60%及以上的时候,技术创新可能才会蓬勃发展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搞软基建而不是新基建,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这一块我们都需要做强。通过软基建的建设把中产阶级做大。中产阶级是创新原创性的非常重要的抓手和主体。总体来说,我觉得中国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但下一步的发展,知识经济的核心就是技术,技术非常重要,而技术又跟中产阶级相关。技术创新是中国通往2035目标的关键,也是通往2050国家强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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