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08中国三农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三农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教案）一、中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基本思路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继土地改革运动之后发动的又一场导致农业和农村发生重大变革的运动。这场运动因其规模巨大、影响广泛、过程的跌宕起伏，以及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后续影响的深远，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共党史和农村经济社会史等学科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之一。特别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动因，理论界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应该说，与其他许多复杂的历史事件一样，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动是由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在这些综合因素中，到底哪一种力量对其最初的发动、后来的发展和最终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呢？结合目前学术界较具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对此再次进行深入考察与理论反思，认为主导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根本原因不是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不是为了实施工业化战略的一种配合行动，而是中国共产党在传统社会主义理念支配下，追求一种“社会主义的”农村发展道路的主观选择。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首要动因，源于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他们认为，土改后建立起来的小而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实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化，以增产粮食、发展农业生产、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是适应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小农经济进行改革，以进一步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开展的。这种观点在理论界相当流行。当时在宣传和发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也正是从这一点着手的。建立在劳动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小农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和工业化事业对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必须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这种观点其实隐含了两个理论假设：第一，土地改革运动后建立起来的小农经济已经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第二，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以后，能够有力地推动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这两个假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验证，上述观点才能成立。遗憾的是，这两个假设并不存在。建国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对此，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来看，理论界的评价都是极高的。土地改革运动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它顺应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的制度基础，建立了农民个体土地私有制，从而激发了农民巨大的劳动热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建国初期中国农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也以事实证明，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经济制度不是「限制」而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例如，1952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16，290万吨，比1949年增加了44.8%.棉花产量达到120万吨，比1949年增加193.7%3.可惜的是，当时的理论家和决策者却无视这些成就。他们对于土地改革运动中建立的这种小农经济制度，在土地所有权相对稳定的形势下，能否持续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持怀疑态度。直到今天，有些学者还坚持认为，“土改后农村生产力的水平还是很低的，缺乏耕畜、农具、生产资金是普遍现象，农民在生产上困难很大，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也很难维持。”似乎只有通过农业合作化才能克服这些困难，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从理论上看，土地改革通过没收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了现代自耕小农制，从而使土改后的小农经济较土改前有了本质的区别。在这种经济形式中，农户既是土地的经营者也是所有者，因此，农户对土地投入的劳动与其收益直接联系在一起，使制度本身就存在着有效的激励和竞争机制，鼓励农民通过精耕细作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同时，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也有利于调动农民在土地上的长期投入，改变掠夺式经营态度，引进先进经验与技术，兴修水利，改良土壤，以求农业的长远发展。所有这些归根到底都是因为这种土地家庭所有制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这正是推动农业生产快速恢复和持久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对于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1931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的《土地反富农政策》的通告中，指出保守和私有，是农民的天性，他们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是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并对中共历史上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颁布）进行了修改，将原来土地所有权归政府所有改变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农民所有。这说明，对于小农经济对农业生产力的解放与促进作用，党的领导层是早有认识的。从实践看，农业合作化运动也不是在农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提出的，恰恰是在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的情况下提出的。提出农业合作化的直接理由也不是因为农业生产水平的下降，而是为了解决土地改革以来出现的「中农化」和「富农化」趋势。大量事实证明，土改以后，中国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农村土地制度是适应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至于这种制度是否能够长期保持对农村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由于这种小农经济制度在随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被逐步动摇和完全否定，因而已经无法验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两个途径来考察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制度是否能够推动农业的长期增长。第一，借鑑外部经验，特别是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农业发展的经验来重新思考这一问题。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韩国都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在实现平均地权基础上建立了现代小农制。“土改”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农民主要是由占有土地不到三公顷的小农户组成，但正是在这种小农制的基础上，先后实现了台湾地区和韩国在60年代之后的经济起飞，完成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农业也和其他国家的农业一样，以其高速增长的生产力和农产品产量，为工业化、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5.第二，中国新时期的农村改革也可以证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并不必然的成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承包经营为特征的农村改革，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的农业生产，为新时期的城市改革和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新时期的“包产到户”，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城市经济改革和发展。这些案例都说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并不必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只要为小农经济的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它便会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因此，认为土改后农村个体经济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需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观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薄一波曾对此作了较为深刻地反思，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如果土改后不急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不立即动摇私有制，而是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那样，不仅对生产力的发展可能更有利些，而且也可能不至於搞成后来那样千篇一律的农业集体化模式。”这段话更有助于我们今天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二、建国后中国农业对中国革命与建设所做的贡献建国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建立的，整个国民经济基础是一穷二白，但我们所要建立的国家是一个工业国，而不是农业国，很重要的原因，首先，国际经济与形势斗争发展的需要；其次，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占70%，工业总产值占30%，其中现代化工业产值只占17%。工业门类残缺不全，技术落后，生产水平低，没有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穷二白”。或是“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茶壶、茶杯，但是汽车飞机大炮一样也造不出来。”。其次，科技文化极其落后。1949年，全国人口中80%是文盲。全国解放前36年中，高等学校毕业生一共只有21万多人。全国公私立高等院校共拥有图书340万册。解放前夕，科研机构只在40多个，科技人员不到1000人，科技成果寥寥无几，新兴学科一片空白。1937年，全国农林人才4113人，天文人才67人，工矿人才1.9万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工业国，所需要的积累从什么地方来，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业当中获得积累，所资料统计，我国从1953—1978年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业当中汲取了6300多亿的资金，这是中国农民无偿提供给工业与城市建设的资金，所以中国农民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很大的。1、农业与中国经济增长。农业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1978农业仍然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8.1%，吸纳了高达70.5%的就业人口。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1978-2003年间，中国GDP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9.4%。尽管农业部门(4.5%)没有取得工业(11.6%)和服务业部门(10.3%)的高增长率，但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稳定增长，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经济向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转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也伴随着大规模的结构性转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逐年下降。到2003年，农业占GDP的份额下降到14.6%，就业份额下降到49.1%。在外贸结构中，农业出口份额由1980年的26.7%下降到2003年的4.9%，进口份额由33.8%下降到4.6%。2、农业增长的绩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农村人民公社和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等体制变革阶段。1978年以前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及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严重束缚农民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业结构单一，农村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和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农业得到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1978-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实际年均增长率达5%，蔬菜水果分别达7.5%、7.2%，而棉花则高达19.3%，远远超过20世纪60-70年代的增长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从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人均食物占有量大幅增长。中国农业增长最突出的贡献是解决了近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第一、结构变化在农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的推进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肉类产品、水产品和水果蔬菜等的食品需求大幅度增加，农业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在农业总产值中，畜牧业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15%扩大到2003年的32.1%，水产品由1.6%上升到10.6%，而种植业则由80%下降到50.1%。第二、作物结构：农作物面积中，粮食面积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80.3%，下降到2003年的65.2%，而能够促进农民增收的高价值经济作物面积不断上升，由19.7%增加到34.8%。其中粮食作物中，水稻、小麦面积逐步下降，而玉米面积随着畜牧业增长对饲料需求的增加略有增加。经济作物中，蔬菜、水果面积增加比较显著。第三、畜牧业：过去单一养猪型的畜牧业逐步转变为多种牲畜和家禽养殖协调发展。到2003年生猪占畜牧业产值的份额降低到46.7%，家禽份额扩大到占29%，养牛业10%，养羊业5.9%。3、食品消费结构中国不仅解决了庞大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第一，农村和城镇居民的粮食和蔬菜人均消费量呈明显减少，肉类、水产品消费增加。如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比1983年减少了45%，农村居民减少14%；城镇居民人均蔬菜消费量下降了29%，农村居民人均下降18%。城镇居民人均肉类产品消费增加46%，农村居民增加69%。城镇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增加65%，农村居民增加93%。第二，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差异依然较大。2003年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差距为35.5%(1983年为56%)；蔬菜消费差距从1983年的1.3倍缩小到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