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时期儒家文学观重建刍议

30贞观时期儒家文学观重建刍议聂永华由先秦儒家发轫的诗教说，经过汉儒从时代政治角度胶着考释诗意的发展，产生了风雅正变的政治文学观。这样在使文学保持对社会生活的热忱的同时，也使作为人类心理——情感表现的审美创造被扭变成了国家治乱兴衰的“晴雨表”。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和思想体系的稳定性，这种政治与文学敏感对应的“审音知政”文学观就成了考察文学的恒久不变的视角，历代统治者无不借用这副古老的盔甲作为经邦治国的思想武器，把文学纳入其思想体系之中。唐初统治者亦不例外。在贞观时期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1]而修撰的一批近代史书的总体框架中[2]，文学是其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有关传论中比较系统地评述了从远古到陈隋的文学演变史。他们在对崇圣尚质儒家文学观和有关教化的政治文学观的自觉认同中，对近代文学（按：指魏晋南北朝文学，下同）尤其是“宫体诗”兴起以来的文学现象展开了异口同声的批判，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他们对未来文学的宏观构想。贞观时期这场声势浩大的儒家文学观重建运动，以其积极性和局限性，对贞观宫廷诗风的生成产生影响。一汉儒开创的“风雅正变”诗教观，虽然标举颂美和乐之“正声”与怨刺哀思之“变声”，但显然是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3]的温柔敦厚原则为祈向，安乐中和因与太平治世相取系而得到了特别推崇，因此，文学也就成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移风俗”（《毛诗序》）的工具，并由此建立起一整套有明确价值标准的批评话语系统。然而东汉以来的持续动乱，魏晋玄学的勃兴,儒家文学观受到了冲击，“诗缘情”[4]审美文学观更是对“诗言志”功利文学观的有力挑战，文学走上了表达个人情志的轨道。文学观念的更新引发了艺术文化形态的嬗变，文学的审美特质得以空前张扬。然而，南朝后期“宫体诗”淫亵卑弱的格调，使诗歌情性的发抒走入了歧途；“赏好异情而意制相诡”[5]的“新变”，又使艺术表现朝着文浮于质乃至以文灭质的方向发展。因此，从历史和逻辑来看，随之而来的反拔都是势所必然的。刚刚一统南北的贞观君臣，在着手新王朝的礼乐建设时，文学观念的重建也理所当然的摆上了议事日程，他们以高度的理性自觉进行着儒家文学观的重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儒家文学观的宣传运动。长期以来，学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唐初统治者在文化上采取了宽松灵活的态度，儒、道、释三教并行。事实上贞观时期大致上是儒风盛行，活跃开放不足。唐太宗李世民对佛教表面上似乎也算热心，如建寺院，度僧众，设斋饭僧等，然而其“所修功德，多别有用心”[6]，实际上则一直采取抑制政策[7]；在因“宗承柱下”31而上演的“崇道尊祖”政治闹剧中亦不过是以儒说道。在贞观君臣心目中，儒家思想才是经邦立国的指导思想，是创业守成、作训垂范的精神支柱。他们“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8]，对儒家思想的倡导不仅不遗余力，而且采取了一系列切实的措施，成了他们经常性的活动，《旧唐书·儒学传上》云：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于国学[9]，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太宗）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由这段史料可以想见当年崇儒热情之高涨。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从制度上保证了儒学成为凌驾于诸说之上的思想权威；“筑学堂”、“增生员”诸举措，奠定了儒学复兴的物质基础；“置吏”、“贡举”的世俗利益，意在诱导广大士人对儒学独尊地位的实际支持，从而造成了“天下儒士”得以“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10]的局面。作为一代雄主，李世民对“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的道理[11]，可谓是无师自通，洞若观火。李世民不仅使当代儒士尽入其彀中，而且对前代名儒旌彰有加。贞观十四年十二月下诏，指出梁朝皇侃、褚仲都，陈朝沈文阿、张讥，北周熊安生、沈重，隋代何妥、刘炫等前代名儒“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贞观二十一年又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等二十二位先儒配享孔子庙[12]。吴兢评云：“太宗是举，亦前代帝王所未及行也……太宗之崇儒重道，顾不美哉！”[13]同时，贞观君臣还“锐意经籍”，开展了大规模的“制礼作乐”活动，为儒家思想的学习与普及提供了一批“统编教材”。据《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条及两《唐志》，主要有颜师古《五经定本》，房玄龄等人修定的《五礼》，孔颖达《五经正义》，魏徵《郡书治要》、《类礼》，李袭誉《忠孝图》等，几乎倾朝中全班人马参与其事，或集体修撰，或个人编述，往往规模宏伟，意在综合已有，斟酌得失，“去伪存真”，以实现版本与经义两方面的统一。唐太宗李世民亦身体力行，著述勤奋，他的《帝范》、《金镜录》、《自鉴录》等，着眼现实，总结既往，以儒家思想警示群臣，轨则后嗣，竭力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建构新社会的思想工具。李世民曾一再表示：“朕所好者，唯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也。”[14]魏徵亦有类似的表述：“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经邦致治，非一时也。”[15]昭然可见儒教在贞观君臣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儒学作为治国之根本的基本国策已确然而立。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最高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必然导致朝野上下对儒学无以复加的推崇，形成以儒家思想观察、思考问题的视角，使贞观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满着浓重的儒学色彩，儒家文学观的畅行亦成势所必然。综观贞观君臣的有关言论，他们强调的是文学的政治与伦理价值，在对文学现象的认识上形成了以明确的价值判断为中心的评判标准。《隋书·文学传序》云：32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这样，随着文学自觉而树立的“缘情”文学观被摒落，文学失去了其审美存在，成了政治教化的工具，其旨归乃在“作训垂范”、“匡主和民”，其功用似乎仅是君臣、官民之间沟通的传媒。显然，这与《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以及“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汉儒诗教观如出一辙。《隋书·经籍志》进一步申论云：……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称为谀，目谏为谤，故诵美讥恶，以风刺之。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劝诫。所谓“导达心灵，歌咏情志”云云，只不过是“诗者，言其志也；歌者，咏其声也”（《礼记·乐记》）和“诗者，志之所之也”（《毛诗序》）等汉代经生言论的翻版，而“诵美讥恶”实与“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郑玄《诗谱序》）的“主文而谲谏”（《毛诗序》）同一声口。这样，文学就只能是“被管弦”来“存劝诫”，成为臣民递交给君主一张言辞委婉、态度温和的表章、谏纸，由此而来的“温柔敦厚”风格，必然因对情感的扼制而有悖于文学的本质。但在贞观君臣心目中，这样的“文学”似乎天经地义，是确立文学地位与价值的尺度。《周书·王褒庾信传》云：两仪定位，日月扬辉，天文彰矣；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故能范围天地，纲纪人伦，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矣哉！可以看出，史臣们让文学肩负起了“经邦纬俗”、“纲纪人伦”的“重任”，并且是一条难以逾越的律令。如此对文学地位的“提升”，必然成为对文学鲜活生命力的羁縻，文学缘情而作，以情感人的审美特征被抛入了爪洼国中。汉儒以“风雅正变”论诗，把颂美和乐作为诗之“正声”，要求文学通过“美盛德之形容”来“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在贞观史臣的文学观念中，颂扬帝国气象、帝王功德也成了文学的重要功能。《梁书·文学传论》云：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德，非文莫可，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移。33通过“述美德”来“敦悦”君主，非文学莫可，缘儒术以美化王权，饰文采以润色鸿业，成了文学“古往今来，未之能移”的“永恒主题”，文学只能是兴礼乐、夸盛德的太平点缀。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在具体的运作细节上指明了“述美德”的路径。《陈书·文学传序》云：《易》曰观乎天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焕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汉以降，辞人世出，洛江左，其流弥畅，莫不思侔造化，明并日月。大则宪章典谟，裨赞王道；小则文理清正，申抒性灵，至于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莫尚乎此。就是要从天地合德的角度铺陈典实词藻，“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西京杂记》），竭力侈大其词，壮大声势，造成“经纬乾坤，弥纶中外”[16]的气势，以张扬帝国鸿业与帝王声威。由此，汉儒“美盛德之形容”的抽象原则也就被发展成了具体的可操作的“技术”，而綦组锦绣、宏衍巨丽而造成的严谨整饰、拘束正统的风格，在抹杀文学丰富多采的个性的同时，亦使文学再度沦入“为赋乃俳，见视如倡”[17]的境地。此类经天纬地的文学观念，既是对“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18]观点的因袭，也是对李世民“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弥风导俗，莫尚于文”[19]思想所作的发挥。以此为准则，贞观君臣对符合崇圣尚质儒家文学观的作品极力赞赏。史载李世民褒赞臣下诗赋作品的事例颇多，很多都是从政教角度出发的。如李百药作《赞道赋》，述古今储贰事，以诫太子，太宗极加褒扬，“赐厩马匹，彩物三百缎”[20]；称赞魏徵《赋西汉诗》，“魏征每言，必约我以礼”[21]；张蕴古作《大宝箴》以作规诫，“太宗嘉之，赐物三百缎，乃授大理丞”[22]。于志宁志在匡救，撰《谏苑》二十卷讽之，太宗大悦，赐黄金十斤，绢三百匹[23]。对前代亡国之君隋炀帝，亦不因人废文，对其中符合征圣崇质文学观的作品予以正面评价，魏征云：“词无浮荡．……并存雅体，归于典则”；李世民评云：“文辞古博，亦知是尧舜而非舛纣。”[24]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儒家思想观念重建与不遗余力的尊崇的背后，隐含的是儒学的僵化，使儒学再一次回复到了汉末经学的模式，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儒学的生机与活力。正如高观如先生所论：“唐太宗以好学之君，……奖励儒学。置弘文馆，招天下名儒为学官，选文学之士为学士。鉴于南北朝以来经义纷争，久而莫决，为欲学说之统一，使颜师古校正五经之脱误，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自五经正义厘定后，南北学派之争端虽泯，而儒学思想亦坐是而不进矣。”[25]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贞观君臣以政治和伦理价值为旨归，把文学感发人心的功能局囿在政治教化上，使文学成了政治的“婢女”。这显然不是他们的发明，不过是对征圣尚质儒家文学观的简单复归。不可否认他们为矫正南朝文学萎弱格调以建立新的文学风貌的良苦用心，然而从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内在发展看，其扞格不通自不待言，以此为视角来审视“文学自觉”的历史已延续很久以后的文学现象，必然无视文学“缘情”的特征，从而造成对文学审美品格的全面颠覆。34二唐王朝在战乱的废墟上崛起，近代以来幕幕亡国悲剧使贞观君臣骇目惊心，汲取前车之鉴以保皇祚永固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史臣们在审视近代文学尤其是“宫体诗”兴起以来的文学现象时，惊奇地发现历代帝王皆好丽辞，在以“宫体诗”为中心的近代后期文学中，艳情、女性占据了显目的地位。申正绌变、审音知政的汉儒政治文学观给他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视角，因而他们很自然地将文学文风与国家的治乱兴衰直接勾连起来。“宫体诗”将美女和艳情大量引入诗中更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因为按正统诗教，写男女之情就是郑卫之音，郑卫之音就是亡国之音。因而，一场口诛笔伐的大批判就自然展开了。率先为这场大批判定下基调的当属那位“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26]的唐太宗李世民。《帝京篇·序》云：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九州无以称其求，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江海不能赡其欲，驰心千载以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作为一代开国帝王，“覆亡颠沛”的政治教训是他思考问题的兴奋点；作为宫廷诗坛的核心人物，避免美文败政是他考察文学现象的基点。他对文学的要求是以“尧舜之风”、“咸英之曲”即儒家政教文学观来批判、荡涤“烂漫之音”。贞观初，李世民对监修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