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的和谐观在中国和谐思想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

周敦颐的和谐观在中国“和谐思想”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王宏涛.（西北大学南亚中东所，陕西西安710069）摘要：“和谐”思想在中国曾经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史伯到孔子再到子思的先秦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周敦颐到二程再到朱熹的两宋时期。第一阶段为伦理化阶段，哲学思辨不多，也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第二阶段则为系统化、理论化、哲学化的阶段。周敦颐是“和谐”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的开创者，他不仅对这一范畴论述最多，而且将之系统化，理论化，哲学化，从而为该思想的普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关键词：和；和谐社会；中和；中庸；礼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执政理念一经提出，立刻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有香港媒体评论认为，“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在经历了毛泽东“斗争哲学”、邓小平、江泽民“发展哲学”的执政理念后，正式进入了胡锦涛“和谐哲学”的执政新理念的新时期。现有的政治教科书中，将“和谐”这个思想，归于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家，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发表《全社会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地安纳州进行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命名；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1]。但是，在他们那里，如果有“和谐社会”的描述的话，他们都仅仅是在理想和操作层面上去阐述它，也就是说，，它也缺少一个哲学基础，理论深度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认为，胡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更多的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因为关于“和谐”的思想，在我们国家可谓源远流长：从史伯到孔子到子思算是“和谐”思想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它的特点是：总体上是在伦理学层面上去阐述这个范畴的。虽然也有些哲学上的引申，为哲学化提供了方向，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没有挖掘到位，加之当时的写作特点是言简意赅，致使后人竟无法领略到其微言大义。从周敦颐到二程到朱熹是“和谐”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和谐”思想开始系统化，理论化，哲学化。正是因为宋儒的这些筚路蓝缕的艰苦工作，才使得儒家的和谐思想广泛的普及，最后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核心伦理思想之一。在这两个阶段之间，儒家曾经衰落长达700年之久。和谐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伦理和初步哲学化的阶段早在西周末年，周幽王的太史伯阳父（即史伯）在议论周朝的重大政治问题时，提出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和实生物”的理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2].王宏涛：（1976—）男，汉族，河南洛阳人，西北大学中东所08级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世界宗教与文化根据韦昭《国语注》的解释，这里的“以他平他”是“谓阴阳相生，异味相和”。而“以同裨同”为“裨，益也。同者，谓若以水益水”。所以史伯这句话可以简单的翻译为：只有性质、形状不同的事物相和在一起，才能相互配合、交流、补充、竞争甚至斗争，并在其中相互学到对方的长处而使自己得到发展（即“和实生物”），最后达到“能丰长而万物归之”，即取得众多的优点而使万物倾服；如果是性质形状完全一样的事物在一起，大家的长处短处都相同，就没有办法相互学习（即对自己有所“裨”益），那么结果就只能是“尽乃弃矣”，即只能在自己那个小圈子里狂妄自大，失去学习他人的机会而众叛亲离。汉唐帝国正是以“兼收并蓄”（即“和”）的姿态来面对国外的文化（如佛教等）时，在与其他文明的竞争中发展成了领先世界的灿烂的文明；而明清帝国以天朝大国自居，蔑视一切外来文化（即“同”），最终错失了一次又一次锲入近代文明的时机，最终导致了“尽乃弃矣”的悲惨结局，即长达一个半世纪、备受欺凌的近代史。想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个在西周时期老祖宗都发现的真理，最终却没能为后代所重视，这个历史教训确实应该汲取。孔子则进一步丰富了“和”的内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第十三》），魏晋名士何晏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3]就是说，君子内心虚怀若谷，可以包容其他人的观点，但对他人的观点也不盲从，而敢于发表自己不同的意见，不因为有权威的存在而曲意逢迎；小人则处处尚“同”，或为了利益向上级曲意逢迎（即与上“同”），或为了玩弄权术而强迫下级服从自己（即要求下“同”），所以小人行事没有原则性，这正是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如果说史伯和孔子只是在伦理的层面上论述“和”的范畴的话，孔子之后的子思则对“和”的范畴的哲学化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在这里，“中和”被提升到了“大本”、“达道”的高度，即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君子如果修养能达到“中和”的境界，就可以与“天”合一，参赞万物的化育，这就是《中庸》中说的“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经》中也对“和”的范畴非常重视：“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5]这里将“和”深化为了“太和”，“太”即“大”的意思，所以“太和”也就是“大和”。那么“大和”到底“大”到了哪里呢？仔细研读经文，发现这个“大和”是从“万物资始、品物流形”的宇宙生成论的角度去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从形而下的角度去理解它，而更应该从本体论的角度去认识。当然，这里的“大和”也包含有形而下层面：“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就是说宇宙化育出的万物各在其位，和谐相处，只有这样，最终的结果才是“乃利贞”，大吉大利。知道了为什么要“和谐”，那么怎么才能实现“和谐”呢？孔子认为，实现“和”的途径首先就是走中庸之道：“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4]二三章/大学·中庸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庸呢？二程曾经说过：“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乃天下之正道，是天理；“庸”者，是君子对天理的维护与践行。那么对于执政者来说应该怎么办才能算是走“中庸之道”呢？“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为舜乎！”[4]第六章/大学·中庸这里，孔子用赞美舜帝的方式描述了执政者应该怎样走中庸之道：首先，要“好问而好察迩言”，即为政者要善于虚心向学者，专家、甚至人民求教，并且要善于观察民情，甄别下属的汇报是否属实。其次，要“隐恶而扬善”。即为政者要有意识的宣传健康的、向上的、进步的东西，而打击社会中的丑恶现象。最后，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即制定政策反对走极端，要照顾到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既要照顾统治阶级的利益，也要照顾到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否则，要么导致民不聊生，国家衰败，要么引发革命，国家陷入动荡。在民国时期，蒋介石集团不顾人民的死活，制定政策时只考虑以四大家族为首的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没有照顾到其他阶层的利益，终于激起各阶层尤其工人农民的反对，最终败退台湾，这正是“为政者”没有走中庸之道酿成的恶果。除了中庸之道外，孔子还认为应该重视“礼”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3]学而／论语“礼之用，和为贵”是说，礼的效用，以达到和谐的社会关系为贵；先王之道，不管是大还是小，不管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政策还是处理人际关系的礼仪，都能最终达到和谐社会的最高目的。孔子认为，不能脱离“和”去言“礼”，也不能脱离“礼”去言“和”，“和”是“礼”的精神与目的，“礼”是实现“和”的手段与保证。如果“有所不行”，导致出现了“知和而和”的片面的理解，而“不以礼节之”，那是不行的。当然，我们现在学习孔子的“礼”，是抱着“古为今用”，借鉴民族智慧的角度去看待传统文化的，并不是学习他那套“三纲五常”之类的“礼”，我们现在说的“礼”应该主要指的是国家的制度法律规章等，也包括现代人际交往的礼仪。孔子看到了“礼”与“和”的辨正关系，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一个结论，如果看到有的地方政府不顾老百姓的利益，制定出行政规章强行拆迁，强行征地，从而激起群体性事件的极端做法，就可以知道他们完全不明白制定行政规章（即孔子说的“礼”）的根本目的应该是“和”，和谐社会关系，而他们的做法却恰恰严重的损害了社会的和谐，所以孔子关于“礼”与“和”的关系的看法的见解到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孟子也对“和谐”思想有重大贡献，突出表现在其“重民保民”的民本思想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6]尽心下／孟子“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6]离娄上／孟子“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6]离娄下／孟子孟子认为，社会要和谐，就必须重视社会上占绝大多数的民众的生活疾苦，如果他们活不下去了，社会就无法和谐，统治者要想安定天下，就必须知道“民贵君轻”、“得其民”、“得其心”的道理，就必须做到象文王那样“视民如伤”，即常常忧念人民有伤痛，而不敢横役干扰。周敦颐对“和谐思想”的独特贡献：起八代之衰，遥承于先贤，启发于后学由于《论语》、《中庸》、《易经》的写作特点是言简意赅，加之当时的学术风尚并不大强调哲学思辨，所以如果单单从它们本身那寥寥数语中我们很难说的清楚，幸亏宋儒已经给我们做出很多解读，借助他们的分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谐”这一范畴的哲学高度。大儒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人物，他对“和”的范畴曾有过较为系统的分析，在其名著《太极图说》中，他首先从形而上的高度描述了宇宙本身的和谐：“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7]太极图说这说明，宇宙的生成过程并不是杂乱无序的，而是阴阳、五行相得益彰、相互作用、和谐相处所形成的井然有序的过程，这就是形而上的和谐。其次，周敦颐又从“天人合一”的高度去分析“和”：“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7]太极图说人是万物之长，“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所以人类与其他万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有精神与思维（即古人所说的“人心”），人心得自天地的造化，所以也可以与天合一。他不仅从形而上的本体论角度论述如何来理解“和”的范畴，而且根据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在究“天人之际”之后，把落脚点放到了形而下的人事方面：他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问曰：有不善。曰：不善则告之不善，且劝曰：庶几有改乎?其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则学其一而劝其二。有语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恶也？则曰：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为君子矣。不改为恶，恶者天恶之，彼岂无畏邪，乌知其不能改！”[7]爱敬第十五·通书在这里，周敦颐先生阐发了对人际关系至关重要的“恕”道：在第一段里，有人问周子：如果看到对方有缺点，怎么办？先生回答：要如实的告知对方他的缺点是什么，不要隐藏，但是也要同时劝告他，希望他改正，能够这样做的人就是君子。在第二段里，周子认为，如果对方有一个优点，两个缺点，那么我们应该学习他那一个优点而劝告他改正他的缺点。学生继续问周子：对方如果犯下很严重的过错，难道还不算是大恶人吗？周子回答：谁没有犯过过错呢？你怎么知道他就不能改过呢？只要他知错能改，就是君子。如果他不知改正，连天都会惩罚他，他怎么会不害怕呢？怎么能因为他犯过错就说他永远就不会改正呢！周敦颐先生认为，如果人人都能对别人抱有宽容之心，则社会就能形成和谐的秩序。那么周子主张怎么样去实现“和谐”呢？与孔子不同，大儒周敦颐则着重从身心的角度去探讨如何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