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内容提要：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国亟须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资本报酬递减，全要素生产率，创造性毁灭在经过“刘易斯转折点”并且“人口红利”面临消失的情况下，中国通过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所获得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以及劳动力无限供给所赢得的稳定的资本报酬效应，都将逐渐消失。按照理论预期，中国的必然出路是把经济增长转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与技术进步有关的生产率基础上。然而，正如在其他国家相应的发展阶段也曾出现过的，在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程度比较深的情况下，面对比较优势的变化，政府最容易做出的反应是，试图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冀望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种努力往往遭遇到资本报酬递减律的报复，并且导致其他的政策失误。本文讨论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途径。在分析中国面临挑战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向新古典增长阶段转变的任务，即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一、资本报酬递减律汉森和普雷斯科特通过把马尔萨斯增长与新古典增长统一在一个模型中，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单一经济模型及其假设，同时承认在马尔萨斯式增长模型中，土地要素起着重要作用，而新古典模型可以舍弃这个要素。但是，这种两个增长模型在时间上继起以及空间上并存的分析，因没有包括青木昌彦所概括的处在中间形态的发展阶段，忽略了“人口红利”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特殊作用，从而在解释中国这样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时，仍显得捉襟见肘。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围绕东亚模式所展开的争论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世界银行于1993年在其东亚地区报告中首次提出“东亚奇迹”的表述后，经济学家围绕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展开了争论。不同观点所依据的经验证据，主要是对于东亚各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结果。例如，依据刘遵义和扬等人的定量研究，克鲁格曼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增长模式并无二致，主要依靠的是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的投入，而缺乏生产率的进步。其具体表现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终究会遭遇报酬递减而不可持续。并非所有的经验结果都支持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这种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的相关研究，所得出的关于亚洲“四小龙”以及东亚其他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差异巨大，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例如，根据扬的估计，新加坡在1970年一198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1%；而马尔蒂的估计则是，该国在1970年-199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45%。因此，依据这些经验研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更是大相径庭，以致有的研究者对这种通过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为依据评价东亚增长模式成败得失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怀疑，认为需要改变对于现实经济增长解释的一些错误出发点。克鲁格曼关于东亚模式不可持续的预言，终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亚洲“四小龙”全部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并且成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典范。之所以出现这种理论预测的失误，原因之一就是克鲁格曼等学者没有注意到“人口红利”的作用，而只是按照西方国家劳动力短缺、资本报酬递减等假设做出判断。其实，由于这些经济体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变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和抚养比降低，产生了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在获得较大的技术进步贡献份额之前，因劳动力无限供给而不会发生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从而使高速经济增长得以在较长时间内持续。紧随着这个争论之后出现的关于“人口红利”对东亚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恰好是对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有益扩展。此外，随着计量技术和数据的改进，人们发现，东亚国家和地区既有高投资，也不乏技术进步，而且，通过外向型经济发展，得益于从进口设备和引进外资中获得效率更高的技术和管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有明显的加快趋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提高。根据相同的逻辑，当“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日益普遍化。这时，不仅继续依靠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可持续，而且一味用提高资本劳动比的办法改善劳动生产率，也会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的困扰。如果不能够把经济增长转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的轨道上，减速乃至停滞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陷阱”（如日本的情形）就不可避免。对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来说，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就是探索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源泉。在只看到马尔萨斯和索洛两种增长模式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模式从前者向后者的转换，主要表现为在新古典增长情形下，土地要素的作用不再重要。而如果在其中加入一个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则这个时期最富有特点的是“人口红利”的作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固然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但这种“人口红利”终究是有限的，随着人口增长转变阶段的到来而必然消失。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是可持续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源泉。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之一。物质资本的投入快于劳动力的投入，从而企业和产业的资本构成提高，通常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现实中，这就表现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企业购买更多的机器来替代劳动。但是，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是有限度的，可能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困扰。这里所看到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是指在劳动者素质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设备，由于人与机器的协调程度降低等因素，生产过程的效率反而下降的情形。虽然新机器和设备也蕴含着新技术，但是，这里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而不是技术进步。近年来，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1978年-1994年间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年-2009年间的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010年-2015年间的28.0%。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资增长所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的升高。在上述三个时期，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45.3%提高到64.7%，并预计提高到65.9%。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作为供给方面的经济增长源泉，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全要素生产率系指，在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这一劳动生产率提高源泉，可以抵消资本报酬递减的不利影响，是长期可持续的，实为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引擎。作为残差的全要素生产率，由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微观生产效率两个部分构成。-事实上，改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秘籍，就是要懂得如何保持这两种效率的持续改善，并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来说，迄今中国经济增长中表现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构成部分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所创造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及上述转折的特点看，未来经济增长不仅要求开发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也需要并且有可能继续挖掘全要素生产率的传统潜力。二、国内版“雁阵”模型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或者高度化而获得的。例如，劳动力和其他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就是部门间资源重新配置的典型形式。除此之外，部门内部也可以形成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主要表现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得以扩大，因而效率高的企业规模较大，成长也更加迅速。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资源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为显著。实际上，人们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在计量经济学的意义上，部分体现在这个贡献份额中。因此，不言而喻的是，随着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继而“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将大幅度减慢，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贡献率会有所降低。相应地，微观生产效率的相对贡献率需要得到提高，否则便难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一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部分就没有继续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潜力了。从表面上看，与“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相关的“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以及非熟练工人工资的迅速上涨，预示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中国的终结。必然的结果似乎是：第一，遵循“雁阵”模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二，劳动力剩余程度降低，因而劳动力转移速度减缓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源泉逐渐耗竭。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对中国特殊性缺乏足够的理解，因此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成为现实。预期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向其他国家转移的理论依据是所谓的“雁阵”模型。该模型的形成和完善经历过几个阶段，主要由于赤松、大来、弗农和小岛等人的贡献，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产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转移的理论解释。这个模型起初用来描述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经济体，如何借助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完成“进口-进口替代一出口”的完整赶超过程，以后则被广泛用来解释和理解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即以日本为领头雁，按照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次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东盟其他国家以及随后的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该范式的扩展版本中，首先，这个模型继续保存了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比较优势的相对变化，产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转移的本意；其次，雁阵式的产业转移是由与产品生命周期相关的特征决定的，从而隐含着与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相关性；再次，解释范围被扩大到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即该投资活动也遵循相同的逻辑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最后，国家或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以及历史遗产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被认为是具有雁阵式的相互继起关系的关键。从这一理论及其经验出发，在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国家转移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也的确已经发生。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国土面积，以及国内各区域间在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上的巨大差异，我们可以预期，直到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即商业化点到来之前，农业劳动力都有向外转移的余地，因而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会更多地发生在中国国内各地区之间，即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可见，至少在今后10年到20年中，即便对于第一次“人口红利”，也仍然有潜力可供挖掘。撇开中国地区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不说，仅人口转变的差异就可以为上述论断提供有力论据。由于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中国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也导致中西部地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例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为5.05‰，东部地区平均为4.68‰，中部地区平均为4.73‰，西部地区为6.78‰。但是，由于人口流动的因素，三类地区在年龄结构上却无法显示这种人口转变的差异。例如，2010年全部1.53亿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工中，中西部地区占68.2%，其中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比例，中部地区为69.1%，西部地区为56.9%，大部分流向东部地区。按照常住人口的定义，在城市居住6个月及以上的外来人口，通常被统计为劳动力流入地的常住人口。由于95.3%的外出农民工年龄在50岁以下，这种人口统计的机械方法提高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应降低了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因此，近年来的人口统计并不能显示出中西部地区在人口抚养比方面的优势。然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统计，采取居住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