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1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下）樊纲2009-12-17最后，在回归分析过程中，我们曾在模型3、3′、3″中分别尝试添加了时间趋势变量、分时段的时间趋势变量、分时段的虚拟变量，用来检验未被解释的TFP。但这些变量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包括在模型中的9个影响变量已经基本全面地解释了TFP，这些添加的时间趋势和虚拟变量已不必要。模型中这些对TFP贡献的估计可信性如何，可以通过不同时期拟合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比较反映出来。下一节中的表2显示，两者间的误差，在0.2和0.03个百分点之间，应该说是一个十分准确的拟合。四、增长核算与预测在本节中，我们根据以上对模型3，的实证估计和统计数据，分不同时段对经济增长率按贡献因素进行分解。其中虽然外贸依存度的估计结果不显著，我们仍根据其他文献的研究承认其贡献，并接受该估计结果。增长核算的结果见表2。这一增长核算有几点有价值的发现：第一，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仍然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1999——2007年间的贡献接近4个百分点，但人力资本对增长的贡献不可忽视。人力资本在改革初期贡献较高，而近期较低，是因为改革初期恢复了文革时期被破坏的正规教育，导致人力资本短期内的较快上升。另外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力数量增长在早期较快，近期明显放慢了。但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教育程度上升）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对此做出了弥补。而且劳动力数量在回归中已不再显著，说明经济正在从简单的劳动密集转向更加人力资本密集。相信今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将继续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这虽然是投入的增长，但反映了从投入数量的简单扩张向投入质量增长的转变。第二，生产率（TFP）进步的作用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1999——2007年期间对增长贡献了3.6个百分点。比改革早期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这与其他近期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Jefferson，Rawski，andZhang，2007），而否定了所谓中国经济增长是“没有生产率提高的投入带动”，因此“不可持续”的论断（Young，2000；Krugman，1994）。其中，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贡献在近20年是上升的，在1999——2007年带来了超过一个百分点的TFP增长。与人力资本数量扩大的直接贡献合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三个百分点。科技研发投入规模仍然较小，但增长很快。科技资本的加速增长看来正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可能是未来科技创新加速的一个征兆。第三，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发展是过去30年改革时期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在大部分时期合计贡献超过一个百分点。它们对TFP的主要作用来自要素配置和激励机制的改善。外资和外贸效应是两个外源性因素，它们在20世纪80、90年代提高了TFP0.6到0.7个百分点，但由于外资比重回落，近期贡献下降了。第四，基础设施改善在近年来的作用至关重要，其对TFP的贡献在1999——2007年间跃升至2.5个百分点。上述几点说明经济增长的来源正在发生两个重要变化，首先是在投入继续强劲增长的同时，生产率的贡献在上升。其次是生产率提高的来源在发生变化，从主要依赖资源再分配、激励机制改善以及开放导致的外源性效率提高，逐渐转向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科技研发和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这意味着经济正在转向更加可持续的增长轨道。最后，在上述乐观因素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两个不容忽视的负面因素。其一是政府管理成本膨胀的趋势。它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在改革初期不到0.2个百分点，而近期则上升到近1.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减少4000亿元GDP的效率损失，而且增加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其二是最终消费率下降带来的效率损失。在面临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影响会更加严重。基于以上的增长核算结果，使我们能够对未来的经济增长（2008——2020）进行预测。由于考虑了众多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我们期望这一预测的准确度将优于单纯基于投入增长或仅仅包括少数TFP影响因素的预测。我们考虑两种不同的场景。第一场景是基于各贡献因素当前变动趋势的延伸，并根据最可能的情况做了适当改变，包括考虑到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可能带来的影响。第二场景做了三个乐观、但可能性很大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影响因素的变动见表3。假设一，是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政府管理成本膨胀的趋势得到抑制，不再上升。假设二，是教育条件加速改善，特别是在农村9年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职业培训方面，使人力资本的未来增长率从1.5%提高到2.0%，人均教育水平在2020年比预计多提高0.6年。假设之三是通过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以及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政策，使最终消费率下降的趋势得到抑制，从而使经济保持更平衡的增长。基于以上数据以及前面的参数估计，我们对2008——2020年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预测。结果见表4。这两个场景的预测结果差别很大。在第一个场景中，经济增长率将从近期的10%降低到2008-2020年的平均6.7%左右。考虑到科技进步的贡献可能低估，我们可以将其修订为7%左右。这个增长率下降趋势是考虑到效率提高的外源性因素将逐渐淡出、由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因素将随着逐渐释放而递减、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等等，而其他负面因素将继续对生产率产生冲减作用，使生产率的贡献降到2%以下的水平。由于增长处于递减过程，2020年的增长率可能在5%以下。从1978年以来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在2020年终结。在第二个场景中，经济增长率在2008-2020年期间仍将继续保持9.3%左右的增长率，其中WP的贡献接近4%。这有赖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对行政管理成本膨胀的抑制、教育的进一步改善，以及储蓄—消费之间平衡关系的恢复。如果科技进步加速，不排除达到接近10%的增长率。这展示了一个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在本文中，有两个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我们没有专门考察，即未来能源供应和环境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制约。详细考察这两个问题需要进行专题研究，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但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国际国内在对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方面和节能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突破，一些新技术正在逐渐成熟，成本在逐步下降。我国在这些领域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并已开始见效。第二，尽管环境保护需要付出成本，但许多保护环境的技术和政策措施在经济上是具有可行性的，在将其经济外部性包括在内后，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抵消环保成本。因此，只要政策适当、有合理的技术路线和激励机制，能源与环境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会构成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严重阻碍，可持续发展是能够实现的。此外，本文虽然考察了最终消费变动对增长的影响，但这仅仅是从其对效率的影响这个角度进行的，并没有考虑需求制约带来的影响。如果将后者考虑在内，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最终消费率的进一步下降可能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而促进最终消费率回升的意义也就更加重大。五、结论本文中，我们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的转换，并对未来直到2020年增长的可持续性进行了预测。在卢卡斯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对一系列影响生产率的制度、结构以及技术进步方面的变量进行了检验。实证检验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TFP增长呈上升趋势，最近10年约在3.6%左右。其中，贯穿整个改革时期的市场化和城市化导致的效率提高对生产率的贡献超过1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和科技研发的加速贡献了一个以上百分点，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做出了超过两个百分点的贡献。外贸和外资的溢出效应在逐渐淡出。这些说明，TFP进步的来源在发生变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在投入增长方面，资本的增长仍然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贡献仍将进一步提高。但对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传统依赖，正在被对人力资本的质量提高的依赖取代。这反映了增长方式转换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发现有两个因素对TFP增长有负面影响。一个是政府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它反映了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低效率和腐败等状况；这对TFP的增长有着越来越大的阻碍作用，在近年来接近1.7个百分点。另一个是持续降低的最终消费率，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消费率的进一步下降将对经济效率产生负影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作用下，这一因素更加至关重要。根据上述增长核算的结果和对各贡献因素变动趋势的分析，我们对2008——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进行了预测。我们发现，依据目前趋势外推，未来由要素投入推动的增长将随着劳动力增长减缓而有所降低，早期的外源性生产率提高因素（外资和外贸溢出效应）已经或将要失去作用。来自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可能在未来几年产生影响。市场化对效率的贡献也将随着其逐渐释放而减弱。这些因素可能使未来这一时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降低到7%或以下。1978年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一时期结束时有可能终结。但此时我国的人均收入仅仅比目前提高一倍，距离发达国家水平仍然相当遥远。我们认为，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在今后一段时间虽然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通过促进最终消费率回升，以内需上升替代外需下降，中国经济有能力克服这一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主要还将来自内部。场景分析说明，如果能够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效率、制止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通过改善公共服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及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来促进国内消费回升，通过大力改善教育来促进人力资本的增长，那么中国经济在2008-2020年间将能够更好地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仍然可能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