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万山伤寒论讲稿共70讲

上一页到目录第01讲《伤寒杂病论》的作者第01讲《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和曹操、刘备、华佗都是同时代的人物，这正是东汉末年。这个社会背景正是战争连年不断，而且天灾连年不断的这样一个社会背景。所以我们了解他的生卒年代，主要是了解他的生活的时代背景、籍贯。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是东汉南阳郡涅阳人，这个地方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地区邓县。邓县有一个东稂镇，东稂镇的西北1.5公里左右有一个张寨村，这个张寨村在清朝的末年，北门还保存着。这个北门上面有一个石头刻的匾额，上面写着古涅阳县。所以由此可以证实，这个河南省南阳地区邓县的张寨村就是古涅阳县的县址。张仲景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我们在这里考察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有什么作用？因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在他所写的著作里就有方言的特征，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什么地方人，主要是为了读他的书，对他书中方言的准确含义能够仔细的了解。你比方说，在《伤寒论》中有很多地方谈到了桂枝不中与之也，柴胡不中与之也，这个中和不中直到今天，仍然是河南地区的方言。中就是可的意思，不中就是不可，不中与之就是不可与之，这是典型的河南当地的方言的特点。又比方说，在《伤寒论》中这个熬字，我们现代的《词源》说：小火慢慢煮就是熬，象我们现代汉语中通常所说的熬粥，熬药都是这个意思。在《伤寒论》中有巴豆，熬，去油，虻虫，熬，去翅足，白粉熬香，杏仁，熬黑。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这个小火慢慢煮来解释这个熬的话，杏仁，小火慢慢煮怎么能煮黑呢？巴豆，小火慢慢煮，怎么能煮去油呢？特别是那个白粉，就是白米粉如果加上水小火慢慢煮的话，那就煮成稀糊了，怎么能煮香呢？那我们要考察这个字的话，怎么考察？这可能是仲景当时用的一个方言。西汉杨雄写过一本书，它就叫《方言》，他是以当时的普通话来解释地方话的。《方言》里对这个熬是怎么解释的呢？他说：凡以火而干五谷之类，自山而东，齐楚以往谓之熬，关西陇冀以往或谓之火备，秦晋之间或谓之炒。西汉杨雄的这段话，他说：凡以火而干五谷之类，没说加水，就是只用火而使五谷杂粮干燥，并把五谷杂粮做熟了。自山而东，就是山东这个地方，齐楚以往，齐国、楚国这个地方把它叫做熬。关西陇冀这是陕西的一部分，甘肃还有河北的一部分或谓之火备，这个火备干的火备，这个字火备和这个字（焙）都是一样的。秦晋之间或谓之炒，秦是陕西的一部分，晋是山西的一部分，那个地方有的人把它叫做炒。可见在汉代，这个熬、火备、炒，含义都是一样的。都是用火而使五谷杂粮干燥和做熟，也就是说熬字在这里，就是炒的意思。张仲景是什么地方人呢，张仲景不是河南南部的人吗？河南南部在古代属于楚国的北部，所以仲景是楚人，是楚人的话，他当然就用的是楚地的方言。所以他在《伤寒论》中的这个熬字就是指的炒的意思。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在《伤寒论》中，杏仁，熬黑就是杏仁炒黑，巴豆熬去油，就是把巴豆炒一炒，炒去油。巴豆的毒，全在这个油里头。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做巴豆不去油，力大如老牛，炒一炒就把它的油去掉了。特别是这个白粉，你看这个粉字是米分也，研米使分散也，它的本意就是米的细末，就是米粉。什么叫白呢？汉代稻曰白，你看那个《周礼》注疏，注这个白，稻曰白，所以白粉就是白米粉。我们有一次考试，有一个名词解释，有一个学生大概既没有听老师上课，也没有看书，答白粉这个名词解释的时候，他居然写了一个大烟土。白粉就是白米粉，白米粉炒一炒就能炒香，熬香就是炒香。我们北京有一道菜叫作米粉肉，它就是拿五花肉放上佐料腌好了以后和这个炒香的米粉混合在一起，上笼屉上蒸，蒸完了香酥可口，不肥不腻，所以这个白粉熬香就是炒香。我们知道仲景是楚人，所以在考证这个熬在《伤寒论》中的本来的含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指的炒。所以我们了解张仲景是什么地方人，主要是为了读他书，了解他书中方言的一些确切含义。张仲景的心理素质怎么样？作为这样一个名医，他一定有他特殊的心理素质。仲景在年青的时候，曾经找过一个心理学家，叫何颙的先生，请教何颙说：先生您看看，我长大了我将来适合做什么工作。何颙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心理学家。所以那个时候他看曹操，说现在天下大乱，汉朝将要灭亡，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的一定是这个人。他说得很准，所以仲景呢也找他来看一看。何颙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这件事情记载在什么地方呢？记载在《太平御览何颙别传》里，这本来是说何颙说话说的准确，预测得准确。他说：仲景先生，你呢'思精而韵不高'，你是一个善于深思熟虑，性格内向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不是那种大喊大叫的喜欢张扬的人，所以如果你今后要做一个医生的话，那你一定是一个高明的医生。这是张仲景的素质。北京中医管理局说，我们在座的同学将来都是培养北京市的名医的，我想我们作为一个医生这个职业的话，那你一定是胸有成竹的，稳如泰山的，让病人一看，就给人一种信任感的，应当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这样的心理素质的人。而不能是个大喊大叫的、毛毛躁躁的，让病人一看见，哎哟，这大夫给我开的这个方子，我敢不敢吃呀？没有一种信任感。所以作为一代名医，也应当学习张仲景的深思熟虑的这种心理素质。仲景的学医经历，宋臣（林亿等），《伤寒论》序里有一段话，说张仲景，《汉书》无传，《后汉书》没有他的传记，见《名医录》云，《名医录》是唐代的甘伯宗所写的一本书，非常遗憾的是，《名医录》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了，说：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说张仲景最初学医是跟他的同乡张伯祖学的，学的结果呢，就是把张伯祖的学术经验学术思想全面进行了继承。所以当时的人说，他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水平都超过了他的老师，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且从张伯祖和张仲景对中国医学的贡献来看，仲景的贡献要远远超过他的老师。这件事情，给我们两点启示：一点启示是名师出高徒，这个宋·张杲《医说》就写过张伯祖，说张伯祖南阳人也，他是独好方术，诊处精审，无论是诊断还是处理都非常精当，都非常谨慎，疗皆十全，治疗就是十个病人来看病能治好十个，为当时所重，是当时的大家非常重视的，非常尊重的一位名医。同郡张仲景，异而师之，因有大誉，他的同乡张仲景非常尊重他，就跟他学习，所以张仲景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声誉，这就是名师出高徒。所以我们今天组织师带徒，应该说这个教育方法是符合中医学术继承的发展规律的。这是一个启示。第二个启示是，师带徒也可以出名医。仲景没有进过什么大学，但是他是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人，（他的职务）在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所写的《伤寒论》序里头，引用了唐代甘伯宗的《名医录》的一段话，关于仲景的职务写了这样几个字，说：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这个孝廉不是一个职务，也不是一个职称，他是指的在当时社会，对于基层的一些孝顺父母，廉洁奉公的优秀青年的一种荣誉称号。以后政府在选拔官吏的时候，就从这些孝廉中的优秀者来作为选拔官吏的一个基础。所以仲景做孝廉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当然没有史书记载了这个官至长沙太守，长沙这个地方，在汉代是一个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交通重镇，长沙太守在史书上都是有记载的。你看我们查了史书，有记录长沙太守有孙坚，就是孙策、孙权的父亲，很有名的，其后有苏代、有张羡、有张怿、有廖立、有韩玄，而韩玄就是那个黄忠的原来的那个上级领导。你看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因为这是一个重镇的太守。可是张仲景呢，他做太守的事情史书上没有记载。后代，特别是明代以后的地方志，也有张仲景作长沙太守的这种记载。在明代的崇祯五年，也就是公元1632年，在南阳城东，农民在挖井的过程中，挖出一个石碑来，这个石碑上写着十一个字：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这个石碑出土以后，这个石碑现在保存在南阳医圣祠，专家们考证，它的石刻的风格、碑框的花纹，还有碑框的配画，还有图式都和晋末南北朝的石窟造像和当时的那些古墓的一些彩画的风格都相类似，都相仿佛。1981年在整修医圣祠的过程中，人们把这个墓碑往下挖一挖，在这个墓碑的根基的基础下面发现了一个碑座，碑座的侧面刻着4个字，叫咸和五年。咸和是晋成帝司马衍的年号，咸和五年相当于公元330年。咸和五年这4个字是刻在碑座的一侧的，字体也很不规范，歪歪扭扭的，看起来就像刻碑的这个刀工试他这个刀的时候，试他这个铁笔的时候随意刻上的。如果说这个碑体和碑座是同一年代的东西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碑如果是立在公元330年的话，那离仲景去世也就是年多一点，那这个墓碑对考证张仲景做长沙太守就有重要的文物价值。非常遗憾的是，这个碑座是汉白玉的，碑体却是青石的，而碑座的这个字体呢和碑体的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这11个字的字体又完全不同，所以人们就觉得呢，这个碑座可能是比较早，而碑体呢可能就晚一些。当然从花纹来看，也像晋末南北朝时候的作品，所以说它对考证张仲景作为长沙太守有重要的价值。可是后来我冷静一想，在这个墓碑上，有两个要素，一个是长沙太守，一个是医圣，如果我们考证长沙太守得不出结论的话，我们就看一看医学界是什么时候把张仲景称作医圣的。医学界还没有把张仲景称作医圣的话，这个墓碑是不会这样刻的。首先我们想一想，在汉代当时没有人把张仲景叫医圣，如果把张仲景叫医圣的话，《后汉书》《三国志》肯定会给张仲景作传，但是这两部史书都没有给他作传，所以当时没有人把他叫做医圣。稍后王叔和在整理《伤寒杂病论》的过程中，他只提到了说今收采仲景旧论，对病真方，收集张仲景的过去的这些著作和对病的真方，在这里直接称仲景，肯定没有把他称做医圣。再后来晋朝的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里头，他有这样一段话，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说伊尹这个人，以他仅次于大圣人的才能，你看亚圣之才，仅次于大圣人的才能，撰用《神农本草》就是参考了《神农本草经》，以为《汤液》，写成了《汤液经》。仲景论，而仲景的著作广伊尹《汤液》，就是补充、扩展了伊尹的《汤液经》。为数十卷，用之多验，在临床上用起来多有效验。晋朝的皇甫谧把伊尹这样一个古代著名的医生才叫做亚圣，所以那个仲景呢，只不过在亚圣的基础上，补充、扩展了《汤液经》的一些内容，继承了《汤液经》的内容，然后写了一部著作，而这部著作在临床上应用的是很有效验的。可见在晋朝的皇甫谧的时代，根本没有把张仲景叫做医圣，他才把伊尹叫做亚圣。到了唐代，孙思邈写《千金要方》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直接就称仲景要方，直接就称仲景，也没有丝毫谈到仲景是圣，是亚圣，和圣没有贴边。在《外台秘要》里，也引用了什么张仲景方、仲景方，也是直接称呼仲景。要是一个圣人的话，还直接称名字吗？所以在唐代也没有人把他称圣。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校勘刻印《伤寒论》的时候，这是公元年，在《伤寒论序》里头，它说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实际上这段话是根据晋朝皇甫谧的那个《针灸甲乙经序》的那段话而来的，说张仲景他是根据伊尹的《汤液经》的法则，而伊尹呢，是根据《神农本草经》的内容来写的著作。底下他说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说这难道不是继承了大圣人的意思吗？所以宋朝的林亿、孙奇、高保衡，国家校正医书局的这些官员，在《伤寒论》序里头非常明确地说张仲景只不过是继承了古代大圣人的意志，并没有把张仲景本人称为医圣。其后在公元1144年，成无己写成了《注解伤寒论》，再后一些成无己写成了《伤寒明理论》。在这两部著作里，成无己仍然是遵循了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的这个口径，说张仲景所做的工作是类似于圣人的工作，是继承了圣人的工作，仍然没有把他称作圣。在1182年，金人刘完素他所写的《素问玄机原病失》这本书里头，他明确提到了仲景者，亚圣也，这才和圣沾了边，但是没有直接称医圣，而是次于圣人，亚圣嘛，次于圣人。再往后，到了年，李濂写成了《医史》，他说仲景被论者推为医中亚圣，这已经到了明代1526年，仍然没有把仲景称作医圣，直接称张仲景为医圣的是公元1589年，方有执，研究伤寒的大家，错简派的创导人，写成了《伤寒论条辨》。在《伤寒论条辨》这部著作里，方有执说：……称仲景曰圣，这以后，在医家的著作中，把仲景称为圣的才多了起来。而张仲景的那个墓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我们刚才说了是年被发现的，应当说，认真的说，什么时候医学界才把张仲景称为圣的，应当是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