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档案整

清代檔案整理與館際合作─第三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359回顧與前瞻─清宮檔案的整理出版與檔案術語的規範莊吉發師範大學歷史系一、前言檔案術語的規範，建立共識，有助於學者的查閱利用，更能促進館際合作。近數十年來，海峽兩岸積極整理出版清宮檔案，很早便受到世界許多國家相關學者的廣泛關注和查閱利用。長期以來，海峽兩岸檔案保管單位，由於缺少互動，對清宮檔案的整理體例，出版方式，檔案術語的使用，因未規範，以致中外學者莫名其妙，無所適從。近年來，香港地區推動中文名稱的規範工作，不遺餘力，開發搜尋介面，建立跨地區合作，對國際圖書館中文權威工作已經發揮了相當可觀的影響力。西元二○○五年十一月七、八兩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第三次中文名稱規範會議。「會議紀要」指出：圖書館在編製書目的過程中，屢有同書異名、同人異名、同名異人等現象，有賴選擇適當的標目，再擇定主標目（或稱權威標目），並將不用標目以及參見標目和主標目之間，建立起系統參照關係，這項工作稱「權威控制」，權威控制做得好，查尋書目自有脈絡可循，不但發揮聚合書目的效果，也增進檢索的準確度，進而有效地掌握圖書資訊，所以權威控制不但是圖書館提供館藏服務的重要工作，也是書目控制的必要工具。1在清朝官書典籍、《清史稿》等書中同人異名，同音異譯，一人兩傳，同名異人1顧力仁撰〈出席第三次中文名稱規範會議及參訪香港圖書館報告〉，《國家圖書館館訊》，95年，第2期（臺北：國家圖書館，民國九十五年五月），頁1。回顧與前瞻─清宮檔案的整理出版與檔案術語的規範360等現象，比比皆是，清實錄的酌古準今，辨正姓氏，畫一人名，就是一種權威控制的規範工作，可以提高檢索的準確度。治古史之難，難於在會通，主要原因就是由於文獻不足；治清史之難，難於在審辨，主要原因就是由於史料氾濫。清宮檔案，浩如烟海，基於資源共享的精神，提供館藏服務，有效地掌握檔案資訊，增進跨地區的館際合作，都不能忽視檔案術語權威控制的規範工作。因此，對整理出版清宮檔案的得失，進行檢討，舉辦座談會，加強兩岸的互動，對檔案術語進行規範，建立共識，是具有建設性和前瞻性的意義。二、從無圈點檔到滿文原檔清太祖、清太宗時期，記注政事及鈔錄往來文書的檔冊，主要是以無圈點老滿文及加圈點新滿文記載的檔子（dangse）。清朝入關後，這批檔子由盛京移至北京，由內閣掌管。當時稱為「無圈點檔」，這是未經加工的原檔。乾隆六年（1741）七月二十一日，清高宗乾隆皇帝以內閣大庫典藏「無圈點檔」年久舊，所載字畫，與通行的新滿文不同，諭令大學士鄂爾泰等人編纂無圈點字書。同年十一月十一日，鄂爾泰等人以無圈點檔年久舊，奏請托裱裝訂。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十二日，軍機大臣恐「無圈點老檔」日久擦損，奏請依照通行滿文另行音出一分，即交國史館纂修等員加置圈點。重鈔的本子有兩種：一種是依照當時通行的新滿文繕寫加簽注的重鈔本；一種是仿照無圈點老滿文字體鈔錄而刪其重複的重鈔本。這兩種鈔本俱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以前完成繕寫的工作，習稱北京藏本。乾隆六年（1771）所稱「無圈點檔」，乾隆四十年（1775），又稱「無圈點老檔」，就是由盛京移藏北京內閣大庫的原檔，崇德年間（1636－1643），纂修《清太祖武皇帝實錄》，順治年間（1644-1661），纂修《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初纂本等官書時曾使用過。北京藏本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重鈔本，或加圈點，或加簽注，或刪其重複，經過重繕加工，不是原檔。乾隆四十五年（1780），又按無圈點老滿文及加圈點新滿文各鈔一份，齎送盛京崇謨閣貯藏。同年二月初四日，盛京戶部侍郎全魁從北京返回盛京，將這清代檔案整理與館際合作─第三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361兩種鈔本運至盛京內務府衙門，經由福康安點收。崇謨閣貯藏的鈔本，分為兩種：一種是「無圈點老檔」，內含天命、天聰、崇德三朝，共七包，計二十六套，一百八十本；一種是「加圈點老檔」，內含天命、天聰、崇德三朝，共七包，計二十六套，一百八十本。貯藏於盛京崇謨閣的「無圈點老檔」和「加圈點老檔」，可以稱之為盛京藏本，也是重鈔本，不是原檔。原檔所使用的紙張，主要是明朝舊公文紙和高麗箋紙，北京藏本、盛京藏本的書法和所用紙張，都和原檔不同。崇謨閣藏本中的「無圈點老檔」和「加圈點老檔」都不是原檔。自從乾隆年間整理「無圈點檔」或「無圈點老檔」，托裱裝訂，重加貯藏後，原檔始終藏於祕府，直到二十世紀初期始再度被人發現，首先被發現的是盛京藏本。清德宗光緒三十一年（1905），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第二次往訪瀋陽時，曾用曬藍的方法，將盛京藏本複製一份，計四千多張，帶回日本，後來撰寫〈清朝開國期的史料〉一文，刊載於《藝文雜誌》第十一、二號，公開介紹這批檔案。為了研究方便，內滕虎次郎稱盛京藏本的複製本為「滿文老檔」。無圈點滿文、加圈點滿文，都是滿文，「無圈點老檔」、「加圈點老檔」，統稱「滿文老檔」，並無不當，但「滿文老檔」是指崇謨閣藏本的複製本，並非北京內閣大庫貯藏的原檔。民國七年（1918），金梁節譯乾隆年間崇謨閣重鈔本部分史事，刊印《滿洲老檔祕錄》，簡稱《滿洲祕檔》。民國二十二年（1933）五月十三日《故宮周刊》第二四五期，第一版刊載〈漢譯滿洲老檔拾零〉一文指出，「瀋陽故宮崇謨閣，藏有舊檔二種：一為漢文，六冊，分載勅諭、奏疏及朝鮮國書，皆天聰、崇德年事。金梁錄副編次，名曰崇謨舊檔；一為滿文，一百七十九卷，所載為天命、天聰、崇德年事，多三朝實錄、開國方略、東華錄所不載，金氏復總管輯譯成書，世稱滿洲老檔是也。」2原文又稱「金氏所據譯者與內閣大庫舊藏老檔三十二冊互有詳略，而均為無圈點體。」「繙譯至難，經滿漢文學士十餘人之手，費時二載始脫稿。」「以卷帙過多，校刊非易，遂擇要摘錄，名曰滿洲老檔祕錄。」由引文內容可知崇謨閣所藏「無圈點老檔」、「加圈點老檔」，金梁稱之為「滿洲2〈漢譯滿洲老檔拾零〉，《故宮周刊》，第二四五期（北京：故宮博物院），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第一版。回顧與前瞻─清宮檔案的整理出版與檔案術語的規範362老檔」，金梁節譯本稱之為《滿洲老檔祕錄》，簡稱《滿洲祕檔》。民國二十年（1931）三月，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整理內閣大庫東庫檔案時發現一批長短厚薄不一的滿文檔冊，主要是「無圈點檔」、「加圈點檔」，亦即原檔。《文獻叢編》稱之為「滿文老檔」，與盛京藏本的複製本名稱雷同，是一種混淆。民國二十五年（1936）三月，文獻館又在內閣大庫裡發現崇德三年（1638）全年分的原檔，因發現較晚，未能隨其他文物同時南遷。民國三十七年（1948），滿文原檔，共四十冊，隨南遷文物遷運來臺。由國立故宮博物院妥善保存。後來由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申請拆線攝製照片，進行繙譯研究。昭和三十三年（1958）、三十八年（1963），日本東洋文庫譯註出版盛京藏本複製本題為《滿文老檔》，共七冊。民國五十四年（1965），《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年報》第四期刊載廣祿等撰〈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一文，文中將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原檔稱為「老滿文原檔」。民國五十九年（1970）三月，廣祿等譯註出版《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先後共出版二冊。由於中外學者習慣上稱乾隆重鈔本為滿文老檔，所以該書把乾隆重鈔本所根據的三十七冊老滿文檔冊，叫做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3民國二十年（1931），文獻館發現原檔三十七冊。民國二十四年（1935），文獻館整理內閣大庫殘檔時，又發現原檔三冊，合計四十冊。在四十冊中，除無圈點老滿文外，還有加圈點新滿文，稱之為《老滿文原檔》，並不周延，可以正名為「滿文原檔」。民國五十八年（1969），國立故宮博物院將「滿文原檔」四十冊影印出版，共十冊，題為《舊滿洲檔》。昭和四十七年（1972），日本東洋文庫清代史研究室譯註出版其中天聰九年（1635）分，亦題為《舊滿洲檔》，共二冊。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遼寧大學歷史系據日譯本《舊滿洲檔》天聰九年分二冊，譯出漢文，題為《滿文舊檔》。原書「漢譯說明」指出，在「乾隆朝整理《滿文老檔》時，缺少天命七年（1622）七月至十二月，天聰七年（1633）、八（1634）、九（1635）年三年半的稿本。一九三五年整理內閣大庫時，發現了天聰九年的原稿本，後3廣錄等譯註《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凡例，頁15。清代檔案整理與館際合作─第三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363來被劫往臺灣。」4遼寧大學歷史系編印《清初史料叢刊》書目時，原擬譯名為《漢譯盛京舊檔》，正式出版時定為《漢譯滿文舊檔》。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明清檔案中含有「無圈點檔」的部分殘檔，為散遺於內閣大庫的散葉。《明清檔案存真選輯》，第二集將這些散葉整理出版，題為《老滿文史料》。一九八八年十月，季永海等譯註出版崇德三年（1638）分滿文原檔，題為《崇德三年檔》。北京藏本包含乾隆年間重鈔本共二十六函，一百八十冊，其中天命朝十函，八十一冊；天聰朝十函，六十一冊，崇德朝六函，三十八冊。一九九○年三月，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以重鈔本為藍本，譯註出版，並根據國內外史學界的慣稱，而題為《滿文老檔》，共二冊。5民國九十四年（2005）十二月，國立故宮博物院重新將院藏四十本「無圈點檔」、「加圈點檔」掃描製版，正名為《滿文原檔》，精裝十冊，印刷精美，字跡清晰。民國五十八年（1969），拆線出版時，曾經遺失寒九十九兩葉，亦利用原先攝製照片沖洗掃描印刷，書名既經規範，長久以來的爭議，可以正式畫上句點。三、明清檔案的整理出版清朝內閣在雍乾以前固然是國家庶政所自出之地，在雍乾以後內閣仍是制誥典冊之府，內閣大庫檔案就是清朝全國庶政的真實紀錄，也是貴重的文化遺產，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國立故宮博物院現存清朝檔案，由於未曾遭遇流入紙廠的厄運，而遠較史語所的內閣大庫檔案情況為佳。史語現存內閣大庫檔案給人印象是「數量相當龐大，種類十分繁雜，次序極為凌亂，實體頗多殘損。」6整理這批檔案，顯然是一件極為艱鉅的任務。經過史語所前輩們在極其艱鉅的情況下搶救、保存下來，同時由於史語所工作人員的辛勤整哩，一方面確保了內閣大庫檔案不致湮滅；一方面也便於學者的利用，史語所前輩暨工作人員的4《漢譯滿文舊檔》（瀋陽，遼寧大學歷史，1979年12月），頁1。5《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3月），凡例，頁1。6《明清檔案》，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七十五年一月），序，頁3。回顧與前瞻─清宮檔案的整理出版與檔案術語的規範364功勞，受到學術界的肯定，應該向他們表示最高的敬意。民國十八年（1929）五月，史語所由廣州遷到北平。同年八月，內閣大庫檔案移運至午門西翼樓上後，即開始整理。從同年九月起，至十九年（1930）九月止，前後一年之間，經過分類、鈔錄副本，終於將整理所得陸續刊印出版《明清史料》。至民國六十四年（1975）止，共刊出十編，所收錄的檔案，計八千二百餘件，為明清史研究提供極其珍貴的素材。《明清史料》的出版是據鈔錄的副本排印的，版面整齊，不受傳統文書形式的限制。但是，排印本的缺點，由於改變文書格式，對研究傳統文書制度，不能窺見其原貌，畢竟是一種遺憾。在鈔錄、排印、校對過程中，人為的疏失，更難避免。民國四十八年（1959）六月起，史語所出版《明清檔案存真選輯》，計三集，採取照相製版的方式，標明文書紙地規格。其優點不僅保存文書形式的原貌，同時也可減少內容文字的人為疏失。例如《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圖版壹佰壹拾玖，選印〈譯荷蘭國表文〉，文末書明「西曆七月十三日」等字樣，《明清史料》作「西歷七月十三日」，將「曆」字改為「歷」。圖版壹佰貳拾，選印〈譯荷蘭國與兩王文〉，首幅書明「管在小西諸處荷蘭國人」等字樣，末幅書明「西曆七月十三日」，《明清史料》將句中「小西」誤作「小四」；「西曆」，改作「西歷」。7為保存檔案的真貌，照相製版，確實較為可行。《明清史料》採取鈔錄副本，鉛字排印的方式，是有待商榷的。民國七十年（1981），史語所決定通盤整理所存全部內閣大庫檔案，經工作人員辛勤整理，從民國七十五年（1986）起正式出版《明清檔案》。在第一冊「編印細則說明」中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