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的90后做不一样的事情

■IT时报孙妍张程李栋陈天桥岁，成为中国首富。马化腾岁，腾讯上市。丁磊岁，网易上市。年，在所谓的“世界末日”到来之前，聚美优品推出了一则电视广告，“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成了年轻人“为自己代言”反击他人冷言冷语的口头禅。年月，聚美优品在纽交所主板上市，后的创始人兼CEO陈欧，身价暴涨至亿人民币。后独占鳌头的局面渐渐被消解，以陈欧为代表的后开始登顶，而来势汹汹的后则让人摸不着头脑，张天一用互联网思维卖着米粉，郭列用脸萌霸占了朋友圈头像，“霸道总裁”余佳文明年要给员工发一亿。年生人的创业者尹桑曾说，我幼儿园时就有PC机可以玩游戏，小学的时候就“触网”，开始打网游，然后是手游。我们这代人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们想做更“酷”的事情。现在尹桑是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一起唱”的创始人兼CEO。生于上个世纪年代的这群创业者，除了物质生活相对充裕，眼界也更加开阔。“初中的时候，通过互联网我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广阔，我知道我以后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而不是父母期待的医生、律师、会计。”在谈到为什么要创业时，一位后创业女孩这样告诉《IT时报》记者早就埋在她心底的创业冲动。◆拒绝被贴“后”标签“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会有以年代去标记一类人群这样的做法出现，说明整个社会大环境有着较强的不知足以及功利的心态，这是我对这个现象的本质判断。”东革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姚欣宇拒绝了采访。事实上，他现在拒绝一切媒体采访，因为不愿被贴上后的标签。“包括我在内有好几个人都在《福布斯》年度前位岁以下创业者榜单中，但是这样的称号出去，真正有能力的长辈和同辈不怀疑你的能力或是嘲讽，就谢天谢地了。创业圈和娱乐圈不同，是商场更是战场，‘高调曝光’这个技能不是都能产生正面价值的。”云计算公司捷速网络CEO郭秀峰也以一旦高调就会跌个大跟头的理由拒绝了采访。“后是个伪命题，一个标签怎么能代表一代人呢?后最大的特色就是每个人都很有个性，”在得知自己被“后”这个标签代表了之后，尹桑，这个年出生的年轻CEO有些不能接受。其实在《IT时报》记者采访的众多后创业者中，大多数人对于“后”这个标签都表示无奈。“后这个标签在当前的舆论语境下所代表的含义首先是脑残，然后是颠覆、创新、疯狂、个性等，我觉得它不能代表我，起码我不是脑残，”另一位后创业者在谈及“贴到”自己身上的后标签时如此说道。“脑残”“垮掉的一代”这是前些年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后形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了解后将会失去一切”是许多企业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作为活跃的用户群体和消费的生力军，后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个年轻人群体，其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改观。“蒋方舟在《青年中国说》的节目中说，现在媒体的舆论环境有讨好后的趋势，不过我觉得后是冷静的，一些人也已经慢慢地意识到这点。”唯众传媒制片人、《青年中国说》节目制片人蒋凌霜说。“任何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这很正常，在我看来，后并不是一个整体很牛逼的群体。”一位风险投资人认为，媒体对于后的标签和追捧，是一个伪命题。◆“那些老家伙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那些老家伙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这是余佳文，备受争议的后创业者，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话。在最近播出的《青年中国说》中，“明年给员工发一个亿”“我赚不赚钱关你什么事”等豪言，让余佳文成为舆论焦点。马佳佳用情趣用品掀开了传统观念的遮羞布，余佳文则用互联网小混混的口吻宣称明年要给员工发一亿工资。越来越多的后像他们一样，以“创一代”的姿态站出来。后创业者身上大多有着相似的经历——辍学，创业并不是长大之后的选择，更多是从小的梦想。小学四年级开始，尹桑的梦想便是成为比尔·盖茨，长大后赴美留学，学的是创业学，读到一半便退学了，“退学就是一个选择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学的是创业学，学历本来对创业就没有什么用。”相较于受完良好教育、走出大学后才开始创业的后、后，后对于创业的概念更加直接，“看到好的时机，就要马上去做。”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来自硅谷“车库创业”传奇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前辈起早贪黑白手起家的传统故事。无论是低调还是高调的后创业者，改变和颠覆是他们创业的原动力，他们不认为，所有的舆论会认同自己。“我认识的后创业者，都是拿很低工资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创始人拿工资的话，说明他对自己的公司股份不信任。这个概念后、后、后是不理解的，他们会说工作怎么能不拿工资呢，会说我是在作秀。”尹桑曾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只有后才懂后。”在看项目时，风投王强(化名)特别关注一些弹幕、动漫创始人的年龄，如果是后，或者泛后(后接近年生人)，他会给这个项目加分，“这些项目，后、后是做不来的。”但后创业者对于自我的绝对自信，却也成了舆论反击的焦点。“我有时候在学校里看到一些后特别热情去创业，我跟他们讲，你最好把书读完，这是第一。”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阎焱近日喊话后创业者，不要认为自己都是天才，创业是件苦逼的事情。“后、后会想我做的事情有意义吗，而后就会想我做的事情有意思吗?”蒋凌霜认为，“后更为早熟，不关心周围人的看法，更坚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后如果认同你的公司文化，他们会为公司卖命，因为他们的原则是‘努力工作，好好生活。’”◆“我们在做颠覆性的东西”“我们不想做风口上的猪，我们为什么要做风口上猪呢?这个一点都不‘酷’，我们要做很‘酷’的事情”，“风口上的猪”是去年一个很火的话题，小米的雷军用选对趋势猪都能飞上天的比喻来讲选择的重要性。而在后看来，成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结果，而在于做更“酷”的事，做颠覆性的事。“你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具有颠覆性吗?”“当然。”这是众多后创业者的相同答案。“无私轻生活”的初创团队个人都是在国外留学时通过朋友圈认识的，几人一拍即合，毕业后便开始了创业。他们创业的项目是PP(个人到个人)的租车服务，车主在车闲置的时候把车挂到平台上，需要租车的人可以到平台上挑选。年他们的平台Carshare在香港面市。一年内，通过该平台有名车主把车租给超过名租车者。年月，他们开始进入内地，上海是第一站。“现在可能环境有点简陋，但我们很快会搬去一个大点的地方。”月日晚上点多，《IT时报》记者来到“无私”位于上海杨浦区锦建路上的临时办公地点。这里的面积不算大，约个平方，两张长桌子摆成L型。除了两位初创团队成员简雪忻和吴佳农外，一个多岁的年轻人和一个来岁的外国人还在电脑前工作。吴佳农说，这两个工程师分别来自百度和微软。“我们是在颠覆。”坐在被玻璃墙隔开的办公区里的简易沙发上，简雪忻和吴佳农讲述了他们正在做的“具有革命性的共享经济”。吴佳农认为，他们是第一个将此概念引入中国的公司，这无疑是颠覆性的。当记者谈及这种模式属于改良还是颠覆性的革命时，简雪忻反问，“你觉得苹果手机算是颠覆性的吗?它也只不过是把智能机改良了一下。”撰写《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杰里米·里夫金在其新作《零成本社会》中，对共享经济的解释是，人们能直接在物联网上生产、分享能源和实物，并运用大数据和算法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使生产和销售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并在某些领域颠覆资本主义的交换经济。然而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零成本社会与基于“稀缺”“利润”和“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理论并不一致。质疑者表示，如果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享都是免费的，企业家无法收回成本，怎么会有创新和生产的动力?和“无私”做同类服务的PP租车去年月已进入中国，月初，宣布完成万美元B轮融资。◆“投的就是这波后”“我们投的就是这波后。”在某著名投资机构的办公室中，一名年轻的投资经理五指如飞，在微信上回复着各种后创业者之余，突然抬起头来淡然地冒出来这句话。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中，他接触过数百名北京、深圳等地的后创业者，投资了若干个动漫、社交、众筹领域的新秀项目。期间跟这群年轻人称兄道弟。线上头脑风暴，线下各种聚会，聊创业、聊理想、聊未来。接触久了，他也被后身上的某种特质所打动。“衣食无忧，追逐理想，能独立思考，勤奋有冲劲。”与娇生惯养、非主流等负面印象相反，他给予了后互联网创业者最高的评价，这些特质在资本界的眼中成了最理想的创业者。“后创业者，能够充分理解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做出足够新颖的产品。”在这位年轻的投资经理眼中，这波年轻的互联网创业者，与目前主流用户没有文化、思想上的代沟，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像后创业者一样有来自家庭的压力，有足够充足的时间去追逐理想，精心打造好一个项目。”激情、独立让后成为理想主义创业者，但在具体的商业运作、公司管理过程中，缺乏经验的他们多少显得有些稚嫩。“易题库”创始人武星宇，高三时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母校北大附中的周年校庆时，他自编自导拍了一部微电影，武星宇觉得很了不起，因为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校友以这种方式纪念自己的母校。这件事让武星宇看到了一个优秀创意的意义所在。大学时，武星宇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学导演，却在大三选择了一边读书一边创业，而他创业的领域并不是在电影行业，而是为老师服务的在线教育产品易题库。现在武星宇公司有多个人，与多所学校在合作，用户已经过万。武星宇坦言，公司在融资方面没有太大压力，最主要的问题是招人难，“我们现在都是提前三个月储备人才，要求至少有三年的工作经验。”让岁出头的年轻人管理一个公司，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余佳文企图用不拘一格的“野路子”颠覆传统的公司组织架构和管理套路。他将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砍掉，让员工自己开工资。但在《青年中国说》节目现场，马上就有现场点评嘉宾质疑，你这样的管理方式，有“团伙”的意味，而不是“团队”，一个团队还是要靠制度来维持，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上述投资经理认为，与传统的商业项目不同，他们投资后的创业项目时，并不急着商业变现或者是资本退出，而是给予他们宽松的发展空间，在公司的运营过程中及时给出建议和指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后创业者和投资人更像是朋友关系。◆后创业案例小天才变成小CEO薛来生于年科技公司Ractiv创始人兼CEO在浩淼的银河系中，有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薛来。岁时，他和林晨阳、李贤基以“启发多触式界面数据传输”技术赢得了英特尔国际科学和工程大奖赛。那一年，还是高中生的三位小伙伴并没有萌生创业的想法，他们将美元奖金留作申请专利的科研基金，而其余美元全数捐献给了遭受地震侵袭的成都。次年，“年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舞台上，他与钱学森、高琨一起站在领奖台上。对于喜欢埋头做科研的他来说，最好的选择是去大平台专心科研。高考那年，他搁置了去美国求学的机会，初衷是为了省下每年三四万元的学费，给家里减少负担。于是，他决定留一年gapyear，就给英特尔公司投了简历，顺利地进入了上海英特尔亚太研发中心，他是全公司唯一一个没有大学本科文凭的正式员工。一年以后，身在新加坡的林晨阳也服完了兵役，林晨阳对薛来说：“我们一起开家公司吧。”薛来说：“好的。”两人一拍即合，薛来放弃了学业，放弃了英特尔这样的大平台，当时双方父母都不支持他们的创业。他俩抱着手工制作的产品touch+，自费买了去美国的机票，一家家地跑投资公司。遥想当年比赛时，薛来在额头上戴着一个带有透明胶粘合的自制设备，身后背着一台ThinkPad笔记本电脑，冲着对面的Kinect，时而举起双手，时而做出端茶壶的动作。“美国的风投都非常老油条，他既不投你，也不放你，不温不火地搁着。”于是，他们转向众筹的方式，没想到，这个类似于微动和LeapMotion、可以省去手在键盘和鼠标之间来回移动的手势控制装置，头天就在Kickstarter上筹得了万美元。后来，他们在新加坡拿到了红点创投的万美元，但由于做硬件成本较高，现在这笔投资还不足以支撑他们在新加坡租一家像样的办公室。迫于资金紧张，薛来回到了上海的家里，通过Skype和同伴们远距离协作办公。一个后的CEO，带着一群平均年龄到岁的大叔们创业，薛来有过沟通和相处的困惑。“我现在正在慢慢地改，我觉得只要把员工当作合作伙伴，以一种平等没有阶级概念的态度来和他们共事。”他说。在看似冲动的创业选择背后，薛来用一周工作个小时的疯狂方式为自己做事，“已经写了万行代码，不过还没完，争取这周末就把驱动做出来。”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