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诸帝的佛教认知与政治文化环境

1明朝诸帝的佛教认知与政治文化环境周齊作者周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在明朝诸帝中，宠佛排佛的都有，佛教的境遇因之而有冷暖变换。但整体看，经过太祖和成祖两代的强势统治，明代统治阶层已形成比较成熟的佛教认知和政策原则，各代基本受明初确立的认识理念和政策模式的深刻影响。但因帝王换代以及宗教趣味不同，各代也各有特点。同时，明朝帝王的佛教认知以及对于佛教的不同态度更与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以明代政治文化环境为考察背景，透过明代几代帝王对于佛教的认识以及宗教意趣的变换，尝试从一个新角度对明代帝王与佛教及其政治文化环境的关系略作解释。一、明太祖的佛教认知与政治文化环境佛教在中国社会，固然要受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因素的综合作用，但在君主专制体制王权至上的社会形态中，帝王的好恶对于佛教的发展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力。僧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史家亦谓：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2这种状况在明太祖专制集权极其严重的洪武时期自然是更不例外。（一）明太祖的佛教认知明太祖朱元璋是个“起自寒微”的皇帝，而且在其从社会最底层攀缘到最高统治者的经历中，与佛教因缘密切。他曾经出家为僧并与秘密宗教有染，但这是为后人乐道却为朱元璋深忌的经历。当时若用了与“秃”“僧”等谐音的字，都可能遭杀身之祸。在争夺江山的征战中，朱元璋也很注意利用僧道中人，乞求神佛的护佑，更标榜奉天承运。继承大统后，朱元璋看待佛教的角度有所变化，着重在统摄全局的角度摆置儒释道三教的关系和利用宗教的社会功能，并始终重视世俗政权对佛教的控制和管理。如洪武初就征召江南名僧入京，建“善世院”，统理天下释教。十四年便正式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严整的僧官体系。并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佛教政策。而平时于日理万机之中，还时常与其赏识的僧人坐而论道，阅藏著述，发表议论，对佛教施加影响。这个从社会最底层经过出生入死的奋斗1慧皎《高僧传》卷五，“释道安”。2《元史》卷二百零二，“释老”。2才坐到皇帝宝座上的开国皇帝，实行强权政治且注重实效，关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认识很实际，利用三教维护政权的手段也更娴熟。那么，作为帝王，明太祖是如何看待佛教的呢？首先，以其统治者的立场看，认为“务释氏而能保其国者，未之见矣”。3通过历数梁武帝等数帝沉溺佛道的事例，明太祖认为，帝王佞于佛道必将怠政而致国废，僧道献媚于王侯则毁及自身并连谤及法。释道之于帝王的意义在于教化愚顽，暗助王纲。若使凶顽者敬信佛法，有利于王纲；使愚夫愚妇供养佛僧，有利于国风淳厚；但王臣流连山林则于民不利。佛教“非帝者证果之场。若不解而至此，縻费黔黎，政务日杜，市衢嗷嗷，则天高听卑，祸将不远，豪杰生焉。”4帝王应做的是“宵衣旰食，修明政刑，”5使“四海咸安，彝伦攸叙，……昆虫草木各遂其生，”由此而“永为人皇。”6对于佛教，王侯大臣应做的是以政令使之“无有敢谤，听化流行，”7这是“非王侯大臣则不可”，8亦是“佛法付之国王大臣”9的意义所在。王臣和僧道各有其维护王纲所应起的作用和应在的位置。不过，朱元璋对于佛教的关注，还是引起了尚儒者的抗言。10其实，纵观朱元璋的作为，其好释氏之教与诏令严厉清理释道二教，同是服务于政权统治的需要，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朱元璋的宗教认知也是很实际的，乃至将佛国天堂也拉在了世间，称“佛天之地，未尝渺茫，此等快乐，世长有之。”11认为只要帝王善为，王侯大臣善佐，“取有道，保有方，岂不佛法之妙乎？”12显然朱元璋的认识并不等于无神论，但是对天堂地狱神鬼诸说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此时此地可以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13彼时彼地又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14神佛因不同的实际需要而相应发挥超现实或最现实的不同功能和作用。务释教不能保国，但利用释教则可暗助王纲，这是朱元璋对于佛教的一个基本认识。其二，认为佛教可以“阴翊王度”，“暗助王纲”。朱元璋很喜欢引用柳宗元所谓佛教可以“阴翊王度”的话，显示出对这种作用的特别重视和认可。他还特作解释说：佛之道云阴者何？举以鬼神，云以宿世，以及将来，其应莫知，所以阴之谓也，虚之谓也。其圣贤之道为阳教，以目前之事，亦及将来，其应甚速，稽之有不旋踵而验，所以阳之谓也，实之谓也。153《明实录》《太祖实录》卷四六。4朱元璋《游新庵记》。《全明文》卷一二。上海古籍。5同上。6同上。7朱元璋《游新庵记》。《全明文》卷一二。上海古籍。8同上。9朱元璋《游新庵记》。《全明文》卷一二。上海古籍。10《明史·李仕鲁传》有载：“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斓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跃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惟仕儒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仕儒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故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摔搏之，立死阶下。……陈汶辉……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数言得失皆切直。最后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仕儒与汶辉死数岁，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法，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11朱元璋《心经序》。12同上。13《庄子》《齐物论》。14《论语》《八佾》。15朱元璋《宦释论》。3这是说，将一些单靠“阳教”——儒家学说——不易处理或消解的社会现实问题或紧张关系，辅之以“幽远不测”的“阴教”——佛教等宗教说教——来加以抑制或消解。朱元璋君臣很重视利用宗教的社会功能辅助统治。对朱元璋佛教见解多有影响的大学士宋濂也颇多阐述，称佛教“历陈因果轮回之说，……有补治化之不足？”16积极建议朱元璋“诏天下诸浮屠，是习是讲，将使真乘之教与王化并行，治心缮性，远恶而趋善。”17朱元璋不仅采纳还鼓动说：佛教：动演天人小果，犹能化凶顽为善，何况聪明者、知大乘而识宗旨者乎？18若能如此：谈因缘化愚为善于反掌之间，虽有国法何制乎？缧绁刑具亦何以施？岂不合乎柳生之言？阴翊王度，岂小小哉？19利用和发挥佛教所谓“阴翊王度”的作用，是朱元璋君臣对待佛教及制定相关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可以说是明太祖重视佛教的基本原因。其三，认为佛、儒之说不异。“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20“独尊儒术”确立后，儒家思想观念作为历代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基础，以儒家学说主张为经世治国之道，尊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21的圣贤之道，对于为中国之君者几毋庸置疑。当然，朱元璋相关三教关系的认识必还受所处时代思想文化环境的影响。宋、元以来，儒释道相互交融的文化气氛更加浓厚。儒者潜心内典，士大夫雅好禅修，高僧高道旁谙儒说，乃至观点概念及问题关注点的某些趋同性等等，都表征着交融的深广度；三教会通的倾向性和社会诸层面对这种倾向性相对广泛的认可──不论自觉与否，承认或规避与否──无疑也是这种倾向的思想文化环境的说明。与标榜正统避讳禅嫌的儒者不同，朱元璋大力宣扬儒释的一致性，他阐述说：夫三教之说，自汉历宋至今，人皆称之。……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述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22朱元璋认为，帝王既不应因崇教者特助释道兴盛，也不应因有人指责佛仙之道误国惑民又敕令毁之。过分崇尚释道易使“世人皆虚无，非时王之治”，23但若如韩愈那样“绝鬼神无毫厘”“则世无鬼神，人无畏天，王纲力用焉”。24儒释道三者在利济万物宗旨上一致，但其间又有微妙不同。所谓三教之道“幽而灵，固而16宋濂《重刻护法论题辞》。17宋濂《新刻楞伽经序》。18朱元璋《心经序》。19朱元璋《御制授了达、德、溥洽僧录司》。20朱元璋《三教论》。21《中庸》。22朱元璋《三教论》。23同上。24同上。4张”，“此天地之大机”。25应利用其幽显、阴阳的不同特点，若兴毁无常则是愚蠢的。而且朱元璋还肯定儒释在“治心”方面的异曲同工之妙，曰：人至难持者，心也。……经言操存制伏之道，实与儒家言不异。使诸侯卿大夫，人咸知此，纵未能上齐佛智，其禁邪思绝贪欲，岂不胥为贤人君子之归？26所谓佛教“明心见性”与儒之“存心养性”是相通的，而且“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人知向方。”27朱元璋一再“拔儒僧入仕”28，诏敕天下僧人以《心经》《楞伽》《金刚》三经为必修等，当与此类认识不无关系。朱元璋君臣还非常强调佛教在敦笃孝道方面不异儒说。宣称：以孝道化度众生，……弗悖如来说律之本旨”“大雄氏言孝，实与吾儒不异。29这与朱元璋极力恢复和推行传统伦理纲常的治国方针也是相一致的。提倡“孝亲”实际是倡导“忠君”。无论如何，“慎终追远”之道是既可实际操作又符合传统价值观，是儒释在辅助王纲方面的一个重要合力点，重视认识和利用三教，是所谓能行中国之道而为中国之君者所必须。犹如万松行秀指点耶律楚材所说“以儒治国，以佛治心”30的话，实不外是总结历史经验和应对现实需求的精辟之论，也反映了政治态度和文化取向，显示了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状况。强调“家不异政，国不异俗”的明太祖，其对于三教的认识，同样不能背离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和明代的现实社会需要。只是，在政治实践中关注佛教之多，明太祖朱元璋显得比较突出。（二）明太祖对于佛教的态度与统治需要明太祖对待佛教的实际态度和管理的宽严变化与其统治现实需求的变化紧密相关，并直接反映在明初的佛教政策上。以洪武十四年为界，前后有明显的宽严变化，其差异与朝政方针及重心变化等密切关联。明朝建国于元代纲纪殆尽及元末连绵征战基础之上，不惟社会政治经济秩序遭受极大破坏，佛教的状况一样悲惨。“江淮南北所谓名蓝望刹，多化为煨烬之区，狐兔之迹交道，过其下者无不为之太息。”31初有国家，百废待兴。虽然朱元璋以猛治国，且手段残酷，但也必要修养生息安定四方。而佛教恰是能益其播撒恩泽的良好媒介。如明初诏请各路高僧数建广荐法会，为元季“有生之类不得正命而终”者追荐亡魂，既为禳灾祈福，也为安抚人心。同时诏建“善世院”料理天下释教事宜。又诏蠲“免丁钱”；“普给僧道度牒”。任“一切南北僧道……结坛上坐……日则讲经说法，化度一方；夜则取静修心”。32既满足僧俗宗教需求，也可“仰僧25同上。26宋濂《新刻楞伽经序》。27宋濂《送璞愿禅师还越中序》。28朱元璋《拔儒僧入仕》。29宋濂《金华清隐禅林记》。30耶律楚材《寄万松老人书》。31宋濂《句容奉圣寺兴造碑铭》。32《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5善道，感化人纯，”“善世利国”。33十四年前后是洪武朝政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十三年明太祖借破丞相胡惟庸谋反案废中书省，废丞相制，六部“分理天下庶务”直接对皇帝负责。从地方到朝廷，逐步确立明朝官制，摒弃元朝旧制。更加强化了君主专制体制。国家政权机器的调整自然也涉及佛教管理。十四年正式僧官机构体系的建立，具有整肃限制特点的佛教政策措施亦在此后陆续推出。佛教政策的强势变化与君主专制及官僚系统和政权运行的强势变化是相一致的。此外，元朝统治大厦倾覆的前车之鉴，也是使明太祖佛教政策趋紧变化的重要背景原因。元朝历代统治者大多崇佛，尤其崇佞番僧并少有检束，并经常大量赐田和耗巨资作佛事修功德，对社会风气及政治经济秩序都产生很大浸蚀破坏。不当的佛教政策不仅没能使“告天”“祈福”的佛僧为元朝延年，反而制造了佛僧公害，成为加剧社会矛盾尖锐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朝开国后的很长时间里，朱元璋君臣对于元朝灭亡都抱着高度反省态度，影响到对佛教的态度和政策主张上，即大致摆动在限制和利用之间。显然，明太祖的佛教认知必要受文化传统制约，而且也与当时知识阶层以及世俗社会的普遍认识大体一致，但是作为帝王，明太祖讲“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所表现的对待三教的态度，既不同于佛教立场上的三教观，甚至也不同于持类似观念的士人。明太祖重视佛教的目的在于“阴翊王度”，并根据统治实际调整对佛教的态度、外化为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由于朱元璋是一个强权的专制帝王，他的佛教认知和实际态度，不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