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与中国西北的自然环境

非政府組織與中國西北的自然環境---另一種地理觀察文：Ciny,Hin,Oxball,Sword,Keith此題目之目的並不是只求介紹當地自然資源的局限、或者是非政府組織如何按此局限解決自然問題這類流水式的敘述，相反，我們希望樹起一面新旗幟，去研究中國甘肅一帶非政府組織的環境管治性(environmentality)1---它們如何想像及認知甘肅的自然環境問題，並進一步以它們各自不同地理認知推動一些實踐計劃---所表現的管理模式和及後對當地環境的影響。而這樣的命題必須一種地理角度的觀察，以更好地描繪中國西北部的NGO與當地環境之間的微妙關係。西方學術框架與地理的缺席文章內容的尋找，是我們閱讀了部分學術上分析中國非政府組織之後，懷著疑惑的情緒開展的。中國近年來興起了一種研究非政府組織熱，隨著這股熱空氣，中國學術界引進了大量西方分析非政府組織的理論架構，圖以理解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孫春苗以「經濟制度供求、交易成本與收益原理為框架」，分析了農民工民間維權NGO在這十數年間的湧現因素，同時視NGO是制度下的「外生事物」。2有些學者則試圖比較中國與西方的NGO發展勢態，帶出中國與西方的作為「第三部門」的相似性和需改善的文化差異地方，如思想遲滯、形象品牌等，認為美國「無私的奉獻、公益使命優先、尊重個人的價值和尊嚴、對公眾負責、慎用社會資源、服從法律」便是中國NGO發展未來借鑒的對象。3然而，這些西方框架無論在思考上及內容上，都忽略了地理的重要。這主要見於在三方面：一、忽略中國的特殊性；在西方理論排山倒海的論述下，許多在中國場景出現的獨特現象，已經在此學術框架內欠缺解釋能力。例如，上海某些本地重要的NGO已經植入了黨委，這正是一種以上的學術框架無法討論，同時又具有中國特色的非政府組織形式。二、忽略中國各地的地區性(locality)；甚至當我們只停留於以國家尺度來解釋中國的非政府組織，也顯然不足以描述中國各地NGO的實況。就算粗略的劃分中國成東部與西部，NGO無論在種類分例、運作與處理問題各方面，都呈現莫大差異。三、忽略地理作為想像(Imagination)的分析；地理環境不僅是客觀存在的，在另一個面向，地理也存在於主觀的判別，不同類別的非政府組織也會按照組織的理念，去想像當地的自然環境，並且基於以上的地理想像作相應的計劃與行動。現今的分析往往欠缺了這一維度，未能將非政府組織的理念「空間化」，以致在解釋他們的行動實踐時，則未能清楚確認這些行為是「組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的結果。1PaulRobbins.(2006).Enviornmentality:TechnologiesofGovernmentandtheMakingofSubjects.GeographicalReview;Oct2006;96,4.pg.7152孫春苗:《論農民工民間維權NGO在社會轉型期的發展空間》,《研究》14-183張志剛,李希茜,《NGO文化建構初探》《甘肅理論學刊》2005年3月第2期總第168期NGO的西北政治處境故此，有別於傳統的環境NGO分析，一方面會強調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對環境NGO的需求就在單純依靠各國政府無法解決自然環境問題下衍生，另一方面，強調NGO在運用資源及推動社會參與的優越性。我們開展自描繪NGO在西北的政治處境。實際上，國家對NGO往往有一種避嫌，並且處於歷史與政治旋渦的中央。近年來，國家已經積極地提倡NGO的規範化管理，以更有效地納入國家的政制內。而在歷史上，非政府組織的湧現源於申辦奧運。據引述，當94年國際評審來中國考察，問及中國有多少環境的NGO，他形容官員「羞愧得不知如何回應」，往後才容許一些「非政府」形式的組織在中國大量進入。因此，國家是在這種國際環境的壓力下，不得不開放渠道予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從事相關工作的，這種政治角力更反映了國家及地方政府對非政府組織的複雜情緒。尤其是在西北部的省份，據一名在西北的非政府組織工作多年的人士透露4，他們「必須與地方政府打好關係，要出席飯局及喝大量的酒」。他還直言西北還保留一種很強的「官僚主義」，繁複的程序與間中不協作的態度，令許多計劃因此而停滯日久，卻又不能跨過行政部門工作。他還指出，西部的地方政府可能根本對在當地工作的非政府組織的建議書不感興趣，「因為，他們已有能力藉著一些(貧窮、環境等)問題獲得中央政府的大量財政支援‧‧‧無必要節外生枝。」這種特殊的政治生態，除了能夠解釋為何一些以行動與揭發方式去改變政府政策的組織(如綠色和平GreenPeace)5，只活躍在中國沿海地區而缺席於西北，也是我們認識中國西北部非政府組織的工作的重要背景。甘肅省內環境NGO的類型根據《中國環保民間組織發展狀況藍皮書》的調查，在現有的2,768家環保民間組織中，由政府部門發起成立的環保民間組織占49.9%，民間自發組成的占7.2%，學生環保社團及其聯合體占40.3%，港澳台及國際環保民間組織駐大陸機構占2.6%。6在甘肅省，共有6735個各類民間組織、169個民辦非企業單位、及17個基金會7。照組織人士透露，許多機構實質並無註冊便開展它們的環保工作，因此數目可能比上述所見更多。甘肅省內有關環境工作的NGO，主要有四種：4中國非政府組織工作者,訪問在2007年6月22日中午。5雖然，據北京辦公室主任施鵬翔說：「在中國，綠色和平“不再試圖”做直接行動的抗議，但是會集中在“讓解决方案到位”。」但近年來在中國環境問題的揭發仍然令地方政府不安。6資料來源:台灣公益資訊中心,甘肅日報,6735個甘肅民政部門著力培育各類民間組織,2006-11-24一、國際性或跨地域的組織；例如樂施會(Oxfam)台灣明愛(CaritasTaiwan)及宣明會(WorldVision)等。它們都是帶有自身理念的發展及救援機構，旨在輔助貧窮，因此會實行一些藉優化自然環境令當地人生活改善的計劃。例如宣明會的「改善農村計劃」，與及樂施會去年的主題---「擺脫貧窮，從養牛開始；保護環境，由種草做起」。二、對自然環境保護有興趣的基金；全球綠色資助基金會(GlobalGreenGrantsFund)、中美環境基金(US-ChinaEnvironmentalFund)、世界自然基金會(WWF)、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全球環境基金、保護國際、中國青年基金會等；它們在當地無動員能力，多以資助或策劃一些協助解決環境問題的計劃，例如世界自然基金會在甘肅有個大型的「岷山的大熊貓棲息地保護」計劃，以財政形底協助甘肅政府保育當地自然環境。類似的保護國際(ConservationInternational)亦在甘肅省推行了20多個野生動物保護的計劃。中國青年基金會則有較強的國家背景，曾在蘭州推動了「大砂溝造林綠化工程」，藉著「改善當地生態條件，產生較大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三、中國本地大型綠色團體；例如綠駝鈴(GreenCamelBell)與蘭州大學綠隊等。他們在地區有較強的人際網絡及動員，而綠駝鈴更以甘肅作為組織基地，得到了太平洋環境組織資助的贊助，2004年成立，成為甘肅第一家民間環保組織。工作主張促進甘肅的環境保護工作、採取措施解決甘肅環境問題、開展環保教育、促進甘肅高校環境類社團發展、組織環保志願者培訓等。四、本地小型的農業合作社，為數不少，在本地有動員能力，由於它們大部分都是由政府支援而建，因此與政府關係密切。NGO對甘肅地理環境的想像及其實踐以上四類非政府組織擁有各自的運作模式，尤關重要的是它們各自有其獨特對甘肅的地理想像。基於不同的理念，它們在表述與認識甘肅的地理環境時的差異，就是影響著它們計劃與實踐的分別。以下會按上述的分類，集中探討第一及第三NGO的地理想像及其實踐。第一類、國際性或跨地域的組織這一類國際性組織多以國際指標認識地理情況，用作比較其他地區或國家，許多情況下甘肅省內就只被理解為窮困，不論在人、或者環境。以下是樂施會對當地人地關係的表述：貧窮人為了溫飽，有時迫不得已要利用不環保的方法去養活牲畜和得到燃料，導致生態環境受損，造成惡性循環……放牛上山，連草根都給牛吃光了，令水土流失更加嚴重。8它們認為環境破壞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貧窮導致，而產生了無盡的惡性循環。有一位在台灣明愛工作的人，更想像甘肅是一片「無垠無際的貧窮面積」；任何形式的援助到了中國，彷彿就變成了極小的水珠，瞬間就被浩瀚沙漠吞噬了。甘肅、陜西、山西、河北、四川……，彷彿無垠無際的貧窮面積，讓不少扶貧組織血竭髯枯、心力交瘁。9它們認為各方面的資源短缺是主要的問題，「黃土坡，幾乎沒有樹，水土流失嚴重……村民沒有收入，沒有牛幫助農戶耕田……天氣寒冷，牛容易生病」。實踐計劃因此，它們推動的實踐計劃都是以解決環境資源短缺來扶助貧窮的。當我們細心留意樂施會在甘肅所推行的項目(包括養牛種草、安裝太陽灶種植草餵牛和建保暖牛棚)。我們發現他們對甘肅的地理想像著眼於當下某時某地的一刻，而沒有追溯到從前甘肅的人地關係。他們跟隨西方的一貫做法，以西方形式的分類(人均收入、教育程度等)理解甘肅，希望利用先進的科技(例如引進太陽灶種植草餵牛)去改善當地居民生活和環境保育，而沒有意欲藉著計劃來重塑或回復從前甘肅的生活環境。10值得思考的是，他們究竟是否改善了甘肅人的生活，還是只是改造或改變了他們既往的生活模式？另外，這種地理想像很容易會出現它們稱之為「反發展」的情況。據訪問表示，樂施會的養牛種草計劃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擺脫貧窮，從養牛開始；保護環境，由種草做起」的概念包裝背後，原來這是二個不同時間進行的計劃項目。按組織人士之言：「首先，它們發現了當地人收入微薄，便訂下增加收入的目標，在隨後三年實行。他們便開始引入牛隻，讓當地人飼養及售賣。最初一年，錄得的收入有顯著的增加，但在隨後兩年則每況愈下。三年的計劃完結，他們發現服務範圍附近的山坡開始禿光，這恰好變成他們往後三年的新計劃目標。」這種著眼於個別問題、強調有圖像、可吸引贊助的概念，而沒有考量全盤人地關係的發展模式，尤其在甘肅這個生態系統已甚為脆弱的地方，更形見拙。第三類、中國本地具規模的綠色團體在另一邊廂，我們亦有一些本土的非政府組織，在運作模式、工作人員各方面8明愛會不變的底色,「樂施會針對當地水土流失問題嚴重的情況，推行生態扶貧項目，包括種草養牛、協助村民設置太陽灶，利用太陽能燒水做飯等，村民不用上山砍柴和放牧，改善了生活，同時保護了當地環境。現時，清水嶺村村民的生活得到大大改善，家家戶戶至少都養兩、三頭牛。」與上述類型的機構迥然不同。明顯的一個分別，在於它們在表述當地的地理環境時，多利用說故事形式反映當地人與環境的關係。它們視本地人的不是需要救贖的一群，他們是能夠發言表達的一群。綠駝鈴在一次考察黃河白銀段水污染問題的過程中，考察者記述的故事11，一方面細緻地描述了當地所面對的環境，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居民與環境、下游與上游之間的關係。正正由於這種考察模式，使它能夠超越一般認為甘肅環境關係在於地方承載力(carryingcapacity)弱的迷思，更進一步去推敲社會結構、環境資源分配不公作為環境問題的癥結。即甘肅的環境問題不單是缺水的問題，而是由於上游重金屬工業、商業化的農業生產的污染下，「可用的水資源」使用分配不均的問題。計劃實踐基於對甘肅環境有這樣的想像，主要有兩類計劃。一是環境教學，綠駝鈴不單處理一些農村環境教育、篇寫鄉土教材，還會教導中小學生「污染追踪」。必修課第一門是“水污染追踪”，此課程將迅速提高學員的水污染程度判定能力和分析能力，訓練其“污染追踪”的才能，最終他會發現，污水的來源是人類的生產和生活行為，污水的去向則是悲苦的自然界。綠駝鈴電子通訊二〇〇七年一月刊總第七期此外，見到環境問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