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劳资矛盾及欧洲现代国家的建立

我们前面一直说的是坐寇性统治集团和工商业者们的关系，但是，在工商业者中又有资方和劳方两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矛盾构成了自中世纪工商业产生以来直到近现代欧洲社会发展的另一条主旋律，这个矛盾得不到缓解，欧洲社会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发展。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做一分析。一、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从中世纪中期欧洲工商业城市出现和发展以来，劳资冲突就一直是城市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在商品经济的工商业社会中，作为资本的货币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各人所拥有的资本是不同的，劳资双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区分开来。虽然区别开来，但劳资双方都承认、接受、服从、遵守货币所代表的社会关系准则，并认为这种准则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原则。只要有工商业，或者说只要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分化：有人拥有一定的乃至大量的资本，有人则没有资本。在工商业社会中，显然，拥有大量资本的人——也就是资本家，能调动更多的资源，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中占据更中心的位置。在欧洲工商业城市发展前期，每个城市中的这些早期的资本家们都组成了一个“商人行会”，实际上就是资本家行会；正如后来工会是工人们的组织一样，“商人行会”就是资本家的组织。作为工商业组织的核心人物，在对抗国王和当地的贵族领主的斗争中，在各个行会的建设中，在发展工商业的经济活动中，在城市设施的建设中，这些早期的资本家都起了领导作用。而在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方面，他们更是一马当先，取得了一系列令他们自己欢欣鼓舞的成就。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这里只谈他们是如何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组织性力量，去尽量压低工人们的收入、挤压工人们的利益的。他们利用行会这种行业组织来扩张自己的利益。他们开始改变行会的章程，他们不断提高行会的入会费，并要求工人必须完成一件“杰作”才能成为行会师傅，而“杰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工人们越来越难成为师傅，但是现有师傅们的儿子却能通过特别规定轻易成为师傅，这样一来师傅身份就逐渐变为世袭的了。所有这些举动，都是为了排斥较低等级的工人，不让他们进入行会，从而保证他们对行会控制权的垄断。而那些没有了组织的工人们，就成了散兵游勇，对付起来就容易多了。这些师傅——也就是早期资本家，现在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把工人的报酬固定在很低的水平上，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则固定在很高的水平上，在夏天会长达16个小时，比今天珠江三角洲上很多企业的工人工作时间还要长。由于工人在学徒期间是不领报酬的，所以师傅们就不断延长学徒期，在行会的早期，学徒期是二三年，后来延长到四五年，乃至更长。他们利用城市政府这种政治组织来扩张自己的利益。在那时的欧洲工商业城市中，人们之间发生最多的是经济交往，在交往中最起作用的是商品和货币原则，在社会上最有力量的组织是经济组织，而资本家无疑是这些交往方式、关系原则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人物。利用这种核心地位，他们进一步把持住城市的政治组织。亨利·皮朗说：“在整个西欧，上层市民阶级从一开始就垄断了城市政府。城市生活的主要基础是工商业，凡是促进了工商业的人，无可置疑地要支配城市生活，这个现象是势所必然的。因此，在12、13世纪时，从最著名的商人中产生了贵族政治到处控制着的城市政府。这是名副其实的阶级政府，在很长的时间中，这种政府具有阶级的一切特征、能力、敏感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忠诚。这种公共利益与他们的私人利益是吻合的，并且是他们私人利益的主要保障。……这个制度必然把工人的所得减至最低限度。”［1］这样，资本家们既控制了行会、又把持了市政府，他们成为了“双高”人士：经济地位高、政治地位高。这些富裕的、有着显赫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资本家们——或者叫上层市民——构成了一个城市贵族集团，他们可以同时利用经济和政治两种组织性力量为自己谋福利。他们用政府法令的形式，禁止工人罢工，禁止工人结成工会，并坚决支持行会师傅们制定的压榨工人的各项规章制度。这样，在城市贵族和下层劳动阶级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鸿沟。广大的工人及下层民众，虽然对城市的发展和财富的创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所分得的财富的比例却非常之少，他们看到的是资本家及上层市民的富裕、悠闲和特权，感到的是资本家及上层市民对自己的重重压榨。对这样一种社会权利和财富的分配方式他们十分不满，他们渴望改变，如果和资本家讲道理讲不通，就不和他们讲道理，文的不行就来武的。在14和15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城市都经历了劳动阶级的起义和“骚乱”，这是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冲突，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们，起来反抗资本家、经纪人、出口商。而城市里有钱有权的资产阶级们面对严峻的形势，并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对于那些试图改变自身命运的贫困的劳动者们，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在普鲁士，城市里的劳动阶级反抗不断，而资产阶级们的镇压也从没有放松过。1358年，普鲁士各城镇的富裕市民的代表们起草了一份严厉的法规，规定：谁要敢罢工，就割掉谁的耳朵。在伦敦，1387年，一些工人组织了兄弟会，要有组织地反抗行会资本家，而市政当局立刻颁布了新的法规进行压制。在汉撒同盟的不伦瑞克市，工人们反对市议会的暴动取得了成功，一些议员被杀，一些被流放，汉撒同盟立刻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不伦瑞克市的所有商人被排除出汉撒同盟的市场。这就立刻切断了该市的命脉。工人们只得让资本家们重新控制市议会。在法兰德斯，织工与漂工一直有着很好的组织性，于是，在13世纪末，他们在各个城市相继暴动，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利和收入，资产阶级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双方势均力敌，武装冲突长期而激烈，双方都牺牲了很多人，最后导致当地的呢绒业衰弱，很多人被迫离开法兰德斯到别处谋生，斗争才告结束。我们稍微多谈一点佛罗伦撒。她是那时欧洲工商业最发达几个城市之一，而她的阶级斗争同样激烈。在14世纪初，佛罗伦撒的工人们试图组织工会，但掌握着政权的资产阶级立即制定法规予以压制。工会被资产阶级称为“秘密集会”、“阴谋者”、“密谋者”，1324年的一则法令写道：“由于在合法的托辞下经常发生起义，所以未经共和国政府认可，任何群众团体或协会都不得成立”。被资本家控制的羊毛行会章程上说：工人的团体和联盟是与圣保罗有关兄弟之爱和基督教的仁爱的训戒相对立的。1345年，十名羊毛工因企图组织工人而被处死。终于，在1379年到1382年，佛罗伦撒爆发了“褴褛汉起义”，暴民们在城中烧杀抢掠，全部工商业都停止了活动，暴怒的起义者们冲进了议会大厦，并组织起新的市政府，但是不久，资产阶级就反攻成功，起义者们或被流放，或被处死，资产阶级的寡头集团再次控制了市政府。总之，在中世纪末期，欧洲各地普遍爆发了劳资冲突，爆发了城市贫民和无产者的起义，但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劳资双方激烈的矛盾一直贯穿着欧洲近代史。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过《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的人，在马克思叙述的大量历史材料面前，都会同意：资本家是带着满身的罪恶来到人间的，虽然我们不会因此而抹杀他们给社会生产带来的巨大进步。资本家们极力剥夺农民的土地，令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严格限制工人的工资，强制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立法规定工人结社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比如法国政府在1791年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剥夺公民权一年；那时的欧洲政府还规定：如果雇主违反了雇佣合同，只负民事责任，如果工人违反了，则要负刑事责任；资本家们发起殖民掠夺和垄断性的殖民贸易，极力搜刮殖民地的财富；资本家和政府勾结，垄断性地购买政府发行的回报丰厚的国债，而政府则用向全体国民征收的赋税进行偿还；大量使用童工生产，以至于马克思说：“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2］；在18世纪，有很多资本家进行非洲和美洲、西印度之间的奴隶贸易，比如奴隶贸易就是利物浦迅速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3］。二、工人们如何争取自身权益在利用自身优势性组织力量，去最大比例地获取社会财富方面，资本家与贵族领主是一样的。但他们又有区别。本书前面曾分析过贵族领主和隶农的关系；那么，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和，贵族领主与隶农的关系，有何不同与相同？领主对隶农的优势，来自于领主集团所拥有的军事力量，领主通过军事力量进行战争和征服，然后占有了土地，并利用军事力量维持这种占有，也就是说，既然历经千辛万苦打下了江山，那就要好好地坐江山、好好地享受江山。而他们对隶农的经济上的压榨，则是通过这种对土地的占有来进行，同时通过自己具有的暴力优势进行其他的各种压榨。资本家对工人的优势，来自于对货币资本的占有，但这种占有主要不是通过军事力量取得的；就早期资本家来说，是通过原始积累，就后来的资本家来说，是通过在商品经济中的运作。资产者之所以能对工人们进行经济上的压榨，其一，是来自于对货币资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其二，来自于资产阶级的组织性力量。在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关系和货币关系已经无处不在了，但工人们的组织、民主政治，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此，资本家们居于社会网络的核心位置，能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就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自己所掌控的经济性的、政治性的组织性力量，为自己在权利和财富的分配中谋取最大利益。欧洲中世纪的领主、中国古代的官僚以及依附于官僚的地主阶层，他们和广大农民的关系，主要是分配意义上的，他们通过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组织性力量，压迫压榨农民，而农民们或者逆来顺受，或者揭竿而起。在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由于缺乏生产上的合作关系，所以双方难以进行理性的相互妥协。农业时代的官僚、领主、和官僚紧密结合的地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黑社会相似的，那就是：在创造财富方面没什么本事，但在如何利用自身的组织性力量去攫取生产资料、攫取别人创造的财富方面，比谁的本事都大。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既是分配意义上的，又是生产合作意义上的。一方面，他们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在商品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压低工人的收入和权利，而工人则会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和权利，和资产阶级进行不懈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和工人之间又在生产上互相依赖。资本家需要工人充满积极性地劳动、充满热情地劳动，充满创造性地劳动，因为这样既会使资本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也会使资本家获得越来越大的利润。工人同样也需要资本家进行正确的决策和管理，否则，公司生产上不去、销售上不去，对公司员工们也绝不是什么好事。有人说，现在公司的经营管理都是由职业经理人去做，资本家什么也不用做，就是一个食利者阶层。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职业经理人是要由董事会聘任的，一个由资本家们组成的董事会（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说千千万万普通收入的股东），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定要尽可能聘任一位能力极强的总经理，这位总经理一定要能够给公司带来尽可能大的利润，否则会被随时撤换；另外，董事会还要对公司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对公司的运营进行监督。所以，即使一个资本家不再从事自己公司的日常管理，他仍然是公司的最高决策者，他的决策行为对公司的生存发展、从而对每一名员工的切身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我是认同劳动价值论的，但这里的“劳动”应该既包括简单的体力劳动，也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的复杂劳动，还应包括公司所有者的决策劳动；在大学里我教过八年的企业管理课程，深深知道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决策对于企业是多么重要，真所谓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马克思认为产品的价值都是被雇佣者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创造的，而资本家们则对价值的创造毫无贡献，就凭拥有生产资料就拿走了利润的大部分，这当然就是剥削。确实，资本家之所以能拿走大量利润，是因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但也不能说资本家对产品价值的创造毫无贡献；应该说，资本家们能拿走大量利润，占有生产资料和对企业决策管理上的贡献这两个因素同时存在，我们应减少第一个因素的效应，加强第二个因素的效应。减少第一个因素效应的方法就是使用累进制的税率，使用遗产税。为什么我十分强调工商业生产方式对塑造人际关系的作用？因为工商业生产最强有力地导致了人们共同利益的产生。人最爱的就是他（她）自己，最想获得的就是他（她）自己的利益，显然，工商业生产比农业生产更能给人带来物质利益。但是，要进行工商业生产，就必须和他人合作；不仅自己要充满积极性地去生产经营，而且其他人也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