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产业振兴规划细则

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从1月14日起的42天里，我国陆续推出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这些规划涉及范围之广、政策力度之大、决策效率之高，前所未有。彼时，每一个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都令人欢欣鼓舞，都给行业带来一抹希望的曙光。然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公布已两月有余，细则却是“只闻楼梯响，难见人下来”。目前仅公布了汽车、钢铁两项，剩余八项细则的推进速度普遍缓慢，有报道甚至称全盘出来或要等到年底。这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面对一个个复杂的产业生态，政府虽然满心想揠苗助长，但是却无从下手。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自发形成了某种对抗干预的生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生态的形成：第一，智力局限。列入振兴规划的十大产业各有特点，牵涉面广泛，涉及的因素也多种多样。要把这些复杂的因素有效的提取出来，分析病症，并对症下药，提供一个振兴方案，在智力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第二，利益博弈。面对同样的经济困境，不同主体的感受是差异化的，你的砒霜，可能是我的蜜糖。政府以产业振兴的名义进行的干预必然扭曲市场机制，因此诸多利益攸关方必然通过各种方式展开利益博弈。要制定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产业振兴规划也是不可能的。平衡这种冲突只能寄希望于市场自身的内在法则；第三，道德风险。应该说决策层对于道德风险是有所警惕的，然而任何政策制定者都不可能充分了解行业的所有特性，并拿出一个没有风险、没有漏洞的振兴方案。显然，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规划细则迟迟无法出台，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反问一下，也可以很容易得到答案：如果在目前经济危机形势下，一个行业通过一些所谓的产业规划就能得到振兴，那为什么不把所有产业都给振兴一下？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别急，让我们先回到事情的开端，看看是什么导致了我国的这场危机。实际上，源于去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中国最突出的表现是产能充裕的“中国制造”发生了严重的生产过剩。而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外两大消费市场的快速萎缩：在国内市场，一方面，国内企业调整幅度加快，各行业产能闲置加剧；另一方面，国民收入较低，购买力不足，私人最终消费在我国GDP中所占比重不足40%，低于大多数亚洲国家。在出口市场，自去年四季度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的出口大幅下滑。不仅如此，导致这场危机的更大背景是，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目前正进入选择路径的新十字路口，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构造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危机的发生是因为需求不足，不过，纵观十大规划，这一轮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计划尚不能推动中间产业和终端消费。未来宏观经济走向可能会呈现“Ｗ型”，即政府主导的第一波经济提升，因缺乏企业和个人投资、消费的支持，会再次下滑。因此，很明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只能是刺激最终消费，产业振兴的重点最终应该落在创造需求上。中国更需要一个消费振兴规划，一个能创造“内需型服务经济增长模式”的消费规划。此外，“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在整套振兴规划中被摆在显要位置。然而，在政府主导下的兼并重组可能会产生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效应。那些市场适应力差的，没有多少竞争优势的国有企业由于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会更容易享受到各种政策红利，从而进一步加大国家垄断，并严重窒息经济生机。符合市场经济的做法是给那些有条件、有意愿的投资者、生产者，提供公平的进入机会。让这个社会中有梦想、有能力的人，经历并分享这个竞争过程。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不能靠维护现有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垄断特权、限制新兴中小企业的进入来实现。事实上，发达国家高集中度的市场结构并非与生俱来，是长达上百年市场竞争的结果。“其历史图景犹如几十条小溪经过蜿蜒流淌，最终汇聚成一条大河。”历史也证明，企业竞争力要由也只能通过竞争才能获取。大危机意味着大变革、大调整，走出危机的重点应该在于创造一个适合并购重组的公平的市场环境，并以消费振兴规划统领产业复苏。要相信市场的力量。产业振兴规划这点点“阳光”，不是我们“灿烂”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