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费用偏好的国有银行绩效重判

1导入费用偏好的国有银行绩效重判——一个比较分析框架摘要：单一国有产权结构、出资人监督缺位和委托代理问题共同决定了国有银行具有费用扩张偏好，商业银行经营的资金流动特征为费用规模扩张铺垫了兑现路径。比较分析的结果实证了国有银行费用偏好的现实存在。费用偏好概念为国有银行低效率（指盈利能力）指标提供了合理解释，也构成银行经营者扩张企业规模的动力所在。通过把费用偏好概念和资产收入率指标导入效率问题的分析框架，我们发现，国有银行效率问题需要重新评价，并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国有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商业化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凸现了竞争格局下的市场约束硬化趋势，以至于国有银行迫于压力调整其风险经营管理战略，并产生了效率增进效果。导入费用偏好概念研究效率问题的政策价值在于：国有银行效率增进目标，至少可以部分地通过硬化国有银行预算约束和利润约束来解决，而强化市场竞争和完善银行治理都可以达到约束硬化目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则能够提供必要条件。“费用节省”的利润分成制度将能够把费用偏好成本内在化，从而激励管理层努力提高盈利指标。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政策性银行具有引鉴价值。关键词：费用偏好；规模扩张；效率分析；制度变迁；比较制度分析在商业化改革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后，国有银行要在同一市场平台上与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竞争并且不陷入劣势，就要通过改革提高其竞争力，具体表现在提高其获取利润的能力上。在资产收入率不相上下乃至略具优势的前提下，国有银行提高其获取利润的途径是最大限度地节约费用，而费用节省的途径在于治理结构的完善。一、费用偏好导入国有银行规模扩张的行为方程式：相关文献及评述对于国家控制金融格局中的国有寡头银行的低盈利能力现象，很难从产业组织的规模经济效应角度得以解释，它更多地涉及到产业组织理论以外的制度问题。在近期一项有关国有银行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文献[1]（李华民，2001）中，我们曾引进“费用”指标来解释不同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及变化趋势。在产权结构单一且出资人监督缺位和代理人问题弥漫的现实背景中，在权、责、利界定模糊的前提下，国有银行费用扩张，无论是增加管理者在职消费，还是提高员工收入水平，拟或两者同时满足，都意味着商业银行“个体”福利水平的改善。在本文中，我们把“费用”因素提升到国有银行经营者目标追求层次，用“费用偏好”概念来解释国有银行在低利润率下的规模扩张行为，在国有金融组织规模扩张的政府业绩和效用函数（张杰，1998b）之外，更加强调国有银行“个体”利益在其规模扩张偏好中的决定作用，然后为国有银行的改革找到一个能够提高效率（指盈利能力）的切入点。研究中国银行业效率问题的文献已汗牛充栋，但专门研究国有银行费用问题的文献却凤毛麟角。胡援成[2]（2001）从生产性投入角度分析我国商业银行费用支出与利润指标之间的关系，认为按照经济原则，费用开支（投入）越大，利润应该越多，利润水平也应该2越高。但必须指出的是，把费用支出看作是制造利润的生产性投入不适用于关于中国国有银行费用支出的研究。（1）从商业化程度上讲，中国国有银行直到1998年都不能算得上是利润目标实体，其费用与利润不具备投入产出关系；（2）从财务指标来看，二者作为总收入的两个组成部分，在总收入一定时，费用支出的扩张意味着对利润的扣除，胡援成（2001）关于“银行利润＝总收入－总成本”的公式中已经蕴含了这一点，但该蕴含被作者忽略了①；（3）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国有银行单一产权结构中，作为所有者的政府因为赋予了国有银行太多的非利润目标，其中政府政绩追求超过了政府作为出资人对国有银行的利润要求，使得国有银行经营者总是能够找到借口通过侵蚀出资人的利润来兑现其费用偏好。也就是说，国有银行费用与利润之间现实存在着的扭曲关系有其制度根源，以至于分析费用与利润关系的一般市场框架不能被用来框架国有银行。在费用偏好支配下，胡援成（2001）笔下的国有银行费用支出与利润指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来自于此消彼长的因果逻辑，而并非由于所谓的费用支出配置的低效率所致。费用偏好支配下的国有银行管理层提取高额管理费用以支付豪华的在职消费和提高自己的奖金收入、为协调甚至讨好地方政府等各利益集团而不依据成本最小原则雇佣劳动和购买其它要素、或者采取其他能够增进自身效用的行为，使得按照合法比例分成所计算的利润遭受侵蚀，各项利润率指标由此降低。秦宛顺和欧阳俊[3]（2002）把费用偏好模型和规模偏好模型同时纳入商业银行管理者的效用函数，通过构造一个银行间的古诺模型分析了我国国有银行在现行激励机制下的行为取向，并检验了我国国有银行经营者的非利润偏好，但对于价值泼墨的费用偏好与厂商规模扩张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却犹如擦肩。本文的研究将表明，国有银行费用偏好与规模扩张在单一产权结构中存在着因果必然。以斯蒂格莉茨等[4]（1997）为代表的金融约束理论提出的租金概念成为解释国有银行规模扩张行为的理论工具。为了激励金融部门动员储蓄，政府有必要为商业银行创造租金机会。政府通过“约束”存款利率，使存款利率低于竞争性均衡利率水平来提高“特许权价值”，制造了“租金”之如此激励工具[5]（张杰，1998a）。但是，单方面的存款利率上限约束最多不过能够提供一个不小于市场均衡利率下的毛收益空间而已，并不能保证金融部门获得的净收益超过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下的净收益，因为决定净收益的因素是存贷款利差和贷款质量。因为管制利率下的存款利率上限是要给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补贴，而不是给国有金融部门提供补贴，存款利率上限约束确实窗在辽租金，只是在国家的国有经济部门偏好支配下，该租金并没有被国有银行部门吸收，而是通过国有银行转移支付给了国有经济部门②，国有金融部门在以低于均衡利率的存款利率水平吸纳存款的同时，不仅面对着一个受到严重压抑的贷款利率③，还面对着一个总是制造不良债权（资产）的国有经济部门，后者简直成为国有银行利润形成的桎梏。①这种忽略导致了其论文的结构性矛盾：第一部分的结论是，因为利润与费用正相关，因此要增加利润就必须增加费用投入；后两部分的结论是，因为利润和费用是总收入的构成部分，因此要增加利润，就必须减少费用支出。②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说，我国国有金融承担了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革成本，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改革成本。对于政府在1996年后通过降息扩大存贷款利差的政策行为，我们的解释是，在不减少对国有经济补贴的同时，开始对国有商业银行提供补贴，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还没有到可以忽视国有经济部门的时候。③在屡次降息后，存贷款利差从1996年5月1日前的1.08%扩大到2002年2月20日后的3.33%，成为国有银行改善其利润指标的重要因素。通过快速降低存款利率来扩大存贷款利差的政策行为，符合金融约束理论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促进金融深化并推动经济发展的药方。31994～1998年的各项盈利指标，横向比较表现出国有银行低盈利能力，纵向比较反映出国有银行盈利能力的退化趋势（表1），在总费用规模递增的同时，其税前利润总量在1996～1998年减少了2/3多，但资产规模的扩张速度却未曾稍减（附表1），其机构数目和员工雇佣规模直到1999年才开始显著收敛①（附表2），但其失业率直到2002年也依然被安排在1%以内[6]（周立，2002）；即便存贷款利差因为1997年10月23日的降息政策而缩小（附表4）及存款息差②萎缩（附表3）也仅仅使以传统存贷款利率差为生的国有银行存贷款规模的扩张趋势稍有放慢而已③（附表1）。这样，通过抑制存款利率制造租金机会的金融约束理论不能给国有银行低盈利率下的规模扩张行为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即便“租金”工具能够解释存款利率上限约束下的储蓄边界扩展，也不能解释国有银行在低收益率下的资产规模扩张。如果导入费用偏好概念，则国有银行规模扩张的内在动机就昭然若揭。规模扩张没有带来利润增加，是因为总收入被转化成了各种可控费用，在国有银行亏损也依然可以靠补贴④维持生存并扩张的现实条件下，费用扩张就更加顺理成章。在固定工资合约中，增加费用支出比增加利润更能够提高经营者效用水平。因此，可控费用规模扩张成为国有银行各级机构为提高福利水平而追求的目标。二、国有产权与国有银行费用偏好：理论猜想在我国银行制度与结构变迁的前市场化阶段，国有银行存在规模扩张冲动⑤。对此，我们的解释如下：（1）包括资金组织在内的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在各分支机构之间并非均等分布。由于存款市场具有区域自然分割特点，分支机构的资金组织效率，在分支机构合理布局时不受网点增减制约，不遵循随着机构数量增加而存款增量递减的边际理论教条，而主要由机构内部管理的X-效率决定。（2）在低效率的已有分支机构存在退出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新扩张的分支机构具有高收益率，就可以缓解低效率分支机构对银行整体效率的压力。这样，新机构增设与原有机构无法退出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为银行规模扩张。（3）在资金约束背景中的“存款立行”理念所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金约束是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储蓄动员是松解资金约束的途径。要吸收存款，就要把触角伸展到社会任何一个角落。直到1999年，中国农业银行在年终业务总结中还强调“存款立行”理念，并且把“更大的存款市场份额”作为其业务发展目标⑥。（4）从计划体制延续下来的“官本位”职业①从附表2可以看出，国有银行员工总数从1997年开始减少，但这是政府对于国有银行员工雇佣的“零增长率”要求下的自然减员结果。员工规模和机构数量在1999年的收缩即便是显著的，也没有证据表明该收缩行为是国有银行主动的。②存款息差与存贷款利差是两个不同概念。存贷款利差＝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存款息差＝（利息收入－利息支出）÷存款。金融机构存贷款利差在1996年5月1日～2002年2月20日的屡次降息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扩大、收缩，再扩大、再收缩的过程，曾在1999年6月10日达到了3.60的历史峰高（附表4）。但无论国有银行还是股份银行，存款息差在1994年以后基本呈萎缩趋势（附表3）。③国有银行存款增幅在2001年降到最低（附表2），是国有银行当年采取“三大”收缩战略所导致的，并非降息政策的结果。④每年有大量货币发行税被无偿补贴给国有银行，以抵补其由于承担政策性金融业务而造成的资产损失。⑤国有银行盈利能力退化趋势下的规模扩张理念似乎已经被股份商业银行所继承并付诸实践。股份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在1998年后大幅度下降（表1），但其机构数量和员工规模扩张却十分迅速，大有占领国有银行缝隙市场之决心。⑥当时，各国有银行都明确把拓展中间业务和其他各种金融服务甚至是科技含量高的金融新业务定位于促进存款增长、推动存款工作水平不断提升的辅助手段，不惜以牺牲中间业务收入为代价来扩大存款市场份额。其结果一方面是存款市场的过度竞争，另一方面是垄断寡头均衡结构下的市场份额扩张悖论。悖论是说，因为总市场规模不变，当所有银行都通过增加投入来扩大市场份额时，结果是每家银行都只增加投入，4价值观，对于规模扩张依然具有强激励效应。规模越大，其经营者管理位置可以置换的社会行政职位越高，管理者社会地位越高，长官意志越能得到体现。另外，秦宛顺和欧阳俊（2002）的研究认为，在大银行的工作经历有利于增加管理者个人在经理市场上的人力价值。我们同意其观点，尽管中国的经理人市场并不独立存在。上述解释因子均可以在国有银行单一产权结构下的委托代理问题所引起的费用偏好框架下得以解释和扩展。银行规模越大，可控费用越多，经营者的自由度就越大，包括各种“在位消费”或“在位交易[7]（刘小玄，2003）”在内的在位利益目标就越能够得到充分实现，商业银行“个体”效用和福利水平越高。其中，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和机会主义行为意味着国有银行各层级管理者的费用偏好本身①；而国有银行单一产权结构下客观存在的出资人监督缺位成为管理者兑现费用偏好的制度漏洞。实际上，只要存在两权分离，只要出资人监督代理人的监督费用非零，代理问题就必然存在，在职消费和高薪酬讨好员工等费用规模扩张倾向就难以避免。秦宛顺和欧阳俊（2002）的研究得出了“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的银行，在职消费偏好越强烈”的结论。但只有在单一产权结构、出资人监督缺位并且实施固定工资合约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