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问是非，只问效果”，催生中国社会暴力化

“不问是非，只问效果”，催生中国社会暴力化“不问是非，只问效果”，催生中国社会暴力化就中国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但是，所有变化对社会的每个阶层甚至每一个体的影响程度非常不同。一些群体能够享受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也可以逃避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另一些群体则要承受市场经济无情的折磨但得不到任何外在的保护。伴随市场经济崛起的首先是劳动力和民生产业的市场化。随着社会劳动力从国家控制下的分配走向逐步成型的劳动市场，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保险的全面市场化，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开始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经济实力和劳动市场竞争力。竞争导致物质生活差距普遍拉大，压力普遍升高。劳动力和民生经济的市场化又意味着社会关系全面货币化。原来温情脉脉的亲子、夫妻、朋友、同乡、同事和上下级关系，也逐步被各种赤裸裸的利益理性所渗透。社会经济竞争场上的弱者不仅逐渐失去来自社会的一般同情，即使是亲人、朋友和同乡之间也开始疏离，很多人甚至直接被隔绝在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以外（例如由于经济原因不能结婚）。就算是颇具竞争力的职场强人，也必须面对社会单位的原子化产生的各种生存压力面前，个体不得不时时处于高度紧张和焦虑状态这一事实。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毛泽东时代建立在单位和农村公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社会形态的最终解体。对很多人来说，如果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堡”内必须承受“不自由”的痛苦，现在在“城堡”解体之后，他们必须承受市场体制下个体孤立的痛苦。如果只是以上的转型造成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仍然会面临目前的许多问题，例如高自杀率、精神疾病多发、人际关系淡漠，以及普遍的社会压力，但也许还不会如今天这样面对社会暴力快速蔓延的局面，尤其是“社会化”的暴力。当前的社会暴力更多直接源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和社会秩序某些道德底线的失守。这背后更深远的因素，就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种追求交易规模和发展速度的模式，一方面加快了社会转型的步伐，强化了社会转型中各种“压力”生成机制；另一方面，也破坏了维系社会体系健康运转的根基，从而直接导致社会的暴力控制机能的失效。社会暴力化的另一个主要机制是公权力的工具化。以国家代理人的身份为社会提供经济发展、福利保障、教育医疗、公共安全、基础设施、行政监督、经济秩序和公平正义等各种公共品的国家职能部门，在扭曲的激励机制和整个社会生态的作用下，很多都偏离了公平正义的原则，成为部门掌权者的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维护公平正义的公权力一旦失去规制，本来就存在于转型社会的各种“社会病”也就必然日趋严重。现在中国社会弥漫的浮躁心态、投机主义、暴力倾向、依附权贵和虚无主义等社会取向和各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源头正是权力偏离了公平正义，导致国家和社会规制能力的双重减弱。在极端的情况下，公权力的暴力还会引发个人直接针对公权力的暴力寻仇。一些社会成员把那些对公权力实施暴力的犯人视为英雄，可见社会和公权力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和矛盾已经发展到何等程度。此外，十多年来中国狂飙式的经济增长，加上最近30年来的社会大变迁，在造成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同时，也导致了整个民族主流价值的弱化和精神层面的混乱。最近20年来，中国人一直遵循一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原则——对发展有效的就是好的。从官方到民间，都缺乏一个强有力、能够指导行动的主流价值观。市场化改革培养了物质主义的一代，但当对物质主义具有高度认同感的年青一代的物质需求得不到基本满足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是可想而知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不问是非，只问效果，“潜规则”横行的状态，“自我中心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成为一个时代的强大的思想潜流。这种状态可以说为暴力滋长提供了一个主观大环境。这种大环境一旦形成，就绝非少数个人的道德榜样，甚至大规模的道德宣传运动所能逆转。无论是历史上还是近10年前，中国社会抑制暴力行为的自发机制，就是源于人们对共同体生活的一些基本道德准则，例如：在与人交往时，要求将心比心，要讲“情理”，要“有所不为”，要有“不忍之心”，不能为了一己之私为所欲为。但十多年来一直紧紧围绕着经济增长的GDP主义，早已将个体与集体割裂开来，将个人“原子化”为只有数量而没有本质差别的“劳动力”，以求最大限度地让个人发挥其经济价值；与此同时，却没有找到重构社会的办法，将原子化的个人重新变成完全的“社会人”。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在社会高度分化和信任普遍缺乏的今天，重构“主流”价值和基本的道德共识，这个关乎社会整合大局的重大问题，自然就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道巨大的难题。更使人忧虑的是，那些已经浮出水面的暴力事件，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从互联网上的言论反应看来，“仇富”“仇官”“仇社会”以及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这种种趋势已经比几年前更严峻。当前社会信任的解体和暴力蔓延的趋势，更应该放到中国现当代历史和社会心理框架中理解。普通中国人并非天生憎恨官员和富人；相反，普通中国人敬畏权力，向往富裕，为此也完全能接受权力和财富不均匀的分配。“父母官”“致富光荣”这些十几年前还耳熟能详的词，都反映了一种常态下的社会文化心态。问题是当代人对于“钱”“权”的社会期望与社会现实之间，逐渐形成了巨大的鸿沟。无论是成长于毛泽东时代的“50后”和“60后”，还是成长于改革初期的“70后”和一部分“80后”，每一代人大多都发现自身早期熟悉和认同的一套公平正义的标准在被现实不断“更新”中，而自身（以及对于子女）改变命运、开创事业和幸福生活的理想，也在现实中渐行渐远。相反，“钱”和“权”却可以不断改变规则，畅行无碍，并且已经开始将权力和财富向下一代传承。本来应该有责任引导社会成员走向共同富裕的“领路人”和“先行者”，现在被社会广泛视为相对剥夺感的源头。虽然社会暴力有复杂深远的系统性根源，但直接导致社会底线失守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保护性与矫正性社会政策的缺位。国家退出社会领域的同时，却没有及时找到系统性重建社会的办法。因此，积极推行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以及针对社会底层的生活、教育和就业保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在任何社会，社会建设都具有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是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第二是政府的社会政策，或者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如果社会能够自我管理，那么政府就可以少管一些；但如果社会没有自我管理能力，那么政府必然需要管理一切。前者是大社会、小政府，后者是小社会、大政府。因此，在很多社会，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强社会”。如同在经济领域，改革的目标就是政府向企业分权，社会改革的目标也是政府向社会的分权。政府应当把社会能做的事情下放给社会，把社会能做、政府也能做的事情下放给社会。从长远看，社会组织建设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力量必然壮大。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在满足了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之后，必然产生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尽管中国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发展和强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极其重要，但也必须尽快把培植社会力量、建设社会伙伴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社会不仅可以自我管理，而且也可以帮助政府提供社会服务。但如果不强调社会组织建设，甚至压制社会力量的崛起，那么反而会导致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敌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