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抗击疫情体系构建

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抗击疫情体系构建在疫情袭来之际，基层政府果断迅速地将常态意义上的社区网格升级为社区抗疫的“超级网格”，通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绑定性”下沉到街居，构建起超级网格的“主网”；同时还与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物业公司建立起密切协动关系，编织起社区超级网格中的“辅网”。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内容，欢迎参考借鉴与借鉴。在人类抗击疫情的历史上，社区从来就是作为最重要的主战场而存在的。由于病毒存在的隐蔽性及其社区传播方式，使得社区可能成为病毒传播空间。但同时社区也是作为抗击疫情、斩断病毒传播链条的战斗空间而存在的。尤其是在没有研制出阻击病毒的药物、疫苗之前，在社区层面早发现、早隔离，成为斩断病毒传播链条的唯一手段。而且，即或是在疫情拐点出现、走向消退的过程中，社区抗疫防控也仍然是减低次生灾害、社会重建最为关键的环节。当下，中国正在以举国之力抗击新冠病毒，社区在其中业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何将当下社区抗击疫情的行动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系中，构建起治理视域下社区抗击疫情体系，成为问题解决的关键。一、社区抗击疫情体系构建的背景前提及原则在城市面临严重疫情危机的特定背景下，谈社区抗击疫情体系的构建，首先应弄清的问题是抗击疫情体系构建所面临的特殊背景，要明确在疫情的直接冲击之下，社区到底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性质应如何确定?在上述背景条件下所展开的社区抗击疫情体系构建应依据怎样的原则?其抗疫行动应选择何种模式展开?（一）疫情的发生及社会“脆弱性”的凸显从灾害社会学的视角审视疫情冲击之下的社会，人们集中关注的问题已不仅仅是疫情本身，而是在疫情灾害面前社会所呈现出的严重的社会脆弱性。迄今为止，社会学研究者对疫情灾害研究基本上是循着“社会脆弱性”的分析框架展开的。美国学者克莱普斯曾断言：“灾害是社会或其较大的次级体系（如地区、社区等）遭受社会性破坏和物质损失的突发性事件。”著名的灾害社会学学者E.佛瑞茨对灾害的定义也颇具启发性，他认为灾害“是个人及社会集团发挥作用的社会脉络遭到根本性破坏，或急剧偏离通常可预见的模式”，他着重强调了灾害的两个重要特性：一是“具有威胁性的实际冲击”；二是“社会基本功能因这一冲击而遭到破坏”。可见，上述定义更多地强调了灾害对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所产生的影响。在上述学者看来，灾害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破坏性主要表现为所谓“社会系统的破坏”，由于人和物遭到破坏，社会系统不起作用；由于负担过重，社会系统部分或全部瘫痪；由于构成社会的组织遭到破坏，导致社会系统本身也遭到破坏等。循着上述思路，当我们聚焦社会的基础单元——社区，便会更加清晰地看到灾害给社会带来的严重破坏，主要表现在：（1）社区的封闭性。在评估灾害的社会影响时，我们首先应注意对基于灾害不同类型而产生的人们不同社会行为的考察。如在地震、海啸等灾难中逃生出来的人们为了减低其恐惧、交换资源，以共渡难关，往往会聚在一起，其行为是内聚式的。但在传染性极强的疫情面前，则完全是另一番情景。疫情往往使社会迅速地走向封闭，楼道内各住户之间自然隔离，社区内部人与人之间相互封闭，从而导致社会瞬间走向封闭化。虽然这种封闭性会有一定的保护隔离作用，但也使社区潜在地存在着严重的原子化危机。可见，在疫情危机发生的背景下，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非常状态，人们意识到，为了斩断病毒传播的链条，居民之间必须建立起一种有序的隔离机制。由此，社区内部无论是社区居民之间，还是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其互动关系都处于一种非常状态。应该承认，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闭锁相比，疫情笼罩下社区的封闭往往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积极性，是应对疫情的一种必要手段。但就社区封闭的后果而言，其作用机制却非常复杂，一方面社区居民之间封闭性特征的凸显，使得人们的恐惧感无法得到消解和分担，也导致社区集体行动的能力大大下降；另一方面，在社区封闭的条件下，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和行政末梢机构而存在的社区的地位和作用却空前凸显。在这一意义上，社区治理活动的展开便具有了更加特殊的意义。（2）社区弱势群体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一般说来，社区弱势群体主要是指高龄老人、儿童、残疾人和困难群体等。虽然其弱势的类型及表现存在着一定差异，他们共同的表现在于，其应对社会灾害和冲击的能力普遍低下，在疫情冲击下其本来就较稀薄的社会资本也会发生更为严重的流失，导致其无法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有效的联系，使得其生活世界具有更强的封闭性，最终导致其生存处于空前危险的状态。（3）社区恐慌的出现。疫情危机背景下的社区恐慌，其本质及根源是一种社会信任危机，既包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也包括对政府的信任。有学者曾以非典为例对社区恐慌加以界定，认为社区恐慌“是个体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丧失信任之后的应激性反应。人们的恐惧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对公共场所的不信任，对公共交通工具的不信任，对医院的不信任，对来自疫病感染地区邮件的不信任……人们感到危险似乎无处不在。民众的恐慌，表明其对社会、政府和自己的生存环境丧失了信任，这表明如何面对和控制疫情，并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它更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是一个政府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运作控制民众的集群行为，进而建立一个社会信任机制的问题”。如果社区在疫情的持续冲击之下，陷入社会恐慌和不信任，必然导致社区危机，灾后重建也注定是步履维艰，“受灾人群的自救意识与复原能力低，几乎完全依靠外来力量的支持，甚至在灾后毫无作为，只能等政府、社会力量的援助”。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疫情冲击之下的社区看作是一种非常态的“脆弱性社会”，呈现出一系列反常的变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封闭性”“风险性”和不同程度的社区恐慌的存在。在此背景下展开的任何意义上的社区治理活动都必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二）社区抗疫体系的构建原则及经验支持面对疫情灾害的挑战，任何意义上的抗击疫情行动，都必须从其本土社会的体制和传统出发，才能理顺各种关系，有效地实现社会动员，实现抗击疫情效能的最大化。具体到中国社会的语境之下，我们必须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论为指导原则，将社区抗击疫情的体系构建和实践行动置于社会治理的理论框架之下展开和运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问题上，我国迅速地完成了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换。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观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迅速完成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对治理理论的精髓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可见，社会治理理论为社区抗击疫情体系构建提供了最为有力的理论支撑。而从社区抗疫体系构建经验支持的角度加以分析，则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近年来围绕着基层社区治理，我国各地展开了颇为丰富的治理实践活动，形成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经验模式，如社区网格化治理、三社联动、民主协商、科技支撑等治理模式和经验。毫无疑问，上述这些社区治理经验对于当下正在展开的社区抗击疫情给予了最为直接的支持。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社区网格化治理模式。在当下正在展开的抗击疫情的阻击战中，“社区网格化方法及治理”成为仅次于“医疗救治”的热词，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在网格化治理起源的问题上，学界存在着争论。一种观点认为网格化管理起源于xx市东城区城市社会管理的实践；另一种观点认为网格化是基于xxxx年抗击非典疫情而形成的“网格化治理”的经验概括出来的，认为“这一管理模式最早起源于xx市在抗击非典中所应用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在随后取得抗击非典阶段成果的总结里，有关领导对此管理模式做出了更深入的思考。xx年，xx市领导在调研工业企业时，正式提出了‘网格化管理’的概念，并在《中共xx市委常委会xx年工作要点》中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下发”。近年来，社区网格化治理在全国各地的实践探索中逐步走向完善，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模式。概而言之，所谓城市网格化管理是“将城市管理区域按一定的标准划分为若干网格单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格单元之间的协调机制，依据‘各司其职、优势互补、依法管理、规范运作、快速反应’的原则，按照政府流程再造的要求，将各网格內的经济、巡警、环卫、城管人员之间的联系、协作、支持等内容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新的城市管理体系，以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本文将主要以疫情危机背景下的社区网格化治理为主题展开研究和分析。第二，迄今为止的各种社区治理经验和模式，基本上都是在常态意义上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其模式如何通过强力的转换而运用于危机状态下的社区治理，成为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者积累了大量常态社会背景下的治理经验。但当下我们所面临的却是一种变态的、非常时期的危机治理问题，这意味着我们的治理活动将要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我们有必要迅速地将我们在常态意义上积累的治理经验迅速升级转换。从反思的角度探讨社区抗击疫情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及前提，我们应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于：由党和政府发动、以社区为重要主阵地的抗击疫情阻击战如何展开?如何将社区抗击疫情体系构建纳入到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体系之中?如何将我们积累总结的常态意义上的社区治理经验，迅速提升转化到非常时期抗击疫情的社区治理行动之中?二、“超级网格”：社区抗击疫情体系的建立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在国家的动员号召下，中国社会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抗击疫情战役。透过各地的抗疫实践，我们发现，虽然各地疫情的严重程度有所不同，但业已形成的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要抓住社区防疫这个社会的基础性层面，采用网格化治理的方法，建构起具有基础性和覆盖性的社区抗击疫情体系，在社区层面及早发现疫情，切断病毒的传播链，保持社区的秩序和稳定。当下的社区抗疫网格已呈现出“超级网格”的突出特点，其实际上是一种由基层政府发动、依托于街道—居委会、吸收部分党政机关下沉社区的工作人员而形成的“超级网格”，主要由一张“主网”和多张“辅网”构成。如何通过此“超级网格”，在社会处于非常态的条件下建立起以社区为本的基层防疫体系，则成为问题的关键。（一）社区超级网格中的“主网”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社区迅速走向封闭化，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恐慌。而长期以来，社区治理事务基本上是在常态意义上展开的。因此，当社区疫情危机汹涌而至的时候，社区工作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定程度的紧张和混乱。复杂的形势要求社区网格治理必须迅速改变常态工作方式，完成网格升级，以街道—居委会为主体，依托于党政机关的下沉力量，建构起社区“超级网格”。从各地的社区网格化治理运行情况看，均普遍经历了一个党政机关力量下沉、网格迅速升级的过程。之所以称之为“超级网格”，主要是因为其具有常态意义上社区网格所不具备的一些突出特点：第一，以社区网格的基础性和覆盖性优势，展开社区疫情排查防控，稳定社区秩序。就其基础性意义而言，城市网格化管理是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以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而展开的。无论是超大型城市，还是中小型城市，我们都可以运用网格的方法，将其分组为若干个网格版块实施治理。而社区网格化则是在社区所辖空间范围内展开进一步的区隔和划分，并形成网格内事务发现、处置、评估反馈、责任追究等一整套运行机制。可见，作为一种治理方法，社区网格化最大的优势便是其扎实的基础性和超强的覆盖性。在社区抗击疫情体系的构建过程中，社区之所以被赋予抗击疫情主战场的地位，也主要是因为其具有这种基础性和覆盖性的优势：（1）通过拉网式的严格排查，在社区内尽早发现疫情，及时报告，虽然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采用了大数据等技术支撑手段，但仍存在数据与现实间严重的不匹配性，很多真正可靠的数据还必须依靠社区网格员通过上门面对面地核查来完成；（2）将发现的病毒感染者、疑似病人送往医疗机构，与健康人群实行隔离和治疗，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