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目前我国社会对于社会福利问题存在着很多分歧...

1[编者按：目前我国社会对于社会福利问题存在着很多分歧的看法，在一次研讨会上，当一位政治学者提出一个建议给全国所有人一定数目的基本生活保障费时，几乎遭到某些学者面对乌托邦式的嘲笑。这说明在我们一些学者心中社会福利观念是多么单薄，非人道的思想是多么得牢固。有人宁可看着有些人在花天酒地，一掷千斤，却不愿将这些富人的钱匀一点给贫苦百姓。中国可以有人大手大脚的将北京国际汽车展上最豪华昂贵的998万元的宾利轿车买下，却不能提出一点增加社会福利保障的建议。在发达国家都难以消费的宾利轿车却在相对贫穷的中国买出个天价。真是咄咄怪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教授“建立中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自损国际竞争力的短视政策”这一观点进行了系统地反驳。作者认为，陈平先生的错误在于没有对我国现有的在仲大军先生眼里看来是“贵族式”或“等级制”的社保制度与西方公共福利制度进行深刻比较。这一观察极其敏锐。请参考本网仲大军先生的《延长退休年龄不如调整财政税收和养老待遇》。]文化本位的福利国家初探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章星球2004年9月28日作者电子邮箱：[e-mail]前言：“福利国家”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形态（1），是在对“战争国家”的反思中发展起来的，尽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它正在使现代国家理论发生质变却不容置疑。它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形态，而且也在改变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例如它使国家的核心职能从亚当·斯密归纳的国家义务从第一条“保护本社会的安全，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和践踏”，转向了“尽可能保护每一位社会成员，使其不受社会其它成员的欺侮和压迫……建立并管理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等公共服务领域，这种转变导致了公共福利支出迅猛增加，反映在数据上就是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为主的社会政策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幅提升，如欧盟十二国平均社会政策支出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7.2％（1993年）、远远高出了军事等公共安全开支。基于以上事实，本文把福利国家理解为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为国家核心职能的国家形态，福利国家的主要目标是要让社会成员分享所属社会2发展成果。福利国家第一阶段是发端于德国的“前福利国家”阶段（19世纪70年代—20世纪4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虽然是“缓解贫困问题”，但俾斯麦社会政策的主要设计者瓦格纳已经对国家职能进行了新的定位：“现在国家的主要目的，在变更财富的国民分配，而使劳动阶级获受利益。一切政策应使其社会政策化，国家应当保护劳动者。”第二阶段是始于英国和美国的“福利国家”阶段（20世纪40年代初—70年代末）――这一阶段被称为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福利国家在欧美迅速普及，其基本措施是增加劳工福利和国家宏观调控，以“政策干预”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这一阶段各福利国家还普遍出现国有经济比例上升的情况。第三阶段是目前出现“滞胀现象“的后“福利国家”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福利国家的经济效率受到了普遍质疑，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怀疑凯恩斯经济学，对福利国家理论大肆抨击，将其作为西方经济衰退的“替罪羊”，福利国家的基本理念受到巨大冲击”。②新保守主义也认为“福利国家对个人自由具有灾难性的后果”，甚至连民主社会主义也“象新右派一样看到了福利国家存在的致命弱点”③。福利国家到底还有没有其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呢？抑或如某些“自由论者”所称“福利国家所承担的任务是不可行的，福利国家包含了其自身终结的种子”？④欧洲的高福利国家还有可能继续维持吗？高福利国家还值得发展中国家效仿吗？福利国家应该削减福利还是改变福利供应结构？福利国家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国家形态，不仅极大地增加了劳工阶层的福祉，而且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黄金增长期，事实证明，它不仅是理想和公平主义的，也是极富效率的，短短几十年之间在平平静静的实践中取得史未有之的成绩，证明这一国家形态的发展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深受滞胀现象拖累和全球化影响下，福利国家在具体的福利政策选择上却有待全整改革，以求进一步提高效率。公平与效率，是福利国家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福利国家阶段西方经济之所以获得一个长达40年的黄金增长期，根本原因在于福利带来的公平促进了社会整3体效率的提高，而后福利国家阶段之所以受到普遍质疑，原因在于福利国家过度的公平拖累了效率，导致了滞胀现象。所以，福利国家能否赢来新的黄金阶段，将取决于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的解决程度。在研究中，笔者对福利与效率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即：福利对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于垒高竞争平台。例如象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增加福利水平不仅不会破坏竞争，相反却会导致竞争加剧，效率大幅提高。这个逻辑并不复杂：假设每个公民在成长阶段每年可获得1000元义务教育券和每天获得3-5元的伙食补帖一直读到大学，结果会破坏竞争还是加剧竞争呢？这样做至少会产生如下效果，原来天天在大学混日子的大学生恐怕再也无法凭其大学学位保持竞争优势了，他必须争取让自己更上层楼，否则就要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更多的大学生被迫去竞争硕士学位，更多的学士要去竞争博士学位，更多的博士再也不敢不思创新、科技文化就自会百花开放、百家争鸣、出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由此可见，福利国家可以通过保护全民的基本权利，构成一股由底层向上逐级推进的强大竞争推力，因此，福利国家的竞争效率是显而易见的。一国之福利水平存在一条警戒线，低于警戒线时，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意识加强、效率下降；而超过一定水平时，竞争意识加剧、效率提高。所以，福利的核心作用并非单纯保护贫困阶层防止社会危机，而是垒高竞争平台，逼迫处于社会优势地位者积极应对整体平台提高后带来的挑战，使整个社会从低位竞争走向高位竞争。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为了使自由市场有效运行，不应实现福利国家论者主张的‘平等’，而应当保持‘不平等’”，里根的政策中供应学派经济原则“阶级间的区别越大，人民进益之间的区别越大，越会刺激经济的发展”⑤等言论其实违背了最简单的逻辑。真实的情况是，公平会增强竞争、强化市场、提高效率，不公平则会削弱竞争加剧权争从而降低效率。当然，新自由主义者也强调要以起点的平等或机会的平等来代替结果的平等，然而他们的这一逻辑并不能用于反对福利国家，因为新自由主义不能通过消灭福利来增加“起点的平等”或“机会的平等”――让穷人的孩子吃不饱饭上不起学又何来“起点平等”呢？相反福利国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并没有追求终点的平等。福利起的作用恰恰是扩大了起点的平等和增加了占社会大多数的平民的机会，最终加4强了竞争提高了效率。那么为什么西方福利国家采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削减福利的策略能提高经济效率呢？可以设想福利供应存在两条水平线，低于最低水平线，人与人之间竞争削弱，内争加剧，效率因此下降，此时增加福利就意味着效率提高；当福利超过另一条高位水平线，则产生大锅饭现象，民众惰性产生，此时削减福利也可以提高效率。这种现象可称“稻田现象”：就象一片稻田，水位低于某个水平，稻苗生长受抑，水位超过某个水平线，同样令生长受抑。对于类似中国一样福利水平尚未到达第一水平线者，显然当务之急是增加公共福利或社会保障，而不是盲目采纳新自由主义者削减福利的主张。反之，一些福利国家的“滞胀”现象就是其福利水平大都超过了高位的那一条线。所以，尽管然新自由主义认为福利国家公平妨碍效率的这一理论前提其实违背了最基本的逻辑，但其主张调低福利的政策在西方却通过了实践的检验，起到了刺激经济、提高效率的作用（所以巴尔教授把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称为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者⑥。福利其实是有利于效率提高的，如果说福利就象一棵勃勃生长的树，那么，首先只有这棵“树”长到了一定规模、出现过度生长的情况，对福利的修正或抑制才可能增加效率。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但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福利国家理论首先已经在西方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否则也就不会有“黄金时期”⑦之称，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对过度发展的福利政策进行矫正，犹如桔农对枝叶繁衍过快的桔树进行“修剪”，中国却从未经历过“福利国家”阶段，因此新自由主义这把“福利剪刀”在中国的过早启用对尚处于“秧苗”阶段的福利之“树”其实是一种戕害，这种戕害制约了中国经济的生机――同样是市场经济，同样是民营化，如果我们选择新福利主义的市场经济，将更加有利政府的转型和民营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的前景会更好。2003年的非典危机爆发，农村公共卫生及各项福利几近于零，终于令这种弊端暴露无遗。基于以上国情，我国应该及时补上福利国家的课。纵观世界，虽然新自由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福利国家理论的倡导者们5也没有停止发展，例如英国著名的巴尔教授已出版了《福利国家经济学》，对福利国家的效率功能进行了论证。从众多福利经济学学者的反思之中，笔者已经感受到一种气息，福利国家即将进入新的阶段，中国人应该勇于创新，争取在这一阶段演绎出中国福利经济的黄金时期。本文作出了如下创新的尝试。一、本文提出文化本位的福利国家概念，要求福利国家的国家义务不仅是承担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责任，还要进一步落实到对人的文治教化义务、其核心目的是促进人的修身养性，这一方面在政治上扩大了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则找到了福利国家经济效率大幅提升的新楔机，这种改变将使福利国家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升级。文化本位的福利国家最大的特点是除了以利率和税收来调控经济，还将建立一个更有效的“福利调节器”，在维持福利总水平持续上升的基本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两种调节手段：一是增减精神文化产品（软福利）和物质生活产品（硬福利）在福利供应中的比例；二是对福利基金与救济基金的比例进行调节。福利调节器的建立使福利制度提高国家效率的途径不仅是拔高整个社会的竞争平台，更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改变国民消费结构实现对经济活动的间接控制，这将使福利国家的效率获得质的飞跃。笔者主张放弃凯恩斯主义过多依赖行政干预生产的做法，建议政府尽量退出经济建设，发展消费主导型政府，改以“消费干预”或“消费引导”政策控制经济活动，而福利制度则是“消费主导型政府”实现“消费干预”和“消费引导”的主要手段。二、基于统福利理论混淆公平与人道诉求的现实，本文对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进行了新的划分和定义。社会福利以公平为诉求――既为福利就是大家来分红利（不分贫富）；社会救济则以人道为诉求――被救济的当然是弱者（富人可以实现自保）。前者针对全民，尽量体现公正和平均原则；后者针对弱势群体，尽量体现人道原则。经过这种区分以后，不难发现排除人道因素的公平其作用在于垒高整个社会的竞争平台，其对效率的促进作用近乎绝对。而人道主义（劫富济贫）和反人道主义（劫贫济富――如我国的等级制养老制度）分别通过促进或抑制穷人和富人的积极性影响效率。而为了尽量提高福利国家的效率，建议在公平主义的社会福利和人道主义的社会救济之间建立调节机制。在不减少社保基金总额的前提下，为了提高效率，可以尽量提高福利份额降低救济标准，采取高福利低救济的政策(右倾)；反之，当人道危机出现时，减少福利增加救济（左倾）。6三、通过对马斯洛需要金字塔进行分析，本文强调了消费需求中“排他性”、“利他性”、“需求动力差异”、“共享性”、“储富效率”对福利社会效率的影响作用。由此可以发现“高文化福利”与“低社会救济”相结合的“文化本位型福利国家”可以实现效率最大化，通过对香港与北欧福利制度的效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一模式适合中国国情。四、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仿生社会学概念对“以人为本”进行了创新的解读，笔者认为“以人为本”不应该是仅仅是“亲民爱民”、“尊重人性”甚至将人视为一座可供挖掘的矿山－―即人力“资源”，而是把“本”理解为“根”，犹如植物把营养储存到根部一样，把“以人为本”理解为以“人”为社会财富的最终载体，并提出了“人本银行”和“知本帐户”的概念。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不再把文化教育单纯视为服务于经济、从人力资源中挖掘财富的手段，同时还将之视为把社会财富转化为人类精神软财富的根本途径。因此，政府应该把主要的财富用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使人上升为社会的目的、文化上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