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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与需要满足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福利研究概述90年代末期以来,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似乎突然闯入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和政策研究议程。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概念与理论似乎不约而同出现在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领域:社会政策议题与福利理论研究成为政界、学界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社会政策、福利理论研讨会日渐增多;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和研究机构不断涌现;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书刊文章开始出现。社会福利概念成为社会科学理论政策研究和学术话语中渐趋流行的概念与分析工具。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热潮的兴起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社会福利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社会政策研究不可或缺与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社会福利泛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帮助其成员更为有效地发挥功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进而使他们作为个人和社会成员正常参与社会生活的所有努力。一般来说,社会福利分为政治福利、经济福利和社会福利(狭义)三大层面。本文主要局限于狭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两部分,研究范围覆盖劳动就业与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社会福利制度主要通过制度性利他主义安排解决社会问题,满足部分或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进而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公平的福利政策目标。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福利研究对象是生活问题,而不是由劳动等问题引发的单纯社会问题.这意味着福利政策既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又是认识社会变迁规律的重要角度。本文主要采取生活状况与需要满足的理论框架来回顾、评价中国社会福利研究。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社会福利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并没有获得应有和独立的地位。社会福利研究分散在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福利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民政工作、劳动就业和婚姻家庭等领域。本文的文献回顾与研究综述主要局限于冠有社会福利的活动与研究工作。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历史回顾:阶段与特征中国社会福利研究大体分为六个各具特色的主要阶段。其文献回顾与综合评述基本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依次进行的,具体分析层面主要是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机构、公开出版书刊文章和全国性社会福利理论研讨会四个方面,并且有意识地将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议题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环境中观察和分析,以期尽量给读者提供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福利概念和整体印象。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综合评价主要局限大陆学者的中文著作与成果,港台和海外学者的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状况与成果将另文论述,不在此赘述。实质上,在某种意义上说,本文又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演变的历史研究。1.1949~1957年底,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主义福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上国家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上政府确立生活资料配给制和工作单位就业保障体系,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集体主义文化。当时在破旧立新和百废待兴处境下,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难以纳入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与此同时,政府面临若干重大现实和敏感政策问题:一是如何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二是如何处理和对待欧美国家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三是如何发挥福利制度与社会政策的社会稳定作用,为新生国家政权服务。为此,政府建立城市居民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政府帮助欧美国家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提出由政府接办改为国家事业,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自办的方针,以后又通过取缔、团结、教育和改造方式逐渐演变为由国家独自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与机构。在救济工作中国家确立生产自救、群众互助,辅之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政府对无劳动能力的弱势社群给予社会救济和必要服务,对失业工人和其他有劳动能力劣势社群的生活困难问题采取介绍就业或予以转业训练、以工代赈、移民开垦和生产自救的办法解决,以确保社会稳定;这个时期几乎没有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召开过理论研讨会,但是当时几个主要的全国性民间福利组织,例如中国人民救济总会(1950.4成立)、中国红十字会(1950.9改组)、中国福利会(1950.8改现名)、中国聋哑人福利会(1955.7成立),在重组和建立新的福利工作组织体系,巩固和扩大社会福利界的统一战线,改造旧的慈善组织,总结社会主义福利工作经验,组织救灾救济和提供直接福利服务,以及开展国际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除宣传报道之外,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数量不多,主要是工作经验总结和翻译介绍苏联社会福利两类,前者如中华妇女联合会1952年出版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经验》,后者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劳联的福利事业》。简言之,1949~1957年间既是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时期,又是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奠基时期,福利理论与政策模式的多元化和新旧交替过渡是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是福利理论、政策模式和制度创新的中心主题与主要思想取向。2.1958~1965年文革开始之前,这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集体化福利时期大跃进是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五计划成功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已稳固确立和国家初步工业化背景下开始的。集体化浪潮由农村扩散到城市,成为全国性社会运动。这个时期的主旋律是政治运动、经济生产、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集体化。如何推行和实施集体化福利,提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国有化程度与比重,倡导集体化生活方式与提供集体福利,这既是福利理论关注的核心主题,又是国家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1956年创造的社会福利生产概念及其特殊生产形式也逐渐得到社会和国家的认可,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大力兴办脱离实际和严重超前的集体化福利事业既是全党工作的中心,又是普通百姓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化福利制度已成为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例如1958年底内务部党组就民政部门机构设置问题在向中央的请示中,曾提出由内务部改为社会福利部的建议。这个时期在研究机构和全国性福利理论研讨会方面没有明显进展,但有关集体化福利的新闻报道和工作经验的出版空前繁荣。例如内务部办公厅195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福利事业》,北京通俗杂志1959年发表的人民公社怎样办福利事业等。简言之,1958~1965年是公有制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集体化福利理论与实践迅猛发展的黄金日期。3.1966~1976年文革结束,这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的批判福利主义时期文革意味着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乱,社会完全陷于无政策状况,阶段斗争和文攻武卫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反对经济主义和福利主义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主义是指利用经济收买手段达到晋级加薪和提高个人福利待遇的行为与思想倾向。福利主义是指资产阶级当权派为达到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的斗志,用大量金钱和优厚物质福利拉拢腐蚀革命群众的活动。这意味在文革和阶级斗争处境下,社会福利再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欧美津贴福利机构首次使人们将福利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形成谁搞福利谁就是想拉拢腐蚀工人阶级的社会误解。社会福利改善人们生活状况和满足需要的功能完全被人为扭曲和政治化。这种批判福利主义的影响对以后的福利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直接结果是内务部和其它相关国家机关被撤销,福利事业长期停滞不前。由于极左思潮把举办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说成是福利主义和唯生产力论,因此许多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被合并或撤销,残疾人、孤残儿童、老年人和普通市民生活状况普遍恶化,许多基本生活需要无法满足。在此处境下,研究机构、公开出版书刊文章和全国性福利理论研讨会无从谈起。简言之,文革十年是中国社会大倒退时期,福利事业同样遭受严重挫折。更为重要的是,左倾思潮将社会福利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将福利制度满足需要的功能曲解为腐蚀工人阶级。4.1977~1985年六·五计划完成,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学化福利时期这个时期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倡导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恢复生产,重建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诸多方面类似50年代早期状况。像其他工作一样,福利工作主旋律是重建各级工作组织体系,调整业务范围和明确工作任务,明确方针政策和提供福利服务,开创福利工作新局面等事务性工作。总体来说,福利决策者和专家学者根本无暇顾及基础福利理论研究。与此同时,1979年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恢复重建,1980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以及地方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大学中社会学系的大量涌现与招生,这些都是社会福利研究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国各地社会学家开始从社会问题与应用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福利问题,社会学所与社会学系也逐渐成为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问题的研究基地之一。社会学化福利研究范畴也经历了由社会学化理论逐渐转向社会生活化课题的过程。与此同时,社会学取向的社会福利研究机构开始出版发表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福利的理论研究成果、经验调查报告、书刊文章。但是以社会福利为题的全国性理论研讨会尚不多见。简言之,1977~1985年是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理论研究的恢复重建时期。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在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扮演着拓荒者和主导性角色,重新拉开了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序幕。5.1986~1999年,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保障时期1986年公布实施的七·五计划(1986~1990)标志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进入全新时期,其象征性标志有二,一是首次将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社会发展概念与意识进入国家政策议程。经济增长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促进人的发展和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国家应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状况的观念获得普遍认同。这为福利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七五计划首次专章论述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明确提出了由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与优抚组成的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人民生活状况与社会保障成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出现,并迅速成为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和重要领域。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时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学者们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概念的关系没有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与澄清,导致社会保障涵盖了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是个大概念、社会福利是个小概念的社会误解形成并广为流传,严重影响了福利理论的发展与制度建设。总之,这期间有影响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不多,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理论与社会保险政策研究上,仍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这期间有关社会福利的专门研究机构不断增多,以社会保障为题的书刊文章大量涌现,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日趋增多。出现的主要研究机构有:1986年9月,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成立;1988年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保障研究室成立;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福利研究中心成立。1998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成立。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这些机构均直接或间接以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为目标,并通过举办会议、发表研究成果和承担课题等形式开展福利研究,成为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生力军。同时,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报刊杂志和出版工作也欣欣向荣。1986年《社会学研究》创刊,迅速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权威刊物。同年民政部机关报以《社会保障报》之名发行。1989年《社会工作研究》创刊,迅速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权威刊物。这些专业刊物为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提供对话阵地和讨论场所,有力地推动了福利理论与政策的研究。这期间有关社会保障的书籍文章不计其数,难以统计,但是直接以社会福利为题的文章书籍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其中代表性著作有张萍翻译的《各国的社会福利》,陈良谨主编的《社会保障教程》,白益华、吴忠泽主编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时正新主编的《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1998》等。这时以社会福利为题的全国性理论研究会几乎为零,但是以社会保障与相关题目为主题的全国和国际性研讨会数量众多,不胜枚举。简言之,19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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