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惶恐——文化冲突对管理的影响

哈佛的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PhilipA.Kuhn）有一本社会学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涉及到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两种文化冲突对政策与管理措施的影响。读这本书，或许对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有所启示。清朝建立后，统治者一直面临一个文化上的难题：一方面，他们对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十分仰慕，尤其是对儒学及其相关的治国理论钦佩不已。顺治、康熙、乾隆都是汉化的倡导者，有些举措，说他们对汉族文化五体投地也不过分。但问题在于，作为满族统治者，他们不得不强调满族文化的优越性，在内心里，一直存在着对汉族文化的某种恐惧。从清初血淋淋地推行“削发令”，就可以看出这种忧虑和担心。统治者的忧虑和担心，肯定会反映在国家治理方面。顺康雍乾时期，尤其是康乾时期，国家政策中的文化冲突随时可见。对不属于满族原有的文化体系，他们要大力接纳，吸收汉族文化中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成分，利用汉族文化提高自己的品味，不仅开动国家的宣传机器倡导儒家学说中的君臣大义和天命神授，而且在生活中也处处向这种文化靠拢。康熙的读经，乾隆的写诗，都表现出这种对汉族文化的崇拜。但反过来，他们又要不断提醒自己，满族文化中的尚武、淳朴，要远远优于汉族文化。正如乾隆所言：“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本，而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汉族文化上的优雅和奢华，正是中原政权灭亡的本因。所以，他们在政策上又要极力排斥汉族文化，防止汉族文化侵蚀满族的自信心，并告诫八旗子弟不得效仿汉人恶习，甚至为了防范这种文化上的渗透而把满族与汉族隔离开来。这种对异族文化的二重心态，造成了治国方略的严重冲突。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可以看做是这种文化冲突的物化承载。一方面，模仿江南的园林，追求文化的雅致，赏心悦目的亭台楼阁，诗词对联的汉风唐韵，恨不得把汉族建筑中的优秀成分全盘生吞活剥地拿过来；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绝不允许触犯满族传统的神威，都要为更重要的“木兰秋狩”服务。在这里，皇帝的首要使命是率领满洲贵族以打猎的方式，重温自己驰骋疆场的雄姿，唤醒满洲血统中的战神本性。在这种文化的矛盾心态下，治理国家的举措就难免疑神疑鬼。“文字狱”就是这种心态酿成的。其效果，恰恰是不同文化优势的互相抵消，而文化劣势却无法有效遏制。这种有选择地对汉族文化的模仿和学习，使汉族文化的价值核心被排斥，而表面的奢华则毫无阻碍被接受，很快造就出了一批堕落的八旗子弟。连乾隆也不得不承认，满族“渐染恶习，浮靡嚣薄，殊失国初浑厚之风”，“几与汉人无异”。而对满族文化的强调和维护，又加剧了汉族的对立情绪，使受到排斥的汉族文化成为反抗统治者的思想基础。政策和举措上的冲突，使清朝对满族“特色”的强调，最后却加速了满族“特色”的丧失。其中的寓意，值得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