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军队人才队伍建设的思想与企业骨干队伍的培养(1)

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什么因素最重要？人才。当前企业最需要哪种类型的人才？管理型。稍有经验的企业家，恐怕都会认同上述答案。因为，管理说到底是人的问题。只要找对了人，用好了人，特别是培养出一批既忠心耿耿，又聪明能干的业务骨干，就不愁没有资源，没有创意，没有市场，没有效益。对企业家来说，企无人则止，有人则兴，掌握的人才队伍有多大，事业就能做多大。人才重要，也难得。天下能干的人有的是，可往往可遇不可求。而且十全十美的人几乎不存在，越是聪明能干者，往往越有个性。所以，好不容易发现了人才，管理者也得敢用、会用。更多情况下，必须立足于自己培养。近些年，管理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建立学习型组织。从建立学习型企业到创建学习型社区，再到建设学习型社会。从专家倡导到政府号召，一直到写入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口号越提越响，调门越来越高。这表明，组织学习和终身教育问题开始进入管理学视野，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能否不断提高所属人员素质，已成为影响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有专家说，21世纪是教育学的世纪。趋势很明显，道理很简单。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培养人才？怎样才能将企业真正建成学习型组织？近些年，许多企业培养人才特别是高级管理人才，主要办法是选送骨干参加各种MBA或EMBA班。中国的MBA教育已开展了十几年，发展到相当规模，可实际效果如何呢？某著名大学一位专门负责MBA的教授在其新著中这样评价：“我们搞MBA那么多年，一开始就定位于中国企业家的摇篮，摇了那么多年，也没有出几个企业家。”如果说此言表达的还只是一种遗憾，一种无奈，那么，下面的话简直让人不知该说啥好：“我认为企业家更多是天赋：一个伟大的母亲和一个伟大的父亲一次偶然的结合，这就是企业家。”著名大学教MBA的教授对目前国内管理教育尚如此评价，企业家们又怎能信赖他们的教学呢？难怪前不久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太平洋建设集团总裁严井和说，员工中最差的是在大学里一气读下来的博士，其次就是MBA。院校MBA教育的效果不理想，企业只好立足于自己培养。目前不少单位每年都制订员工培训计划，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一些大中型企业甚至组建了企业大学等机构，专门为本单位及关联企业培养业务骨干。问题是，育人不同于造器，教育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远不是下个决心，舍得投入，办几个班，就能达到目的。如何搞好企业在职培训，有效开发人力资源，不断培养出用得上、留得住、信得过的领导骨干和专业人才，已成为新形势下企业管理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历来有“大学校”、“大熔炉”的美称，在培养人才方面成效显著，经验丰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解放军历来是英雄辈出，人才济济。特别是建国前后，毛泽东麾下那真是“谋臣如云，战将如雨”，随便拉出几位，就能独挡一面，打出一片天地。如越南抗法战争中的中国顾问团。八一军旗下，緑色军营中，曾升起过无数颗耀眼的“星”。直到今天，许多家长包括一些“大款”,之所以愿意送子女当兵，看重的就是解放军这所大学校能够培养人、锻炼人。那么，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在培养造就人才方面有哪些成功经验和独到之处呢？企业管理者可以从军队培养人才的做法中借鉴哪些东西呢？1．高度重视人才培养，视育人为建军之本。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创建人民军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从理论到实践，均有不凡建树。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对教育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大革命时期，他曾在广州、武汉等地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将新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积累了一些育人经验。如严把入学关，由各地党组织选送农运骨干和积极分子参加学习；压缩学制，根据实际斗争需要设置课程；请有实践经验的农运领袖担任主讲，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实行军事化管理，突出军事训练内容，注意学员指挥能力的培养与战斗作风的养成；组织学员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等实际斗争，在战火中经受锻炼，等等。农讲所虽然时间不长，却收到较好效果，所培养的干部，日后大都成为各地农民运动乃至工农红军的骨干。创建并领导红军后，毛泽东更直接感受到培养人才的重要。因为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环境，使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经受不住考验，纷纷离队或叛逃，其中包括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陈浩等军事主官。要想巩固和发展红军，当务之急就是培养大批得力的领导骨干。所以，毛泽东率领红军1927年10月上井岗山，12月便在宁岗砻市开办了红军教导队。开始只有一个区队、六七十人，朱毛红军会师后发展为三个区队、二百多人的规模，并正式纳入编制，由陈毅担任教导队队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亲自任课，直接指导，从挑选培养对象，确定培训目的，到设置教育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毛泽东等人的言传身教和精心培育下，一批忠心耿耿、年轻有为的红军骨干脱颖而出，当时红军队伍中二十多岁当军长、师长的比比皆是。过去有人说24岁便任军团长的林彪是红军中最年轻有为的干部，其实，当时还有更年轻的。如著名战将寻淮洲，15岁上井岗山参加红军，18岁当团长，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21岁就当上了红七军团的军团长。现在人们都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其实，井冈山也是我党我军领导干部的“摇篮”。据统计，红军时代从井冈山先后走出了38位军长或军政委、24位军团以上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略区领导人的三分之一，开国后二十余年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的三分之一，都经历过井冈山斗争。除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外，从井冈山共走出了5位军委副主席、7位总参谋长、3位总政治部主任和8位总后勤部部长。1931年，红军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后，很快就办起中央红军学校。举办六期后，学校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并陆续设立了红大的分校和供给、卫生、通信等学校。瑞金时期的红军大学已具备相当规模，积累了战时培养人才的宝贵经验。即使在环境条件异常艰苦的长征路上，红军仍编有干部团，非到万不得已，不分派战斗任务，以便保留骨干。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分析形势，明确提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党中央讨论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决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高度重视抗大的建设，亲自担任抗大的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还直接过问抗大的组建工作，经常参加抗大组织的活动，亲自审定抗大的教学大纲和教育计划，多次到抗大讲课。甚至连抗大办学需要的纸张，毛泽东都亲自出面帮助协调。1939年，抗大总校开赴敌后办学，并陆续在各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和一些随营学校、陆军中学、专业学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总校连同各分校先后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10余万干部。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我军总人数约120万，其中正规军才60万，不难看出当年抗大在军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抗大培养的干部支撑起迅速发展壮大的人民军队，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延用抗大的办学模式，在各大战略区组建起军政大学和后勤、卫生等学校，源源不断地为部队培养、输送军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进而也为建立全国政权做了干部方面的准备。建国初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军队院校建设，把办好军事院校，培养大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视为和平时期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主要途径。他亲自审批了刘伯承同志提出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把军事学院的成立称作是我军建军史上重大转折的标志之一。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五十年代初，我军先后成立了上百所院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事院校体系。一大批身经百战的将军脱下战袍，走进课堂，补习科学文化知识，总结带兵打仗经验。话剧《虎踞龙蹯》反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与此同时，针对当时基层官兵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干部中不到高小文化程度的占68%，无法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求的现状，全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将补习文化列入正式的训练科目，要求三年内，一般战士和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要达到高小水平，相当于高小文化程度的干部要达到初中水平。为此，全军调配了5万多名文化教员，成立了近百所各种形式的文化补习学校，遵照“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建立起考试、分级、编班、升级、留级、毕业等一系列教学制度。包括毛泽东身边的中央警卫团，也办起了文化学校，毛泽东还亲自给战士们动员、讲课。当时，整个军队就像是一所大学校，许多官兵入伍前是文盲、半文盲，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完成了中小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日后的成长进步打下了基础。到了六十年代，毛泽东又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明确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并且强调，“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关于“五七指示”，研究党史的学者往往从政治角度评论其影响，并有不同看法。这里暂且不论。可毛泽东明确提出将军队办成一所大学校，却是开军队建设理论之先河。近些年国内外讲管理，都高度评价彼得·圣吉关于学习型组织的理念，认为提出这一理念是现代管理学的重大发展，甚至称《第五项修炼》一书为“管理的圣经”。其实，建立学习型组织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无论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毛泽东都远远胜过彼得·圣吉。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不仅对培养人才工作高度重视，而且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例如，毛泽东认为：“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所以，战争年代我军总是选派理论素养高、精通业务、懂得教学规律、具有较强领导能力和开拓精神的得力干部去办院校。毛泽东自己就兼任过“红大”的政治委员。刘伯承、叶剑英、林彪等先后担任过红军大学的校长。解放战争时各大战区军政大学的校长，几乎都是由司令员兼任。再如，毛泽东多次强调名师出高徒，要办好院校，必须有一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这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办大学不能光有大楼，还要有“大师”。由于战争年代我军院校培养的主要是指挥管理人才，所以，既有深厚理论功底，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革命领袖，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都经常为红大、抗大讲课。如毛泽东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秦邦宪讲《政治经济学》，李维汉讲《党的建设》，林彪讲《战役学》，等等。著名的《矛盾论》、《实践论》，也是毛泽东为抗大学员讲课的摘录。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的朋友常有疑惑：为什么只经过短期培训的红大、抗大学员，战场上面对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对手，总是胜出一筹？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红大、抗大学员的授业导师水平高，就是其中之一。总之，我军的发展壮大是与毛泽东等领导者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分不开的。现在不少企业家时常感叹手下缺少人才，意识到企业发展受到人才匮乏的制约。从我军经验看，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提高各级管理者对培养人才重要性的认识。如果企业家能够像毛泽东那样视育人为建军之本，从创建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人才，亲自培养人才，并且舍得投入，长期坚持，又何愁人才之不得呢？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是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近代以来成功治军经验的学习和借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儒、法、道、兵等各个学派在管理理论上都自成体系，各有千秋。虽然对管理方面的许多理论问题相互间常有争辩，但在重视培养人才方面，各家各派的观点却出奇的一致。特别是主张“以德治国”的儒家，认为实行德治的前提，是要有一批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因而特别重视对各级管理人员的教化，将培养人才视为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儒家的代表人物一向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强调成功的领导人对部属要“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也就是说不仅要有君主般的权威、父母般的慈爱，还应成为部属的良师益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