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在2023年书院招生宣讲会上的讲话稿范例

教授在2023年书院招生宣讲会上的讲话稿范例我今天主要是来给大家鼓一鼓劲儿，因为我认为xx书院真正代表着咱们的教育方向，下面我要认真地阐述一下这个道理。在收到书院的邀请时，我在半小时之内，就把题目报了出来，这就是“xx书院的‘教’与‘学’”。我的发言内容包括“一个缘起，三个层级，五个步骤”：一个缘起，是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思考；三个层级，是说现在高校里边都存在着三个层次的教育；五个步骤，则是我对xx书院教育理念的一点思考。一、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反省从哪儿说起呢，我先给娃娃们真诚地汇报一下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反省。虽然教师是一种职业，但我毕竟首先是一个人，我应当从人的角度来反省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有一个大前提，我把这个大前提给大家提出来，咱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有非常深厚的传统。《诗经?大雅》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哲妇”自然是指苏妲己，“哲夫”则指的是像周公这样的人。在孔子将要去世的时候，也曾作《曳杖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的弟子子贡说：“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这里就引出来一个概念，叫做“哲人”，“哲人”和咱们所说的哲学家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究竟在哪儿?我建议大家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德里达到中国来访问，说了一句：中国没有哲学，但是中国有思想。结果中国哲学界马上就开始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作为民族自尊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2007年的时候，在武汉大学开了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复旦1978级入学，在美国任教三十多年且拿了终身教授，现在北师大兼职的倪培民教授，他说在海外一看到大陆在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羞愧得无地自容。原因是什么?他说这就像是弃儿乞求认领一样的心态（真正的民族自信根本不需要这样来表达），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非常好破解。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哲学家，但中国有一代代的哲人，哲学家和哲人的区别在哪?哲学家创造了一套理论体系，但这个理论体系可能体现在他的生活中，也可能根本就不体现。这就是以哲学为职业的哲学家。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卢梭写他的教育学著作《爱弥儿》的时候，他把他的儿女送到乡下去寄养。结果中国人说这卢梭是个双重人格，一方面教导别人怎么样爱自己的儿女，但另一方面他却根本不管他的儿女。其实这是中国人才有的幽默，西方人没有，卢梭也可以辩解说，我不把我的儿女送到乡下去寄养，怎么写我的教育学著作?我只有把他们送走了，他们才不捣蛋，我才能写书。但这也说明西方的哲学，西方的教育，他是以知识体系表现出来的一套理念。但是这套理念和这个人有没有关系?不一定。可是从咱们的“哲夫成城”到孔夫子的“哲人其萎乎”，这个“哲”首先是人生之哲，他的智慧就体现在他的人生当中，他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就做人而言，哲人的要求比哲学家的要求要高得多。中国人用哲人的标准来看那些带有光环的人，所以哲人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至于中国哲学有没有体系，冯友兰先生在30年代就表达的非常清楚，他说中国哲学没有外在的、形式化的体系，但有内在的、实质性的体系。20世纪，我们这些钻研中国哲学的人，就是试图把古人的思想体系给诠释出来。像《论语》中，到处是随机指点性的话语，在这儿说两句、在那儿说两句，但是孔子却明确的说“吾道一以贯之”，这就说明，其思想有非常强的内在体系，问题是后人应当如何把他思想体系给诠释出来。所以我在这里先远远地给咱们树立起这个“哲夫”和“哲人”的标准，我认为这才是中国人的传统。至于现在的学者经常编一个知识体系，在大学的讲堂上讲一通哲学概念，说这就是哲学家。我在这里可以用黄宗羲对祖师禅的讽刺来举个例子。修炼祖师禅的人必须凭借一通道具，黄宗羲用了一句非常辛辣的讽刺，说这些人“放下道具，便如愚人一般”。就是说当你拿着道具登台说法的时候，你是祖师禅的大师。可是当你放下了你的道具，结果你和平民百姓完全一模一样。对中国人来讲，这样的哲学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哲学没有意义。所以我就想首先树起“哲夫”、“哲人”的标准，请记住这个标准，然后我再给大家汇报我对哲学之“教”的认识。我是78年上的大学，82年大学毕业。但是那时候我们都是国家分配工作，所以一分到单位你就是教师，然后呢教研室主任就给你安排课，如果你想上课，外面有课也给你介绍，就整天忙着上课。85年，我在师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哎呀，那一天的紧张程度，你们这些娃娃身体肯定吃不消。早上天不亮骑着车子到师大来听四节课，中午在师大吃饭，吃完饭赶到xx。当时xx在xx，我在那儿上四节课。我的课堂，来xx书院上课的娃娃都知道，如果能不休息的话，我是绝对不休息的。四节课一口气上完，上到6点，然后跳上车子，赶回教育学院。晚上7点还要给教育学院上课，有1个小时在路上随便吃点饭。骑着车子，从（晚）7点到10点，给xx市进修的教师上3节课。然后十点半回到家，往沙发上一蹲，人就缩成一团了。上一整天课，对气的消耗太大了。人在讲课时候大声说话，非常耗气，我就坐在沙发上抱着茶杯就一下就缩成一团。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贫困，我们也贫困，我不断地在xx市这四郊上课，长安县、户县、坊新村、土门、纺织城，这些地方的课我都上遍了，那时候上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到90年代的时候，生活状况有所改变，评了副教授，收入也高一点了。这时候来个朋友、来个亲戚，不担心在外面吃顿饭、喝顿酒了。工资从最开始到80再到120，一上了副教授之后就拿到400块钱了。虽然物价在涨，但是生活方面的待人接物基本上不存在问题了。这时候我就开始思考，这个教师虽然是一种职业，但是我不仅仅是干教师这个职业的，我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可是按照现在的样子，我就有可能以这种忙忙碌碌的上课终结我的一生。这时候，一次偶然在《读者》上读到了一则小笑话，这个笑话说起来非常简单，大家司空见惯，但一下子就触动了我。就说如果教师给学生们说：“我用手指头触一下含羞草，含羞草的叶子马上就卷缩回去。”这个学生都能明白，它是一个生活经验的问题。为什么是含羞草?因为只要有人一接触它，它的叶子马上就缩卷。但这个教师把说法一变，你看这些学生有什么表现，教师说：“如果你给植物一个刺激，植物马上会做出反应。”结果这些学生马上掏出笔记本，赶紧记笔记。我由此想起我们给学生灌输的这一套知识体系性的教育，真的和学生的身心性命、和学生的做人精神是密切相关的吗?这可以说是我对这个问题思索的起始。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在讲课当中，把“我用手指头触摸一下含羞草的叶子，含羞草的叶子马上缩卷回去”，堂而皇之地在课堂上表达为“我给植物加上一个刺激，植物马上会做出它的反应”，然后学生马上开始记笔记，有没有这种现象?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大量存在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咱们是把知识不断的稀释化，稀释到就像咱们现在时髦说的“鸡汤”。然后呢，你们就像是机械化养鸡场、养鸭场里面一波一波的鸡和鸭。这件事是我真实经历的，我在咱们xx书院开张的时候，就讲了这个事情。大概是01年，我乘坐咱们的校车从田园都市那边拐过来，到这来上课，但六点多是堵车最厉害的时候。一个架着高高满满的大卡车和校车挤在那里，你向前挪一挪，我向前动一动，就这么挤着。我就在边上坐着，这时候就看到对面儿非常小的笼子里面，有一只只的鸡，这些鸡是从现代化养鸡场运出来的，它们完全是一种茫然失措的眼神。等车再向前一点，我就问起对面司机，这些鸡养了多长时间?这师傅说这鸡养了快50天。我说把这些鸡送了干什么去?他说明天十点钟以后，它们就会出现在xx大小的餐桌上。我忽然一下想起这些鸡茫然失措的眼神，其实对于现代的教育体制，我也是一种茫然失措的眼神。在现代的教育体制下，我们都是流水线上的产品。明天早上十点钟以后，这些鸡就上了饭店的餐桌；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来到世界一趟，我们是不是一工作就三十年，然后退休回了家里面，这一生是不是就像只鸡一样?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想，但是我不敢找任何人交谈，一个人坐在那里流泪。我想如果人的一生将这样度过，其实不过是比鸡度过更长一点时间而已。比如说鸡是48天，人在工作岗位上可能不到48年，是不是这么个样子?所以我一下子深刻地理解了那些鸡茫然失措的眼神，现代文明把现代人在现代的传送带上“滚动”地失掉了人的本质。我也同样带着一种茫然失措的眼神，所以我一个人坐在那流泪，但是我不好意思给任何人说，因为我如果给人一说，人就说这家伙简直矫情的很呐，人家看《三国》流眼泪，你看这些鸡也流泪。我说鸡是不是一种生命?鸡作为一种生命，和我们人作为一种生命，实际上是一样的。这只鸡还没有在农家小院里成长过，它还没有在沙土里面找一只虫子，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来找一个麦粒；它都是吃饲料，随着流水线这样一路走来，然后就上了餐桌。其实现代文明、现代体制对人也同样如此。娃娃你们想一下是不是这样?我当时在咱们书院开张的时候，就举了这个例子。然后又过了几年后，我觉得我脑子越来越清楚。在咱们学校的通识教育中心成立大会上，尤西林老师也把我叫去了，说你一定要发表看法，因为你是真正研究儒学的，我们希望从儒学的角度听到这方面的批评。当时咱们的书记、校长也都在座，因为我这个人自小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一种摁都摁不住的性格，只要我想说什么，那是肯定要说出来的。我当时就对通识教育提出来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直到今天我一直没有变，一、尊重人性；二、捍卫人道；三、开拓人伦文明。这就是人的使命，是儒者的使命，也应该是通识教育的使命。这也是我们从上个世纪90年代，看到大学里面丢失了人文精神，想通过通识教育的方式把人文精神找回来。但要把人文精神找回来，没有这三个“人”，是绝对找不来的。我举个例子，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为什么现在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晕倒，所有人都绕开走，不敢去援救?就是因为好多年以前，南京发生了一起“彭宇案”，这个彭宇看到一个晕倒的老人，他把老人送到医院里边，并且交了一笔抢救费。等这个老人抢救过来，然后老人的子女说是彭宇把这个老人撞了，彭宇说他没有撞，而是看到老人倒在地上，他不忍心，就把老人送去抢救。可是老人和子女，把彭宇告上法庭，让他出医疗费、养老费等等，结果法官居然支持这个老人和子女的要求。法官的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你没有撞人，你为什么要去救她?还要给她付医疗费?你看法官这样一个逻辑，就包含着一个前提，只有在撞了人的条件下，你才可以救她；你没有撞人，就没有必要救她。这完全是一种丛林逻辑，也是把人向丛林世界引领，那么在这样一个非常坏的案例的示范下，所以我们就看到xx，三个8、9岁的小男孩，让一个老太太抓住，说这三个小男孩把她撞了，她躺在地上，要让这三个小孩的家长要负责她的养老问题，她的子女跟着同声提这样要求。再下来，我们还看到一个老太太从车上下来，在道沿上没有踩稳，倒在了地上。司机在前面坐着，从后视镜当中看到这个老太太半天没有人理，就把车停下来，把这个老太太扶到车上，拉到医院去。结果这个老太太在医院里面，咬牙切齿说就是这个司机把她撞的，她恨不得把这个司机杀了，她的子女也异口同声地这样说。结果交警把十字路口摄像头拍的录像，原原本本地让老太太和和她的子女看，老太太说这是你们重新合成的。你们说这是把人向人的路上领，还是向比禽兽还坏的路上领?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简直举不胜举。因为一次错误的判案，就会形成一种范导作用。我把这个案例向前推：商鞅和公子昂是发小，当秦国强大起来之后，商鞅和公子昂各自代表自己的国家要进行一场决战。商鞅做了一件什么事?他给公子昂写信，说咱们几十年没见了，明天希望你过来，咱们只叙友谊，不谈国事。公子昂是真诚的相信商鞅，因为他们小时候关系非常好。可是商鞅早就埋伏了士兵，当公子昂到了之后，他马上把公子昂给俘虏了。这当然决定了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命运，但是这后边的范导作用非常之大。这就把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关系给彻底摧毁了，任何一个人对其他人都不敢相信，都认为其他人是狼，随时准备加害自己。而每一个人也都要以防狼的心态对待他人，你说这是一个什么社会?所以当咱们学校提出成立通识教育中心的时候，我就提出在从90年代人文精神失落到新世纪大力推行专业教育，可是这个专业教育实际上是职业教育，是把人培养成单向度的人，是把人培养成没有人情味的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