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西藏反分裂斗争的历程及其经验启示

近现代以来西藏反分裂斗争的历程及其经验启示坚持历史的传统原则与现实的策略灵活性相结合，是西藏反分裂斗争重要方略。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内容，欢迎参考借鉴与借鉴。2008年发生的拉萨“3.14”事件以及自2009年以来在藏族聚居区出现的不和谐事件，不仅暴露了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藏独”分裂势力假和平、真暴力的虚伪本性，也进一步凸显了西藏反分裂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与长期性。因此，以整体视野梳理审视西藏反分裂斗争的历程，归纳总结我国政府和人民在长期反对“藏独”分裂活动中的经验启示，对于我国政府制定实施科学合理的治藏方略，取得西藏反分裂斗争的最终胜利，进而实现西藏地方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一、近现代以来西藏反分裂斗争的实践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特别是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时代背景下，以英俄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积极染指西藏地方事务，他们在西藏地方积极培植分裂势力，策划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历届中央政府、仁人志士以及西藏地方各阶层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分裂斗争，有力的维护了西藏地方的稳定团结和国家的独立自强，成为我国近现以来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近现代反分裂抗争史中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一）清末的西藏反分裂斗争实践清朝末期，为打通从印度到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通道，英国于1888年、1903年先后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并通过收买、欺骗、威吓等手段持续拉拢西藏僧俗上层，意图实现分裂西藏的目的。面对这一局面，虽然清中央政府软弱无能，无力边事，但仍通过外交途径，对西方相关国家分离西藏的行径保持了应有的警惕。如在1905年，英国“强请”班禅赴印事件中，清政府立即电令驻藏大臣有泰，要他“设法防范阻止”班禅赴印。在班禅赴印后，清外务部又向英驻华公使萨道义严正声明:“班禅纯粹是一位僧官，他同西藏的涉外事务毫无关系，设若他参与讨论或决定任何（政治性）问题，我们谨此明确声明:中国政府将绝不承认如此行为”，并指出“出游印度之札什喇嘛（指班禅），无管理西藏实权，如有密约，与中国无涉”。1910年，针对英国政府反对清政府派兵进藏的决定，清政府直接告知其虽然“中英交情亲密，故就藏中形情及中国此次派兵入藏之本意，推诚相告”，然而“不能因此于中国在西藏固有之主权，稍有减损”，以此表达了对英国干涉西藏事务的反对，展示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决心。与此同时，驻藏官员基于现实感受，也数次陈情清中央政府，意图通过派兵驻藏以维护中央权威，以收回治权。1886年，驻藏大臣文硕向清政府奏请举办边务，由内地募勇四千加强防守力，但清政府认为“现在并无战事，防勇本不必多，文硕称调勇入藏尤宜慎重，恐番众疑惧，别滋事端”而没有同意。1905年，以钦差大臣身份查办藏事入藏的张荫棠致电外务部建议派兵入藏，“今事机迫切，尤为刻不容缓，拟请奏简贵宵总制全藏。一面选派知兵大员，统率精兵二万，迅速由川入藏，分驻要隘，所有一切内政外交，均由我国派员经理，并次第举行现办新政，收回治权”。1906年正月，张荫棠又致函外务部，表示欲整顿西藏，非用武力不行，“外患方殷，内变自亚，一旦有事，英人乘机入藏，则我鞭长莫及，将来再图补救，亦复无济，得失相权，不待智者而后知矣。拟请奏简贵宵，总裁全藏，并派知兵大员，统率精兵二万，迅速由川入藏，分驻要隘，以救目前之急”。1908年，张荫棠再次奏请清政府派军入藏。他说:“西藏首当英俄要冲，非武力加以整顿，则殊难确保疆土。今达赖由西宁入京觐见，乘此时机，改用汉员，训练藏兵，以备指挥防守，并拟派遣四川新军入藏，以期分驻要塞，树立安内攘外之策”。而张荫棠在藏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治藏新政，可以说是他试图代表中央政府通过回收治权、文化融合加强对西藏地方统治，遏制西方支持下“藏独”分裂势力发展的重要举措。此外，面对英国对西藏地方上层的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喇嘛也保持了应有的警惕，体现了反分裂立场。如当英印总督寇松致信十三世达赖喇嘛希望与达赖喇嘛建立起友好关系，促进互相之间的更好的了解时，达赖喇嘛将英国的来信原封寄回，并明确告知其“没有驻藏大臣及噶厦商议，他就不能和任何外国政府通信”。（二）民国时期的西藏反分裂斗争实践至民国时期，面对着英国拉拢下的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策动的“驱汉事件”（1912年、1947年），在西姆拉会议提出“西藏独立”口号（1913年），武力进攻藏东川西（1917-1918年），成立非法“外交局”（1942年），参加“泛亚洲会议”（1947年），西藏地方派出“亲善使团”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1949年）等一系列分裂行径。民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反对“藏独”，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汉藏民族的团结。这些方面包括:1.通过立法，将西藏的地位、民主权利、相关事务给予明确，实现西藏地方在中华民国版图中的法理归属如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纲中就明确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从而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西藏是中华民国法定领土的一部分。1912年8月颁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西藏第一届国会选举法》规定了“西藏第一届参议员及众议员之选举，得于政府所在地行之”，“西藏之选举监督，以蒙藏事务局总裁充之”1931年6月，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制订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一条即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其后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20条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并在当年的国民会议中，西藏地方有19名代表参加。1937年九世班禅圆寂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专门通过了“征认班禅呼毕勒罕办法”，规定:“一、班禅转世灵童由班禅徒属寻访。二、班禅呼毕勒罕候选人，准由西藏宗教首领就班禅徒属所报灵童负责认定三名。三、呼毕勒罕候选人三名决定后，由西藏政府呈报中央派员在拉萨大昭举行掣签，签定一名为呼毕勒罕”，以此实现民国政府时期西藏地方活佛转世管理的规范化。2.通过领导人讲话，对涉藏事务的原则方针进行指导明确如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发表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就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1912年4月22日，时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专门发布大总统令，重申“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并明确“在地方制度未经划一规定以前，蒙、藏、回疆应办事宜，均各仍照向例办理”。1929年9月10日，针对达赖代表的晋见，蒋介石重申“达赖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蒋介石则允“许藏人完全自治”。这些讲话通过媒体报道，有力的宣传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政策。3.通过中央委派代表积极与西藏地方沟通具体事务1912年5月民国中央政府任命在藏的原清军统领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例行前清驻藏大臣的职权。1913年4月2日，为使中央政府能与西藏地方直接谈判，袁世凯任命对藏事有经验的陆兴祺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6月4日又任命陈贻范为“西藏宣抚使”，胡汉民为副使入藏疏通；1919月11日24日，依据当时国务院指示，李仲莲、朱绣一行抵达拉萨，与达赖喇嘛及西藏上层广泛接触；1929年9月，民国政府委任贡觉仲尼为“赴藏慰问专员”，携带蒋介石信函及蒙藏委员会文件取道印度使藏；1930年3月，国民政府委派的文官处一等书记官刘曼卿赴藏宣传中央对藏政策；1930年12月派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谢国梁入藏，就解决西藏问题的十一条原则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洽商。这些沟通有效的消除了汉藏之间的误解，一定程度程度上遏制了“藏独”势力的发展蔓延。4.通过册封西藏宗教领袖，维护中央权威1912年10月28日，民国政府发布命令并电告达赖:“现在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前达赖喇嘛诚心内向，从前误解自应捐释，应即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以期维持黄教，赞翊民国，同我太平”；1913年，时任总统袁世凯加封九世班禅“致忠阐化”名号，赞扬他“效忠民国，维持藏事”之功；1933年12月，为褒扬达赖“护持正法、卫国安民”的功绩，追赠他“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并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专使，入藏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册封致祭；1935年5月，为褒奖热振活佛在改善及推进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功绩，民国政府册封其为“辅国普化禅师”名号；1937年12月，九世班禅病逝，民国政府发令追赠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封号，并派致祭专使戴季陶于1938年8月在甘孜主持九世班禅的致祭大典。5.通过武力，威慑西藏地方分裂势力1912年6月，面对西藏地方政府的驱汉事件，时任总统袁世凯令川军、滇军西征康区，并在嘉峪桥大败藏军，取得阶段性胜利。1947年，针对西藏地方政府擅自成立的非法“外交局”，民国政府通过正式渠道告知西藏地方当局，如不撤销前议，中央将不惜以武力派军队入藏解决。6.通过行政设置、事务处理，展示中央对西藏的治理在行政设置方面，主要体现在成立专门行政机构负责涉藏事务，1912年7月19日当时的民国中央政府在国务院设立蒙藏事务局，取代清朝理藩院主管蒙藏事务。该局后于1914年5月升格为蒙藏院，1928年改为蒙藏委员会，该机构直隶于总统，以加强中央对蒙藏地区的管辖。1940年，蒙藏委员会又在拉萨设立办事处，由此，有效的沟同了两地的交流交往。在涉藏事务处理方面，这主要体现在在热振活佛出任摄政时，向民国政府进行了呈报，民国政府予以了认可和肯定，7.通过外交交涉，展示中央在西藏的主权如针对英国在西姆拉会议上支持西藏分裂而拟定的“调停约稿”，北洋政府于1914年4月27日电令陈贻范:“执事受迫画行，政府不能承认，应即声明取消”1919年，针对英国催促北洋政府重新开议“内外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时任总统徐世昌严词驳回。1947年，达扎一伙在英人唆使下又组织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经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强硬交涉和严重抗议后，印度方面被迫更正了会场中原将西藏地方划出中国之外的亚洲地图。次年，达扎又派出“西藏商务代表团”赴欧美“考察”，经中国政府与有关各国交涉，使“西藏独立”的图谋破产。此外，这一时期，十三是达赖喇嘛所表达的“倾向内向”，九世班禅喇嘛积极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热振活佛就西藏事务与中央的积极沟通，以及大批汉地僧人的赴藏求法都促进了汉藏民族的沟通交流，为实现中国从封建一统的王朝政权向现代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新中国时期的西藏反分裂斗争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地方于1951年实现了和平解放。虽然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蛊惑及西藏内部分裂势力鼓动，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出现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外逃印度，“藏人流亡政府”在国外持续诋毁我国在藏施政，境内“藏独”分裂势力多次策动暴力活动等一系列危及我国祖国统一和西藏安全稳定的分裂主义行为。但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采取多种措施，有力的打击了“藏独”势力分裂主义行径，捍卫了我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政策措施包括:1.军事方面，以武力为后盾，掌握解决“西藏问题”的主动权1949年，新中国还没正式成立就开始关注“西藏问题”的解决，1949年9月7日，《人民日报》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中就表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之外”“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的决心和信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11月23日致电西北局讨论“西藏问题”时，就明确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止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到川康平定之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并且在12月中旬，给中央领导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诸同志的信中，强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看法。以此指示精神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