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

中国证券市场的起步股市第一人——访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始人尉文渊初涉股市主持人：因为尉文渊这个名字一直是跟新中国股市的发端历史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人把尉文渊称为中国股市的活档案。请问：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加入筹建上交所这个队伍当中来的？尉文渊：我初涉股市非常偶然。1989年年底我从北京调回上海，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经管处工作，正好从这一年的年底和90年初开始，上海酝酿浦东的开发开放，在开发开放的方案中有筹建证券交易所这条措施。早期的筹建工作是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干部来负责的，我并不是这个筹建组的成员，我也觉得我不懂，因此没有资格。我刚去了几个月，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就完了。1990年的4、5月份，当时朱镕基市长带团出访中国香港、新加坡和美国，在对外宣布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计划中，讲到了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而且是1990年底就要开业。那个时候距年底还剩下半年多的时间。主持人：据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90年6月，因为朱镕基市长的消息宣布，使得这个刚刚成立几个月、只有几个人的证券市场筹备小组倍感紧张，时任组长的一位老同志提出调回人行工作，组长的人选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谁也不敢去，因为谁都不懂，而当时你所在的人行经管处正好分管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在众目睽睽之下，你主动请调筹备组组长。尉文渊：我跟分行行长说，我年纪轻，刚刚来，希望吃点苦，做一点成绩，让新的工作单位的领导考验一下我的工作能力。当时，我对证券交易所一无所知，我不是学这个的，也不了解资本市场运作。我去的时候就知道有一个任务、搞什么房屋装修之类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证券交易所是怎么回事。至于它对经济的意义，对于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它触及到那么多深层次的问题，我当时根本没有理解这么深入。主持人：由一个认为筹建证券市场就是筹建一幢建筑工程的人来领导筹建中国第一个规范化的证券交易市场，这样的事情恐怕也只会出现在中国的那个特定的年代。尉文渊：当时很苦恼，因为对所要干的不懂，也没有机会到国外考察。我们最后只好到处找资料，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欧洲大陆的各种资料找了很多。一看却不对劲，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交易所是一样的。欧洲很多交易所中，银行都来参与证券交易，这和美国讲的银证分离差别很大。我们也不知道该跟谁学。最后，我们认定，不管怎么搞，作为一个市场的建立，总要遵循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应该先把一些基本的法则设计一下，就这样开始尝试。根据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以及市场集中、竞价交易等基本的法则和基本的理念去想象、去设计。主持人：你这么“摸着石头过河”，居然也顺利开张了。尉文渊：在明白了基本原则后，我们就完全按想象来进行证券交易所各种规则、规范的制订，进行交易所大厅的设计。到9月份，一份大概的模型样本就出来了，居然还像那么回事。筹备组的人不禁有些欢欣鼓舞起来，但难题马上就来了。建立交易所的时候，上海经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只有三四家，如申银、万国、海通等专业证券公司，而规模非常小。另有几家专业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加起来大概有六七家可以从事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但是搞交易所，就这么几个会员单位根本不可能。我们研究了一番后，干脆为了扩大交易所的会员规模，从城市信用社中间挑一些规模大一点的作为会员。那时候信用社的规模也非常小，我记得当时挑选的时候，还有几家因为有会费而不愿意参加。东拼西凑到最后，上海变成十六家会员公司。将错就错的红黄马甲主持人：现在专家对红马甲和黄马甲的解释是：红马甲是券商，黄马甲是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并且说这是国际通行的惯例。尉文渊：现在有些教科书讲，这是国际的统一规定，是一种共同的区分方法，不对！这完全是一个巧合。当时在做交易所大厅装修时，设计师问我，大厅在颜色、色调上有什么要求？我说，要安静一点儿。因为交易大厅已经够喧闹的了，你再搞过多的色彩，效果不是太好。所以上交所早期在浦江饭店大厅的那个顶棚、墙壁都是银灰色的。但这样以后，我就感觉都是这种淡色调的东西，地板又是黄的，可能氛围不好，人会太冷静。后来我考虑一下，说干脆搞成红的，让它跳一点儿。香港联交所场内交易也是红颜色的，所以我们也带有点儿借鉴性质。定夺之后，我就到香港访问去了。在访问期间，我打电话回来询问筹建工作情况，负责服装的同志告诉我，他去买布做马甲的时候，看黄颜色比红颜色好，因此他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买黄颜色的布来做马甲。我一听就急了，我说：你不能买黄的，红颜色的选择是跟场内的整个色调的一种配合。我原来是因为颜色太淡才用红的，你再这么一改，不整个把事就搞反了吗？我告诉他，黄马甲不能做，立刻买红布做去。结果后来他又去买了红布做马甲。到交易所开业的时候，因为已经做了几件黄马甲样式，因此临时决定交易所人员穿黄马甲。什么是中国特色，红黄马甲就是中国特色，一次错误的购买后为了节省原料，才产生了后来的红黄马甲。万事开头难主持人：连马甲的颜色你都要操心，上交所开业的千头万绪怎么忙得过来呢？尉文渊：我们要选房子、装修、起草规则、培训证券会员、组织上市公司、完成全方位电脑通讯系统等等，一共才五个多月时间，那确实是非常紧张的。我记得有一次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事情，我突然感到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而压力又太大，我已经有点无能为力了。我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15岁参军到新疆，当过建筑工、家禽饲养员，种过地，彻底从一个娇弱的小孩成长成一名具有强健体魄和坚韧意志的战士。我从来不服输，但那次我觉得已经绝望了。我说看来12月19日开业我非出洋相不可。我后来把大家召集起来坐在地上开一个会，我往地下一坐，眼泪无缘无故哗地下来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实在无能为力。你看，就把我难成那样。主持人：当上交所开业那一天，敲锣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尉文渊：领导和外宾来参观，没有出洋相，总算把它开出来了。开完了以后，我一下子就软了，发烧四十二度。我的左脚高位浮肿，表皮下肌肉组织糜烂，一个40码鞋的脚连43码的鞋也穿不进去。住院一个多月才回来。建立全世界最先进的交易系统主持人：请谈谈你建立最先进交易系统的来龙去脉。尉文渊：因为早期股票太少，怕价格不上，怕投资者冒过多的风险，我们很早就对股票买卖实行涨跌停板制度，使供求关系严重失衡。1991年3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只有二十多个席位处理交易，这是完全容纳不了成千上万的上海投资者的要求的，再加上交易系统和计名过户制度的阻碍，上交所完成一笔股票买卖最长要用半个多月，这样，场外交易即黑市开始形成，黑市一形成，完全突破了场内的价格，到了一发不可收的地步。这些情况反映到交易所，于是我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控制黑市交易。重要的一条是，凡没有经过交易所场内交易的股票，我不认可，你拿了股票来我也不承认，我也不给你登记过户，让你的股票成为废纸一张。用这种非常严格的控制办法，确实见效了。有一天我在交易所加班，早晨刷牙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如果只认场内成交记录，有没有那张股票也就无所谓了。主持人：很多人都还记得，从1991年5月开始，上海证券交易所向股民回收手中的股票，正式开始无纸化交易系统试运行，但这一举措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股民想不通，这是我们的财产，为什么要给你呢？资深从业者想不通，买卖东西怎么可以张口胡说，没有凭证呢？印钞厂不同意，不印股票我们吃什么？尉文渊：到了1991年的10月份，当时第九个股票发行的时候，上海的证券印刷厂要印刷股票。我一听就急了，我说我这儿往回收股票，你再把股票发回去，这是干嘛呢？争执的结果，最后还是得到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那个股票印刷了，但是一张没有发出去，原箱堆到交易所的证券保管库里。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交易系统就在一片纷争声中诞生了。1993年，一名从美国归来的资深投资顾问来上海证交所访问，非常惊讶地提出：“上交所完全无纸化交易，是实现了全世界证券交易所几百年的梦想。”个人单挑放开股价主持人：很多人都说，在1992年的时候，上交所已经走向市场化了。那时最重要的内容是放开股价，请你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尉文渊：1991年年末的时候，我们知道深圳把股价放开了，但上海当时上市的股票太少，供求关系严重紧张，交易所还是采取涨跌停板制度没有放。此时，第一个要闯的关，就是放开股价，因为股价长期受涨跌停板的约束、扭曲，市场已经到了几乎没有交易的时候了，这个状况再持续下去，股市就要死亡。但是放开股价最大的阻力来自内部，很多人不理解、不赞成、不同意。最后思考很长时间后，我决定个人冒这个风险。在1992年4月初，我在没有通知任何部门的情况之下，突然宣布，先对一部分股票的涨停板幅度大大放宽，还取消了一些流量控制。当时这些都是我个人做出的决定。主持人：1990年前后，中国虽然已进行了十几年的改革，但行政事业机关的基本构架和组织体系并没有多大改变，计划经济的手段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金融系统，更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由个人私自决定而宣布的金融指导性策略，恐怕在历史上只有你尉文渊一个人敢这样做。当时你有没有考虑到会冒什么样的风险，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尉文渊：考虑到了，做出决定的同时，我也准备好了接受任何处理，包括被撤职。我当时开玩笑说，我把这个官帽子摆在桌上，谁要拿走我都没有意见。“3．27”事件主持人：上海国债期货市场是什么时候搞的？后来变得那么热，很多人都卷进去了，到底是为什么？国债“3．27”事件中你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感受？尉文渊：严格地讲，国债期货是1992年12月开始搞的。我通过多次国际考察，对国际金融市场有了较多的了解，感觉应当有金融工具的创新。在当时的体制框架内和认识水平上，搞股票指数期货是不可能的，而国债的发行正在受到国家的大力鼓励。我觉得通过金融工具创新，能够带动国债市场的发展，这是比较容易获得高层支持的。而国债是固定利率，风险会小一点，搞期货比较容易控制。还有一个小秘密，当时证监会成立不久，这类事还管不到，趁早干起来，免遭以后申报、审批之苦。1992年底，国债期货正式推出，交易情况并不好，一直拖到1993年年中，中央决定进行财税、金融、物价、投资、外汇五大体制改革，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委派人来上海，研究在中国搞公开市场操作的问题。我们从中看到了进一步发展国债市场的机会，也觉得上交所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应该积极配合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因此上交所开始大力整顿和发展国债市场。一是整顿现货市场，主要办法是查库控制卖空；二是开办了回购业务，重点放在国债期货市场，主要改进交易组织工作，特别是加强对清算系统、保证金系统等后台部分的工作。培训一律搞“小锅饭”，每次10到15家证券公司，从交易员到营业部经理和财务经理一起来。这样一来很快见了效，国债期货市场慢慢起来了。我们又采取了一些政策性鼓励措施，比如收费大幅度降低，到1994年，国债期货交易已经从过去的一天几百手上升到几万手。1994年秋，国债期货发展的政策环境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为了治理那时候高达两位数的高通胀，央行出台了保值贴补政策，国债的固定利率也变成了浮动利率，国债期货的价格波动就开始加大了。于是，国债期货的投资收益和风险迅速增加，市场交易额明显放大，全国各地的投资人都卷了进来，交易所国债期货清算保证金最高时达到140亿元。这股“热”一直延续到1995年“3．27”事件的发生。“3．27”事件的发生是个复杂的问题，值得证券界和方方面面认真总结，“3．27”事件中惊险曲折的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金融文学题材。从上交所的角度反思总结，主要是对实行保值贴补率后国债期货的风险扩大缺乏足够的认识，控制风险的措施没有作出及时的调整，技术控制手段上不去。在那种情况下不出“3．27”，也可能出“5．27”、“8．27”。作为交易所的主要负责人，我从不回避我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至于“3．27”事件涉及到的宏观面和政策面等其他方面的原因，留待世人去总结。客观地讲，尽管国债期货市场出了问题，但它对带动当时的国债市场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国债发行难，靠行政性摊派，在二级市场国债不值钱。1992年发行的国库卷，年息是14。发行一年多后，二级市场的价格最时只有80多元，连面值都不到。随着整顿国债现货市场，开办回购和国债期货交易，1992年的国库券最高时涨到过180多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债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