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轨以来经济走势的公共选择因素

1俄罗斯转轨以来经济走势的公共选择因素［内容提要］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经历了长期的转型性经济危机，并于1999年出现经济复苏和恢复增长的势头，这一势头保持至今。这种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俄罗斯转轨以来的政策博弈和公共选择过程密切相关。首先，公共选择博弈使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转轨政策失效，进而把制度安排锁定在非效率的结构中，这是俄罗斯转型性经济危机程度深而且时间长的重要原因；其次，2000年以来俄罗斯社会趋于稳定，公共选择程序和机制在向有序化和建设性方向发展，经济形势也随之好转，并有望保持下去。［关键词］俄罗斯经济转轨经济走势公共选择［作者］徐坡岭，1966年生，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E-mail:[e-mail]；邮编110036以往对俄罗斯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多从经济或政治的单一角度展开，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单纯从经济的观点看是必要的政策，从政治的角度看却往往行不通，这是俄罗斯经济转型初期“休克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①不仅如此，一个不好的开端和一种不良的经济发展趋势逐渐被公共选择机制锁定，这是俄罗斯转轨性经济危机持续十年之久的根源所在。同样，俄罗斯公共选择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博弈也成为俄罗斯1999年以来社会经济形势日趋好转的重要原因。本文尝试从公共选择角度刻画俄罗斯转轨以来经济走势变化的形成机制。这种分析可以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借鉴。一、问题与分析模型1．经济转轨过程的公共选择性质与分析视角经济转型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制度作为公共物品被生产出来。制度消费的非排他性意味着制度消费具有强制性。这就使制度生产和供给不仅取决于制度创新主体的“成本—收益”计算及其创新制度的意愿，而且受制于社会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影响。也就是说，由于新的制度安排所确定的利益分配结构将可能强烈地偏离原有制度所确定的旧的利益分配结构，从而使制度变迁表现为受多种社会因素制约的过程。这样，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各利益主体或利益集团的公共选择或社会博弈性质。经济转轨的公共选择博弈结果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利益集团结构、各利益集团的转轨福利函数、公共选择的原则和程序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公共选择过程中，由于全体一致同意的决策规则的外在决策成本太大或时间成本太大，使得这种理想的决策规则在实践中不可行（B.Barry，1965，p.249；萨缪尔森，1969）。因此，实践中的公共选择①对这一观点的论证参见徐坡岭著《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96～106页。2过程往往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少数人受到多数人支配的情况下，多数决策规则的结果将强烈地导致一种再分配效应，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考虑将会下降到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在多数通过规则中，由于存在选民的“合乎理性的无知”、“选民冷漠”以及议程控制、互投赞成票等问题，决策结果导致对经济剩余、经济机会和经济优势的再分配将是不可避免的。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最根本原因是出于追求更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考虑。但一方面，经济转轨一开始就和政治制度变迁及其权力斗争胶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政治因素，经济转轨的公共选择性质及其遵循的选择规则，也会使各利益团体首先考虑各自可能从转轨中获得收益的大小，并据此决定自己对待转轨的态度。这样，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经济走势的变化就与社会各利益集团对经济转轨的态度及其相互博弈密切相关。从公共选择角度可以比较好地解释俄罗斯转型以来经济走势的变化(表1)，并可以据此预测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未来走势和经济形势变化。表1俄罗斯1990～2003年GDP变化（与上年比，%）年份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GDP增长率-4.0-5.0-14.5-8.7-12.7-4.1-3.5年份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aGDP增长率0.8-5.05.49.05.04.36.5注释：a为预测值。资料来源：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8年转轨报告》和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统计作料以及俄联邦上院统计分析报告№11(204)（2003年5月莫斯科）整理。2．公共选择分析模型①把上面讨论的观点引入对俄罗斯经济改革过程的分析，首先必须设定分析模型。根据经济转轨当事者的转轨福利函数，一般可以把当事者分为决策层（D）、中间层（M）和基层（B），这是一种用于分析经济转轨过程中利益冲突和公共选择问题的相对可行的方法。其中：决策层D：提供包括经济转轨方式、制度目标模式、经济转轨具体政策措施的改革方案；决策层（D）根据所提供方案的性质分为执政当局（DC）和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DA）。DC通过向社会提供符合多数社会利益集团意愿的改革方案，并带来符合他们利益期望的改革成果而换取存在的“合法性”；DC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一个不同的集团设定不同的改革收益期望；它还面临着其他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DC有维持和加强自己统治地位的特殊利益，其长远利益与社会的“全局利益”高度相关，当全局处于某种困境时，DC可能成为改革的策动者（诺思，1981）。但DC不总是以“长远眼光”看待全局利益，如它常常在短期稳定和为长远利益承担风险之间选择前者。①本文此处的模型设定借鉴了刘世锦设计的一个中国经济改革公共选择模型（参见刘世锦：“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方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0期）。这方面研究中，一个比较宏大的模型是樊纲在《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用“制度—公共物品—利益冲突—改革阻力—行政行为与压力集团—改革方案选择”等范畴组织起来的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理论透视能力，但若用于对某一经济转轨过程的实证分析，则比较难于把握。3中间层M：中间层M包括行政官僚阶层和原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阶层，是承上启下的特殊集团。改革中它的地位和利益变化幅度较大，有些利益损失未必能完全补偿。所谓改革的“非帕累托改进”性质在M身上体现最为直接和明显。因此，M很容易对改革持抵触态度，从而发生所谓的“中梗阻”问题。根据改革福利函数的差别，他们又可以被分为负责执行DC决策的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官僚阶层MO，以及计划经济时期作为国家委托代理人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国有企业厂长经理阶层MM。由于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将剥夺他们在计划经济时期拥有的特权，他们将强烈要求自己的损失得到补偿。而作为改革政策的执行者，他们也拥有通过损害社会利益谋取个人利益的便利。如果改革方案设计不够严密，或行政过程缺乏监督，MO将有强烈的动机截留政策，进行寻租活动，行政过程中的败德行为将不可避免，行政效率将成为影响改革进程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而MM将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标准对待DC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其他经济改革措施。基层B：是人数最多的集团，市场化经济改革将使它成为具有独立法律和经济地位、自主经营和发展的主体。比较而言，B在改革中获益较多，因而改革的动机较强。但正如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中揭示的：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利益集团，他们是一个政治行为能力最小的群体。根据他们的职业选择，又可以分为自我雇佣（BS）和就职于原国有企业者（BE）两部分。在公共选择力量的三个层次中，通过改革程序和方案的严密构建，避免决策层D和中间层M等特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偏离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是保证经济转轨沿着效率轨迹发展的关键。3．俄罗斯经济转轨中的公共选择力量及其展开途径第一，最初的公共选择力量。DC：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最初主张建立以彻底私有化、完全自由化为核心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主张政府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随着经济转轨的深入发展，逐渐接受混合市场经济的主张。他们的同盟者主要是右派知识分子。DA：最初主要是1991年“8·19”事件后大权旁落的以俄共为代表的政治左派。转轨开始后，社会力量迅速分化，新形成了以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右派激进民族主义力量、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业党”、右派“保守”主义等政治力量。①MO：执行DC决策的行政官僚阶层。MM：工业企业经营管理阶层。BS：自我雇佣的小业主和自由职业者。BE：就业于被私有化的大中型企业的职工和文教卫生工作者。第二，俄罗斯政治经济制度结构转型为公共选择力量确立的力量展开途径。政治制度转型为俄罗斯公共选择力量的展开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苏联集权体制的角逐模式。大体上，这一政治力量角逐模式的演变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91①俄罗斯的政党政治非常不成熟，政党名称五花八门，政党整合的个人关系色彩浓厚，而且分化、重组非常迅速，大都没有自己成熟的政治主张或政治纲领，许多时候是临时的政治利益和地域、个人关系把它们组合在一起，阶段性目标一结束，大家各奔东西。因此，对这些政治反对派归类相当困难。这里总称他们为DA。在后面的探讨过程中，将根据需要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概括。4年8月19日——1993年10月。这一阶段，决策层角逐的舞台是强大的议会和被约束的总统权力。此时，激进的政治民主派在推行自己的主张时经常受到议会左派力量的有力反击。中间层M在这一阶段把在苏联解体之前对国有资产进行的“事实私有化”转变成实际控制资产的“合法”私有化。基层B通过游行示威和罢工维护自己的利益；第二阶段：从1993年10月到1996年7月。1993年10月“白宫”事件后，叶利钦消除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通过了总统集权的新宪法。反对派从热衷于政治斗争转化为主要从事议会斗争。俄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无民主而有自由”的“新权威主义”格局，政治斗争变得相对温和而有序。同时，切尔诺梅尔金推动的建立大型垄断性金融工业集团的企业发展战略，使俄罗斯产生了一批在政治经济舞台上呼风唤雨的金融工业“寡头”，中间层MM的政治影响力加强。在规范行政程序和过程问题上，俄罗斯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但未得到切实贯彻执行。俄罗斯行政系统的寻租和腐败行为制度化，行政效率低下。基层B通过支持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或游行示威和罢工维护自己的利益；第三阶段：1996年7月——2000年3月。在这一阶段，决策层D和基层B展示自己力量的方式基本没有变化，但中间层MM通过资助叶利钦的总统竞选活动，实现了官商的实质性合作。他们通过损害社会全局最大化利益来追求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的活动达到最高峰，这种活动对俄罗斯1998年经济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严重损害了微观经济领域刚刚萌生的经济活力。基层B通过游行示威和罢工以及自己的政治代理人维护自身利益；第四阶段：（2000年3月—）。在这一阶段，决策层DC通过民主程序确立统治权威，潜在政治竞争对手DA通过议会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力量大大削弱。中间层MO的行为被一系列行政法规所规范，但这些法规的执行仍不顺畅，政策被截留和扭曲现象仍然存在，但较以前减弱；中间层MM的寻租活动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基层B通过自己的政治代理人维护自身利益。二、公共选择力量对俄罗斯经济转轨及其绩效的影响1．“休克疗法”的冲击在一个社会经济系统中，激励提供与系统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两难关系。计划经济稳定性强而激励弱。俄罗斯1992年执行的“休克疗法”要通过解决激励问题提高经济系统的效率。但由于缺乏一套制度规则作为保障，增加的激励因素破坏了系统。1992年初，价格放开导致物价迅速攀升，卢布货币信用迅速下降；同时实行的卢布可自由兑换政策和后来实行的解除资本帐户管制的措施，导致俄罗斯国内经济迅速美元化；生产资料价格的迅速攀升和国家收缩银根、停止向企业发放补贴的措施使企业的流动性陷入困境，生产供给能力很快遭到严重破坏；垄断性很高的经济结构使企业可以对其供给社会的数量有限的产品实行垄断高价，推动物价进一步攀升；由于存在通货膨胀引起的用卢布价格结算交易的困难，易货交易又可以逃避纳税，市场中存在易货贸易的激励。经济规模缩小、经济的非货币化和美元化导致国家财政收入迅速下降。此时，尽管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这个过程也还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只不过，对于一个有效率的5经济系统而言，仅有价格机制的运转是不够的。价格机制要发挥积极作用，还需要社会的契约执行机制运转正常。就俄罗斯当时的情况而言，即使我们假定（1）俄罗斯能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