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魏晋时期的国防经济思想

1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防经济思想——以曹操、诸葛亮、袁准为例内容提要：本文以史实为依据，介绍了曹操的屯田理论和就地取给、就近取给的“因粮于敌”思想，介绍了诸葛亮的“以粮为本”，重视军队后勤保障和在前线与后方发展生产，广殖财力，多渠道筹措军用物资的国防经济思想，最后还介绍了袁准的重视农业生产，在客观上具有维护农民阶级利益和发展国家经济作用的“富民强兵”思想。关键词：曹操诸葛亮袁准国防经济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分裂割据、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大同化、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各割据势力之间、民族之间、统治阶级与广大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发生过频繁而激烈的战争。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国防经济思想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其中有代表性的应属曹操、诸葛亮和袁准的国防经济思想。一、曹操的国防经济思想曹操（公元155年-220年）,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宦官家庭，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十常侍中的一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东汉末年，汉政权在黄巾起义的作用下名存实亡，曹操乘机扩充军事力量，挟天子以令不臣，先后消灭了袁绍、吕布、刘琮、马腾和张鲁等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建安13年（公元208年），任丞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形成鼎足之势，后被封为魏王，死后其子曹丕称帝，追尊为太祖武皇帝。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割据的时期，在此期间，北方的割据势力之间、民族之间发生过频繁激烈的战争。全国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以后，中原地区陷入长期军阀混战的状态。曹操作为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学上都有建树。政治方面，曹操消灭了北方的众多割据势力，恢复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文化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曹操的军事力量起家于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过程，从最初的五六千人迅速壮大到百万大军，并能在群雄逐鹿中原中逐步剪除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各方豪强，统一北方，最终形成远比孙吴、蜀汉强盛的割据政权，除了政治上“奉天子以令不臣”，“唯才是举”之外，其在经济上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曹操是一位颇有头脑和建树的理财家，堪称治世之能臣，其在经济上的突出表现，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军事经济战略，这种战略使其收到了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供应便利的战略效果，从而奠定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坚实基础。东汉末年，战乱频繁，极大地破坏了社会根基，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作为主要战场，经济受害的程度尤深，经济凋敝，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满目疮痍，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粮食严重匮乏：2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三国志·武帝纪》粮食的匮乏自然影响到军队，曹操发动的多次军事行动都因军粮不足而功败垂成。曹操深知，不解决当前的饥饿问题，不考虑农业经济以解决今后的吃粮问题，就不可能稳定人心，巩固自己的权位，更谈不上征伐不臣的问题。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颁布屯田令：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三国志·武帝纪》曹操的屯田理论与晁错、赵充国的屯田理论在目的、范围及方式上都有区别：从目的上看，晁错与赵充国的屯田主要是为了解决边境防御以及边境驻军的给养问题，而曹操之所以主张屯田，则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粮食严重缺乏问题；从范围上看，晁错与赵充国所主张的屯田只限于边境，而曹操所主张的屯田则遍及全国各地，比如有水利之便的主要屯田区域，颖川、弘农、河内、河南、魏郡、襄城、陈郡以及京兆之长安地区等地，作为军粮供给地及边境屯田的重要地区，汝南、汝阳、安丰、下邳、庐江、淮南等汝、淮、泗流域，西北的上党、金城、武威、酒泉等地，都有曹操屯田耕种的记载；从方式上看，曹操的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是用兵士分番屯种，如以邓艾屯田淮北，以司马孚屯邦，都属于军屯。民屯是募民进行屯耕，如袁涣为沛阳部都尉时的屯田，许下屯田等，都属于民屯。就曹操屯田来说，虽然军屯早于民屯，但大都是临时因地制宜，规模较小，且曹操在世时，军屯尚不发达，真正解决曹操粮食危机，从而取得重大成就的是民屯。此外，曹操屯田的成功，还与收获物在官、民之间的分配方式有密切关系，据史料记载：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己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复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以，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酒侯声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犹自信，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兴其功。《加枣抵子处中封爵业并祀祗令》曹操的军事经济思想除了上述的屯田理论外，还体现在他的就地取给、就近取给的“因粮于敌”思想，曹操认为远途运输必然导致老百姓贫困，而且转输军粮，消耗太大，因而必须“因粮于敌”。《孙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曹操注曰：籍，犹赋也。言初赋民，而便取胜，不复归国发兵也。始载粮，后遂因粮于敌，还兵入国，不复以粮迎之也。百姓财弹尽而兵不解，则运粮尽力于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费也。《孙子·作战篇》注3二、诸葛亮的国防经济思想诸葛亮（公元181年-234年），字孔明，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东汉末年，他隐居隆中，广交名士，密切注意时局的发展，后为刘备三顾茅庐之情所感，为其谋士，在他的帮助下，刘备联孙抗曹，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并占领荆、益二州，建立蜀汉政权，形成了三国鼎足之势。刘备称帝后，诸葛亮任丞相，刘禅继位后，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实际担负着掌管国事的大任。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上疏刘禅，率军前后六次北伐中原，十二年（公元234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诸葛亮是一个维护封建纲常和崇尚儒家忠义道德的正统思想家、军事家，但他不墨守儒家教条。刘备去世后，蜀国的军、政、财，事无大小，皆由诸葛亮决定，他对外首先恢复与东吴的外交关系，与东吴联盟，解除了吴蜀边境的军事压力，同时也切断了吴国给予南中的外援，为平定南中叛乱奠定基础；对内他尊王而不攘夷，进兵南中，和抚夷越，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在魏蜀吴三国中执行了较好的民族政策，平定南中后，他吸取“众建诸侯分其力”的经验，将南中四郡分为六郡，起用大量土著大姓为官吏，达到不留军队、不运粮草，又能治理该地的目的，征调南中“青羌”万余家入蜀，以其青壮组成骑兵五部，号称“飞军”，增强了蜀军的战斗力。他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赏罚严明，实行屯田，备农植谷，闭关息民，作好内部稳定及军需供应工作，加强战备。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上疏(即《出师表》)于刘禅，率军出驻汉中，前后六次北伐中原，但多因粮尽无功。诸葛亮常常成为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故事为世人传诵，他娴熟韬略，多谋善断，长于巧思。他充分认识到军事装备和后勤的重要，曾革新“连弩”，可连续发射10箭，制作“木牛流马”，便于山地军事运输，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诸葛亮以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成为后世的楷模。诸葛亮作为一个富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非常了解粮食对于军队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以粮为本”的思想。“粮谷军之要最”，“故军以粮食为本，......”,他认为军队首先要保证粮食供应，民以食为天，粮食保障能否到位将直接影响军心和士气，进而影响到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粮谷，军之要最。《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江表传》军以粮食为本。《诸葛亮集·文集》卷3《便宜十六策·治军》为确保北伐战争的胜利，保证军粮供应，诸葛亮在汉中实行屯田自给，希望将汉中建成伐魏的战略后勤基地，就地保障军用物资所需，减轻益州人民的兵役和劳役负担，同时在战争前线屯田也是考虑到蜀道艰险交通运输不便的实际情况，建兴五年（227年）春，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即开始屯田，次年伐魏。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王国维校《水经注校》这则史料说明，诸葛亮出兵汉中不久就开始兴办赤崖屯田。除了认识到粮食的重要性外，诸葛亮对其他军需物资也非常重视，他不仅关注己方军队后勤保障，也关注敌方的后勤供应，认为作战双方的军需实力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指出：4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胜负。主孰圣也？将孰贤也?吏孰能也?粮饷孰丰也?士卒孰练也?军容孰整也?戎马孰逸也?形势孰险也?宾客孰智也?邻国孰惧也?财货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观之，强弱之势，可以决矣。《诸葛亮集·文集》卷4《将苑·揣能》古之善斗者，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凡师粮老绝，百姓愁怨，军令不习，器械不修，计不先设，外救不至，将吏刻剥，赏罚轻懈，营伍失次，战胜而骄者，可以攻之；若用贤授能，粮食羡余，甲兵坚利，四邻和睦，大国应援，敌有此者，引而计之。《诸葛亮集·文集》卷4《将苑·击势》在这里，诸葛亮把粮食等保障视为估量敌我双方实力的一个标准，并主张根据敌人粮食、武器等准备情况适时作出进攻与回避敌人的决定。蜀国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为保障军粮供应，将仓库中存储的军需衣粮及时运送到前线，就要解决军粮运输问题，诸葛亮不惜代价再修了汉代褒斜栈道，使之成为伐魏作战时的主要军事运输线。此外，他还根据山地特点，设计制造了新型运输工具--木牛流马，大大提高了军需运输的能力，据史料记载：(建兴)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魏司马懿、张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粮尽退军。十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秋八月，亮卒于渭滨。《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他治蜀治军都是围绕这一理想而展开的，在边防上，他在汉中前线分兵屯田，将兵士杂于渭滨居民之间，且耕且守；在内地，大力发展农业，改进农田耕作方法，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营，利用蜀锦开展对外贸易等等，通过以发展农业生产为根本，工商并举等方式，广殖财力，多渠道筹措军用物资，为蜀汉发动的北伐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史料记载：劝分务穑，以阜民财。《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水经注》卷33《江水注》定莋、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越嶲太守张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遂获盐铁，器用周赡。《三国志》卷43《张嶷传》市厘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麪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蜀都赋》三、袁准的国防经济思想袁准(约公元237年-316年)，具体生卒年月不详，字孝尼，陈郡阳夏人，曹魏郎中令袁涣第四子，在魏的情况史籍没有记载。其以儒学知名，忠信公正，不耻下问，性恬退。晋泰史中（公元269年左右）为给事中，《晋书》中记载其事只寥寥二十余字。袁准著书十余万字，主要论治世之务，又为《易》、《周官》、5《诗传》，论五经滞义，留下的著述有《仪礼丧服经注》一卷、《袁子正论》十九卷、《正书》二十五卷，集二卷。军事和经济两者之间从一开始就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从本质上讲可归结为物质力的对抗和经济力的角逐。在中国历史上，认识到经济是军事的基础，因而主张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强国家军事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