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时机选择能力的实证研究

证券投资基金时机选择能力的实证研究【发布时间】2002-3-11--------------------------------------------------------------------------------大部分基金的业绩优于市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证券市场的效率还不够高。实证检验不支持证券投资基金具有时机选择能力的假设，相反，部分基金有明显的负选择能力。华安创新基金和南方稳健成长基金的发行拉开了开放式基金试点的序幕，也使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1998年3月基金金泰、基金开元发行，规范化证券投资基金快速发展以来，有关基金的经营运作，投资行为、管理绩效以及监管政策都成为市场关注、研究的热点。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绩效进行评估，重点对其时机选择能力进行实证检验，以衡量其是否具有超过市场的超额收益及时机选择能力，为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战略提供有价值的依据。文献回顾投资基金业绩评价对评估基金经理绩效、投资者选择投资对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关评估方法及其应用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前，投资基金业绩评价的传统方法主要是根据基金单位净资产和投资基金的投资收益率这两个指标来进行的，但对基金资产组合的风险未能进行系统和合理的量化分析。Markowitz(1952，1959)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提供了精确测量证券投资收益和风险的手段，Sharpe(1964)、Lintner(1965)和Mossin(1966)进一步将其发展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它是基于风险资产期望收益均衡基础上的定价模型，以此为基础，比较适用的评估投资基金整体业绩的方法被提出并逐步完善。Terynor(1965)提出了以单位系统风险收益作为基金绩效评估指标。Sharpe(1966)认为，管理较好的投资基金的总风险可能接近于系统性风险，而管理不好的投资基金的总风险可能因非系统风险不等而相差很远，提出用单位总风险所获得的超额收益率评价基金的业绩。Jensen(1968)通过比较评价期的实际收益和由CAPM推算出的预期收益进行评价，提出了以CAPM为基础，能在风险调整后以百分比的形式来评价基金业绩的模型。这3个指标模型都是以CAPM为基础的单因素整体绩效评估模型，在Jensen指数的基础上，估价比率(appraisalratio)用资产组合的阿尔法值除以其非系统风险，测算出每单位非系统风险所带来的非常规收益；而在Shafpe指数的基础上，LeahModiglian和FrancoModiglian(1997)提出了改进的Sharpe指数——M２指数，把无风险收益债券引入基金资产组合构建总风险等于市场组合风险的虚拟资产组合，通过比较虚拟资产组合与市场组合的平均收益率来评价基金业绩。基金经理的投资才能表现为时机选择能力(timingability)，也就是广义的资产配置选择能力和证券选择能力(securityselectionability)，包括市场中行业的选择和行业中具体股票的选择。评价基金的时机选择能力是衡量其绩效的重要内容。市场时机解决的是何时在市场指数基金和安全资产之间转移资金的问题，安全资产是指国库券和货币市场基金。决策的依据是市场作为整体是否有优于安全资产的业绩，也就是在市场上涨的后期增加安全资产的比重，减少股票资产的比重；而在市场上涨的初期增加股票资产的比重，减少安全资产的比重。Terynor&Mazuy(1966)首次对基金经理的时机选择能力进行了计量分析。他们分析了时机选择产生的两种情况(见图1)，在折线情形下基金经理准确预测市场的转折点，并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最理想的情形，但现实中很难发生。在弧线的情形下，基金经理在行情上升或下滑过程中逐渐调整其证券组合，根据弧线情形引入了一个二项式进行回归分析，在实证研究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基金经理把握市场时机的证据。比较有意思的是，许多研究发现二项式的参数c值为负数的居多，呈现出一种负的市场时机选择能力。Admati等(1986)论证了T-M模型在衡量市场时机选择能力上是有效的，Cumby&Glew(1990)对美国15个国际投资基金在1982年1月至1988年6月(不包括1987年)的业绩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样本的c值绝大部分为负值，且大部分样本的检验并不显著，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负的市场时机选择能力。Gupta(2001)对印度73个共同基金在1994年4月至1999年3月的业绩用T-M模型进行了分析，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个别c值为正但没有达到5％水平显著，而38家基金(52％)c值为负且有5％水平显著。Henriksson&Merton(1981)提出了另一种相似但更简单的方法。他们假设投资组合的9只取两个值：当市场走好时日取较大值，但市场萎靡时取较小值。在这个假设下，投资组合的特征线如图2所示。他们引入了一个带有虚拟变量的模型(简称H-M模型)并对1968-1980年的116家共同基金进行回归检验，发现尽管其显著性水平没有达到5％的一般要求，但c(虚拟变量的参数)的平均值都是负的(-0.07)，11家共同基金具有显著的c值，同时8家具有显著的c负值，从总体上看，62％的基金的市场时机选择能力是负的。这些结果对基金经理把握市场时机的能力同样没有提出多少有力的证据。Gupta(2001)对印度73家共同基金在1994年4月至1999年3月的业绩用H-M模型进行了分析，发现只有2家基金c值为正且达到5％水平显著，52家基金没有体现出时机选择能力，t检验不显著，但有19家基金c值为负且t检验达到5％水平显著。由于规范化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时间不长，国内早期对基金业绩的评价主要是评价其单位资产净值及其增长率，这一片面的评价标准也使基金管理人出现“操纵净值”现象。随着运作时间增加，各种量化模型和方法也逐步应用到实证研究中，得出了有关基金的时机选择能力的一些有益结论。王庆仁等(2001)用1999年7月14日到2000年7月14日优化指数基金普丰、基金兴和的周收益率衡量其收益率(没有剔除新股配售收益)，以其跟踪的沪、深综合指数为基准指数，无风险收益采用1999年记账式(八期)国债年收益率3.3％折算成周收益率0.0635％，分别计算了Jensen、Treynor、Sharpe指数，均表明两只指数基金的业绩优于市场组合；并应用T-M模型和H-M模型评估其时机选择能力，结论表明：基金兴和成功地实现了市场时机的选择，而基金普丰在市场时机选择方面较为欠缺。沈维涛等(2001)则应用风险调整指数法、T-M模型和H-M模型，对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过风险调整后，基金的业绩总体上优于市场基准组合；基金经理的良好业绩是通过一定的证券选择获得的；即使不参考风险因素，只根据基金净值增长率进行排序也具有较好的价值；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基金经理具有市场时机选择能力。其研究的时间段为1999年5月14日至2001年3月23日，用剔除新股配售收益后的收益率衡量基金收益率，无风险收益率则采用同期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2．25％(忽略利息税)按52周折算周收益率，并拟合一个涵盖沪、深两市证券和国债的市场基准组合：上证综指40％权重、深圳成指40％权重，另外20％按年收益4％投资于国债。刘红忠等(2001)选取截止2000年12月30日深沪证交所上市的33只基金为样本集，时间段从1999年9月1日至2001年3月31日，用未剔除新股配售收益的基金周收益率衡量基金收益，无风险利率采用同期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以上证综合指数为基准指数，对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及其持续性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检验期内14个基金的业绩表现在周收益上与其市场系统风险显著相关，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才能(证券选择能力和时机选择能力)在基金业绩中的作用不显著，业绩表现在季度收益(包括原始收益和风险调整收益)上不存在持续性；33家基金在2000年11月1日至2001年3月31日的业绩表现在月收益(包括原始收益和风险调整收益)上也不存在持续性。实证分析一、样本数据选择1.样本集和样本期间选取本文中我们选取了2001年以前上市的33家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样本集，样本期间为2001年1月1日至2001年10月21日。因为这33家基金已经成立和运作了一段时间，同时相对于老基金这些新基金运作比较规范，投资范围都是深沪两市的股票或债券，具有可比性。国内其他关于基金经理时机选择问题的有关研究已对2001年以前的时间段有过统计，本文选取2001年以来的数据作为样本。在这段时间中，我国股市经历了年初的上涨和本轮的深幅调整，因此对这段时期的研究可以看出基金经理们在本轮下跌行情中是否具有明显的时机选择能力，同时这段时期包含38个交易周，也符合统计上的大数定理。另外，由于在2000年5月以前基金享有优先配售新股的特权，因此其收益中包含一部分参与配售的超额收益，选取2001年的数据就合理地避免了上述超额收益的存在，并且2001年以前成立的这33家基金都可以获得完全的样本数据。2．市场基准和无风险收益率选取这里对于市场基准的选择借鉴了沈维涛(2001)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绩的实证研究与评价时的市场基准周收益率：Rmt=40％×上证综指的周收益率+40％×深证成指的周收益率+20％×4／52这一市场基准的设计是基于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可以投资于深沪两市的股票，并且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国债的比例不得低于20％。由于我国目前缺乏一个统一的指数来反映两市的整体变动，因此采取了用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这两个被投资者普遍认可的指数加权的方法反映股票市场组合的收益，同时假设国债投资的年收益率为4％。此外，选取上述市场基准收益就可以将本文的统计结果与沈维涛(2001)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基金经理在市场不同时期的表现如何。由于我国债券市场不发达，无风险收益率选取的是同期一年期银行定期储蓄存款利率2．25％，利息税忽略不计，按52周折算的无风险周收益率为：Rf=2．25／52二、研究方法与假设1．评价基金经理证券选择能力的詹森指数计算公式为：詹森指数表示基金实际收益与根据CAPM模型计算的预期收益的偏离度，如果Jp大于0，说明基金的收益超过它所承受风险对应的预期收益，基金经理具有证券选择能力；反之相反。2.评价时机选择能力的模型T-M模型：式中，即为随机误差项。根据样数据采用二次方回归的方法估计系数项，如果二次项系数c显著大于0，则表示当市场收益率提高时，基金投资组合的收益率提高得更快；而当市场收益率降低时，基金收益率降低得幅度要小一点。这说明基金经理能够正确预测市场变化，显示出了一定的时机选择能力。H-M模型：式中D是一个虚拟变量，当RmRf时，D=l，否则D=0。于是，投资组合的B在RmRf时为b+c，在RmRf时为b。如果通过样本数据的回归分析，得到系数c的估计值大于0，则表示在市场上涨的牛市行情中，基金经理会主动调高β值，在市场下跌的熊市行情中会调低β值，这正体现了基金经理的时机选择能力。相反，如果c小于0，则表明基金经理具有负的时机选择能力，在上升行情中调低β值，在下跌行情中反而调高β值。3．本文对时机选择能力的检验主要考虑以下四个假设：(1)基金经理显示出明显的市场时机选择能力；(2)小盘基金比大盘基金有较强的时机选择能力；(3)运作时间长的基金有较强的时机选择能力；(4)优化指数基金有较弱的时机选择能力。首先，由于基金投资相对于投资者个人投资具有专家理财的特征，因此基金经理应该显示出明显的市场选择能力。其次，由于小盘基金资金规模比较小，在市场行情转换的时候应该比较容易进行仓位调整变换投资策略，因此相对于大盘基金应该更具有时机选择能力。第三，运作时间长的基金由于积累了一定的投资经验，因此在时机选择能力上应该更优于运作时间短的基金。最后，由于优化指数基金具有部分跟踪指数的被动投资，其积极投资的部分相对较少，因此在时机选择方面能力应该相对较差一些。三、实证结果1.业绩指标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