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变迁中的关系

1经济体制变迁中的关系、关系异化与关系演进内容摘要：华人社会中经济个体或群体之间先天承继和后天形成的关系并非与生俱来地具有降低经济不确定性、作为替代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的功能，当且仅当这种原初关系异化为工具性关系之后，这些功能才得以发挥并对华人社会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这种异化的充分条件则在于资源稀缺性和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制度漏洞的共同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并且，原初关系、工具性关系和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化关系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而协同演进，从而为经济转型研究提供了一个粗略的分析视角和框架。[关键词]：关系；经济体制；制度漏洞；不确定性Guanxi,GuanxialienationanditsevolutioninthechangingeconomicsystemsAbstracts:GuanxiamongeconomicagentsinChinesesociety,whichisformedbyinheritingfromancestorsandsocialinteraction,hasnotfunctionsofdecreasingeconomicuncertainty,servingasaninformalinstitutionalarrangementthatmaysubstituteformalinstitutions,andallocatingresources.IfandonlyifitisalienatedtoinstrumentalGuanxi,couldthesefunctionsworkandconsequentlyimposeasignificantimpactuponeconomicactivitiesofChinesesociety.Thealienation,inducedbythecontradictionsbetweentheshortageofresourcesandtheinfinityofdemandsandinstitutionalburt,willnotemergeintheabsenceofeitherfactors.AndoriginalGuanxi,instrumentalGuanxi,andmarket-basedGuanxicoevolvewiththechangeofeconomicsystem,whichwillofferusasketchyanalyticalperspectiveandframeworktostudyeconomictransition.Keywords:Guanxi,EconomicSystem,InstitutionalBurt,Uncertainty2经济体制变迁中的关系、关系异化与关系演进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中国谚语引言自斯密（1776）《国富论》奠定古典经济学基础以降，主流经济学说的共同的逻辑起点是“理性人”、“经济人”和“匿名人”假设。他们将具体的、活生生的、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抽象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同质的理性人，从而构建了主流经济学的学术体系。正如新古典厂商理论将企业抽象为一个投入—产出的“黑匣子”一样，主流经济学也同样将经济行为人抽象为一个脱离具体社会关系的“机器人”。在那里，“人”的偏好完全相同，不存在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于是人与人之间先天带来的和后天形成的社会关系也被他们漫不经心地但却又技术性地抽象掉了。尽管这种现在被称为“网络”或“关系”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一直被只关注层级制度（企业）与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的主流经济学排除在外[20]，但现在却引起了社会学者与经济社会学者的极大关注。尤其在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中国及亚洲国家，他们的社会行为类型的基本特征在于关系取向（relationalorientation）和关系支配性(relationshipdominance)①，强调人们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关系对于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压倒性的影响。这种行为方式使人们习惯于从关系的角度，而非个体的角度来感知世界和思考问题[21]。因此，建立在微观经济行为人最优化行为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在试图解释中国和亚洲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现象时就难免捉襟见肘了。现代经济学所依赖的、睥睨其他社会学科的分析视角——由企业内部层级制度安排与市场价格机制所形成的企业—价格二分法的固有视角就不免有其局限了。因此，只有拓展“匿名人”假设，将“关系”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中才能更好地解释华人社会的经济行为方式和经济现象。到目前为止，对华人社会中关系的研究基本是由社会学者或经济社会学者做出的。他们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关系的界定和基本内涵[5][8][14][15][25][26]、关系的功能[26][28][38]、关系是如何产生的[15][16]以及关系在职业搜寻过程中的作用[11][17][18][41]。但是，这些研究存在很多有待商榷之处。首先，在关系的界定和内涵层面，研究者或者仅侧重于从关系的某一功能角度界定其基本内涵[5][8][15][25][26]，或者将关系简单地等同于社会资本[12][38]；或者仅考虑了个体通过后天努力所建立起来的关系而忽略了其先天所带来的关系（如血缘关系）的基本性质（或者相反）[16]。因此，这些研究难以从本质上深入地界定关系，因而也就混淆了关系、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也就“理所当然”地将华人社会中的关系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社会关系等同起来。其次，在关系的功能层面，已有文献没有发现个体先天性的血缘和地缘等关系本身并不是与生俱来地具有资源配置和非正式制度等功能，而只是在它们异化为工具性关系之后才将这些潜在的功能现实化，由此也使他们难以揭示关系异化的前提和条件，难以揭示出关系的活动空间；最后，已有文献对关系功能的考察仅侧重于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方法分析关系在职业搜寻过程中的作用[11][17][18][41]，基本未涉及关系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和缓解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基本功能，因而存在很大的不足。本文在深入剖析华人社会中关系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状态论与功能论的视角区分了原①对关系的英文翻译或在英文中所对应的词汇一直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很多学者主张将中国人的“关系”翻译为relationship，而很多学者则认为“关系”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它在内涵上不同于西方社会中的relationship或tie之类的词。“西方社会科学中‘relationship’的内涵侧重于不同主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理论和研究即侧重于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普遍原则。其概念、理论和方法都不可能完全适合于理解中国人的关系。”[14]因此这些学者主张直接用Guanxi。3初关系、工具性关系与市场化关系，提出原初关系的异化现象。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在扼要回顾文献的基础上，考察原初关系的基本内涵及其本质；第二部分分析原初关系异化为工具性关系及其与社会资本形成之间的内在逻辑；第三部分着重考察制度漏洞和不确定性在关系异化过程中的作用，并分析市场化关系的基本特征；第四部分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各种类型的关系与经济体制变迁之间的动态演化，试图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最后总结全文。一、关系的功能观点与状态观点已有对华人社会中关系的界定大致有两种观点，即功能说和状态说。前者主要从关系的基本功能角度定义关系的内涵和本质，主要包括五种观点：流通渠道论认为，关系是“在具体的事件过程中关系主体间的信息和资源的流通渠道”[25]；非正式制度论将关系视为正式制度的替代品，即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5][15]；资源配置论认为关系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能够便利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26]；而将关系作为一种弥补机制的观点则认为，关系是弥补市场机制失灵的一种补充性机制安排，它能够缓解和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11]；互动机制论从社会互动（socialinteraction）的角度出发将关系界定为社会互动的过程，他们指出关系或许是人际间社会互动最重要的机制[8]。第二种观点状态说认为，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某种性质的联系，它是表象静态关系和内在动力关系的结合[14]。尽管关系的基本功能屈指可数①，但是，我们恐怕仍然难以找到一种囊括或涵盖其数方面基本功能的定义。无论采取哪一种功能观点的定义，都难免顾此失彼，从而使定义失去其普遍性。譬如，渠道论者忽视了关系作为资源配置手段、促进信息流动和充当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功能；制度论者则忽视了关系在促进信息流动、缓解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作用，从而不能揭示基于市场化的契约关系所形成的关系的本质（譬如，关系银行业务[1][7][36]）；而仅仅将关系视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则看不到关系在减少经济的不确定性，补充正式制度功能的不足方面的作用；弥补机制论者恰好看到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化关系的基本功用，而没有看到华人社会中关系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等主要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功能观点不能揭示华人社会中基于血缘、地缘和亲属等条件而形成的关系的本质，因为功能观点所言的关系并非本来意义上的原初关系，而是一种市场化的关系和异化了的工具性关系②。因此，仅从功能角度来定义关系，显然不能揭示不同类型关系的共同本质。这样，我们就必须摆脱功能观点的束缚，而从其他角度发掘关系的基本内涵。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其诞生至死亡的整个历程中，其关系的获得无非经由两个途径，一是先天承继，一则是后天自致[35]。对于前者，先天性的条件是由于个体本身的某种性质所赋予的；对于后者，则是个体行为者在成长过程中由于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而形成的。这样，我们就可从关系本源的角度进行基本的划分，从而清楚地看出，“关系”有两重本质涵义：一是个体或若干个体或群体，由于其某种与生俱来的性质所构成的与其他社会个体之间的状态；二是个体或群体之间在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前者是一种表象层面的静态关系(简称表象静态关系)，后者则是一种内在层面的动态关系(简称内在动力关系[14])。表象静态关系的性质通常显露在现象层面，易为人们所观察或察觉。并且构成这种关系状态的性质是或“有”或“无”的，它没有形成的过程[14]。因此，不同主体之间有什么样①关系的基本功能首先表现在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因而能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经济中的不确定性[5][15][28]；其次，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关系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等组织而言都具有便利资源配置和获取资源的功能[23][27][31]；最后，关系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经济主体也可以利用关系从掌权者那里获得影响，从而有助于求职者更换工作[2][11][17][18][41]。②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对原初关系、工具性关系和市场化关系做了界定。4的先天性质，就存在对应的表象静态关系。尤为重要的是，特定的性质包括先天性赋予和后天达成两个方面的性质，前者譬如父子关系，后者如婚姻关系等。内在动力关系也存在两个基本特性：一是不易察觉。人们往往难以观察到这种状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二是这种关系状态及其特征取决于关系双方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如，权力关系、伦理关系以及在商业交往中所形成的关系等。值得指出的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是表象静态关系和内在动力关系的某种结合状态[14]。二、原初关系向工具性关系的异化如果我们将研究视角仅仅固定在乡土社会中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伦理纲常与道德规范层面，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那么显然我们的视角还不够宽阔。我们也难以明了状态论和功能观点，将关系纳入经济学分析体系因此也无必要。因为，问题在于，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不仅具有替代正式制度降低交易费用与经济不确定性的功能[5][15][28]，而且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23][26]，通过关系能够攫取稀缺资源，如就业岗位等[2]。另外，关系还能促进信息流动和降低信息不对称[1][11][25]。而这些恰恰是功能观点视角中的关系，也恰恰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