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及思考彭昱常永官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主题，许多地方接受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突进发展，急于加快发展速度，以牺牲环境质量，延期环境消费，轻视环境保护为代价，实现强制发展。这种突进发展在赢得一时发展经济的时间和资金同时，也产生明显的负效应。文章以重庆市为例列举经济发展带来的灾害：在地质灾害方面，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市近几年出现危岩滑坡上万次，40多人丧生，7000多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40亿元。仅1998年全市就发生危害大的地质灾害1098处，如1998年9月2日涪陵区发生特大型滑坡，造成1000多居民、11个企业严重受灾，涪丰公路中断，天然气管道爆裂，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万元。在洪涝灾害方面，1998年夏天的洪涝灾害打乱了全市正常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全市受灾人口达1836.8万人，作物受灾面积达2367万亩，损毁小水电站162座，一批工矿企业因严重受损被迫停产。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2.4亿元，占全市GDP的6～7％。在水土流失上，重庆市水土流失面积达4.35万km2，占幅员面积的53％，土壤年侵蚀总量达2亿t，土壤肥力下降，土层变薄，水库年淤积速度达10％。重庆1986年的生态破坏经济损失16.56亿元，占当年GDP的9.2％。大气污染方面，城区环境空气中SO2浓度一般超过大气质量二级标准2～3倍，酸雨频率在50％左右。统计表明，呼吸系统疾病和肺癌死亡率上升，渝中区支气管哮喘、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死亡率从70年代以来肺癌死亡率上升2倍。大气污染致使农作物受害，森林死亡，建筑材料锈蚀。在水质污染方面，长江、嘉陵江重庆段每年均有8～10项污染物超过地面水类标准。次级河流水质更差，西部地区由于工业盲目发展已经出现“水荒”，人畜饮水出现困难。据研究估算，1995年重庆水污染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8.2亿元，占当时GDP的2.45％。以上几方面中，在不考虑地质灾害损失及其他相关损失的情况下，仅从生态破坏、大气污染、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等三方面初步估算，重庆市每年GDP的16.1％已经付之东流。如果继续沿用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发展的资源基础将更加脆弱，生存的环境将更加恶化，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部分成果有可能被不合理的发展所吞噬，子孙后代的发展将难以为继。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必须强化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机制。实施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关键在于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保证在重大决策中综合考虑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并把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目标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之中。要增加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逐步使排污者和开发者成为环保投入的主体。利用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开辟污染治理新的融资渠道。要加强资源和环境核算工作。开展自然资源、环境资源核算研究。既要研究资源的实物量核算，又要研究资源的价值量核算，为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要把发展与环境政策建立在成本与效益比较的基础上，建立在审慎的宏观经济分析之上。要确定合理的资源价格，建立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使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确定合理的环保投资水平和损害水平，使环境质量与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相适应而又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的代价默认分类2007-05-1808:30:56阅读18评论2字号：大中小订阅经济增长的代价不计成本和代价的经济模式，不是完善的经济模式；不计算成本和代价的经济理论，不是完整的经济理论；不清楚知道自身发展中曾付出过什么样的代价的民族和国家，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文井时下的中国，不少城市与城市、地区与地区间在较着劲比ＧＤＰ：“ＧＤＰ硬了，啥都硬了！”如果创造１００元的财富，付出了几十元甚至更大的代价，那么，ＧＤＰ的价值何在？因此，梁言顺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正处于关键时期，在追求ＧＤＰ的指标同时，必须考虑经济增长的代价，实现一种以人为本的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空前的伟大实践，如果不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难免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梁言顺指出：由于代价的存在，中国经济增长率实际上要减少四分之一。连梁言顺自己都不知道，他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尤其是对世界有着怎样巨大的影响。经济学“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奠基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迈克尔•思朋斯说：“你以自己的勇气和胆识，第一个指出了包括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创立或尊崇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所共同存在的缺陷：忽视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你提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其意义不仅对中国，对世界经济学界也是个重大贡献。”增长的代价：前车之鉴从１８世纪末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英国成了世界近代工业化的发源地。１９世纪末期，英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比中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还高，相当于超越了中国一个世纪。通过１５０年的建设，“日不落帝国”成为了当时世界的头号经济强国。但经济增长的同时，英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雾都伦敦每到春秋两季，经常被浓雾笼罩。据统计，伦敦的雾天，每年可高达七八十次，平均５天就有一个“雾日”，有时每次长达一个星期。英国著名的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曾写道：“绝大部分伦敦人所呼吸的别无他物，老是一些又浓又浊的烟雾，外加一种又脏又臭的气体，使得全伦敦患黏膜炎、哮喘、肺结核的人比全世界患这些病的总人数还要多。”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４日，连续的浓雾将近一周不散，工厂和住户排放出的烟尘和气体大量在低空聚积，整个城市为浓雾所笼罩，陷入一片灰暗之中。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下班的汽车一辆辆紧跟着，在雾里摸索前行，忽然，带头的车刹车了，连续发生追尾事故，追尾的司机指责：如此恶劣的天气条件怎能刹车？刹车的司机分辩：你们已跟到了我的车库门前，我难道不能把我的车停入我的车库？后来，据官方统计，有４７００多人因呼吸道疾病而死亡，雾散后又有８０００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世界“雾都劫难”。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成了罪魁祸首，导致当时的伦敦棺材紧俏。造成全球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严重的国家，首先是发达国家。而另一经济强国美国，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发展速度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现在的生产水平依然高得让人吃惊：在我国，钢铁公司生产线材，用导轨导入库房；但在美国，则是在地上画一条线，线材就依靠感应器跟着地上画的线走，想把线材放到什么地方，就把线画到什么地方就行。但美国无法摆脱目前世界上“环境污染大户”这顶黑帽子。联合国环境计划署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仅占全球５％的人口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了全世界的２４％。美国在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上始终没有签字，问题就在这里。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俄罗斯在该议定书上签字时，美国依然不干，因为控制二氧化碳将付出巨大的经济支出。美国国内一些进步人士提出抗议并以影片《后天》等进行呼吁，美国政府依然不同意签字。环境方面的代价还有美国破坏了生态的植被后形成的黑风暴。上世纪初，为了扩大粮食生产，美国把中西部地区的草原垦土种粮，生态的改变使土地干旱，在风力的作用下形成黑色的沙尘暴。１９４３年，三天之内袭卷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国土，把１０亿吨黑土送进了大西洋，使１０万农民无家可归。在石油开采上美国也有问题。当时美国遵循一个原则：多油原则。结果是油井过密，出油率和出气率受影响，大量石油开采商逃之夭夭，资源浪费。日本经济崛起于战后，在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０年１０年中，其经济发展居世界第一。但其教训也不在美国之下。日本最大的化工厂“千素公司”，因为把甲汞释放到了水俣湾中，致使２２４８人被证明患上了“水俣病”，其中１００４人已经死亡。该厂排放的甲汞如果不加以控制，厂方每年要向居民支付的损失费高达９７００万美元，等于每年要拿出三成利润来赔偿，但居民还是想砸烂工厂。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正在使北极冰山不断溶化，喜马拉雅山上的雪线在不断升高。发展中的中国走可持续之路中国经济增长是举世瞩目的，尤其是１９７８年之后，世界上甚至有“中国经济威胁论”之说。但我国经济增长同样付出了不可忽视的代价。虽说不如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的代价沉重，苗头和趋势同样不可忽视。２０００年的沙尘暴是生态被破坏造成的。在东北三省西部和内蒙东部，植被严重破坏，尘沙满天。美国２００１年报道说在诺基山脉发现了来自中国北方的土壤，同一天的报道说在１０７００米的上空，也截获了同样的土壤。水污染以１９９２年为例，废水排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３６７．７亿元包括了四大组成部分：水污染危及人体健康而造成的经济损失２４．１亿元、水污染造成的工业经济损失１９２．８亿元、水污染造成的农作物损失１３７亿元、水污染对畜牧业和渔业造成的损失１３．８亿。最近，蒙古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冬天其境内动物往中国境内跑，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回去时蒙古人发现少了，判断被中国人杀来吃了。生物多样性破坏是非常危险的，人和动物之间有一种链锁，是相依为命的。工业用水浪费更严重，据测算，中国每个ＧＤＰ浪费的水是美国的１０倍，是日本的２０倍。在东北三省，现在要寻找一片原始森林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许多野生动植物已不复存在了。采伐对我国发展有巨大的作用，但毕竟我们的开采方式是存在问题的，这种掠夺式的开发，大的采了，小的破坏了。黄赌毒的泛滥，制假贩假带来的代价也非常惨重。云南会泽县一次假酒事件致死３６条人命。“八五”期间，全国光破获毒品案件达２３万多件，涉案人数３２万多人，国家投入的公安和治安经费就是几十亿。花去几十亿的还有为了捣毁非法光盘和“打非扫黄”的专项经费。更有人为造成的泥石流、滑坡、耕地沙化、江湖污染，那可是几百亿、几千亿的代价。有人把好端端的国有富矿乱采乱挖，一个百年富矿仅几年之内便丧失殆尽，矿老板因为不愿多花几百块钱购置安全设施，一声瓦斯爆炸，几十条生命顷刻间告别人世，这难道不该谴责吗？“增长的经济代价是可以量化计算的，如资源损耗、环境破坏、不良品损耗，还有工伤事故等。同样，有些社会、道德、制度上的代价，它造成的经济损失仍然是可以量化的，比如黄赌毒造成的经济损失，城市征地、拆迁的代价，还有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量化计算或根据国际惯例推算。”梁言顺说。经济理论的缺失经济科学的作用在于指导实践，使经济发展不走或少走弯路。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常被一些其实是错误的理论支配着、带领着。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及后来的丹尼森、库兹涅茨等人主张的“多因素决定论”，到法国重农学派鼻祖弗朗斯瓦•魁奈及后来的凯恩斯、哈罗德、多马等人的“资本决定论”，到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卡多尔、帕森奈蒂的“收入分配决定论”，到索洛、阿布拉莫维茨的“技术进步决定论”，到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及后来的舒尔茨、卢卡斯、罗默等人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决定论”，这些西方经济学家的经典之作，在剖析经济增长理论时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这样两个假定：凡是产出的都是有益的，即都计入收益；生产除了消耗成本外，不付出任何代价，即要素投入效果都是正向的。任何理论的前提假定的片面，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片面。事实上，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如劳动、土地、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以及寓意宽泛的知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是单向的。它们既能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又会产生负面效应，如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大量的不良品、人为事故以及诸多社会问题。梁言顺研究的结果是：如果把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引进增长理论中，那么几乎所有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都需要重新推敲和修正”。“只求增长不顾代价、只计眼前利益不为未来着想的经济政策，必定会造成经济增长与沉重代价并存的局面，这已为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事实所证实。”梁言顺在证实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时，也在证实自己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观点的正确性。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与“经济增长理论”同时研究——也有权威人士反驳梁言顺。梁言顺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说话：“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