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6张底牌(1)

张底牌近几年，经济学家讨论社会现实问题，尤其是道德问题，成为一种时尚。代表作有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张宇燕《说服自我》、吴敬琏《何处寻找大智慧》、汪丁丁《我所思考的经济学》、厉以宁《经济学漫谈录》等等。海外经济学者如张五常、林行止、高希均等等，也以擅长分析社会现状而著名。经济学家讨论社会问题，不同于道德家的说教，更不同于舆论界的宣传，而是强调“分析”二字，着重点明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原因。分析，离不开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论断，这些东西是经济学家的“底牌”，是他们区别于道德家或政府官员的最明显标志。据我看来，经济学家的底牌并不复杂，大体上有如下6张——黑桃A——经济人。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本质属性，不是“社会人”，更不是“政治人”，而是“经济人”，即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利来利往”的人。其特征有三个：利己，具有充分理性，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听起来有点凉嗖嗖的感觉，但是试想，如果人人都“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就像《镜花缘》里的君子国那样，那么社会稳定的平衡点何在？茅于轼认为，人性自私是人类社会之福（大意），这是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所以，经济人理论尽管只是一种假说，却是经济学家们讨论社会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是最重要的一张底牌。黑桃K——效用与边际效用。效用又叫有用性，即一种物品能够带给消费者的满足度。效用是一种主观评价，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异，有人认为它可以量化，有人认为不能量化。边际效用是一个增量概念，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所产生的新的效用。边际效用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负数，在一个连续的消费过程当中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以萨伊为代表的西方政治经济学认为，效用是一切价值的基础，创造财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创造效用的过程。（注意，这一点与中学课本上所讲的政治经济学和劳动价值论有着极大的差别。）财富的创造离不开资本、土地和劳动这三种生产要素，因此，财富的分配也应当按照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率进行分配。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明确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传统的“按劳分配”并列起来，这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也直接关系到道德导向和价值观问题。黑桃Q——成本与机会成本。成本不限于有形的金钱、物资，还包括时间、精力、知识投入等等。干什么事都要计算一下成本，比如学雷锋活动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而非个人行为），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那么这些成本是由谁负担的？谁会从中获益？收益与成本的比率如何？划得来划不来？等等。一个讲道德的社会，与一个不讲道德只讲法律的社会相比，前者的社会运行成本就要低得多，所以提倡讲道德。机会成本，从字面上看，就是指为了获取某一机会所要付出的代价。比如只有十万元钱，买了房子就不能买汽车，那么汽车就是房子的机会成本。日常生活中很多问题可以用机会成本来解释，比如排队等车，早来的人先上，因为人家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体力；你想先上也行，但要付给人家一定的补偿。你说这是道德问题也行，说是经济问题也行。PDFcreatedwithpdfFactoryProtrialversion——博弈论。这一理论本来是制度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前沿课题，但近年来由于诺贝尔奖和好莱坞大片《美满心灵》等多方面的炒作，约翰F纳什的大名与他所创造的“囚徒困境”已经差不多家喻户晓了。博弈者，下棋也，下棋的时候需要根据对手的选择来做出自己的对策，很像经济活动和其它社会活动中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互相切磋、互相牵制、最后实现均衡。通过博弈实现的均衡有两种，一种叫“纳什均衡”（不合作均衡），另一种叫合作均衡。要想实现不合作均衡向合作均衡的转化，公认的办法是，重复博弈、扩大博弈范围、增加信息透明度等等。这一理论对于社会制度构建大有用处。比如诚信建设，只靠道德上的呼吁是不行的，只有建立一种连续博弈、终身相随的信用制度，从制度上改变人们从事“一锤子买卖”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做好。草花A——外部性。一种经济行为给“局外人”带来的影响叫作外部性，多数时候是负面影响，比如造纸厂污染河水，影响了附近渔民的生计；有时候也指正面影响，比如放养蜜蜂造成果园增产。对于负的外部性，需要政府出面干预，如对造纸厂不断增加税收和罚款，直到它觉得出钱改善水质比交罚款更划算为止。这一概念对于讨论社会问题的积极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对“缺德”行为的认识角度，并提供了从经济角度解决败德问题的思路。“非典”期间，北京一些有良心的餐馆老板对属下员工不辞退、不减薪、不放假，自己付出很大代价，却给社会造成了良好的外部性。对此等义举，政府就不应该视而不见。红桃K——市场失灵与信息对称。当交易的一方无法观测另一方的行动，或无法获知另一方的完全信息，亦或观测、监督和获取对方信息的成本过高的时候，就会出现市场失灵，造成“优汰劣胜”、次品驱逐优等品；扩展到道德领域，就是老实人吃亏、奸滑之徒占便宜。解决之道，是建立“委托代理模式”，委托人自由选择代理人，由代理人负责了解信息、处置情况。诸如承包制、证券监理制、保险代理制、效益工资制等等，都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败德行为这一难题而进行的制度设计。当前讨论颇多的政府公信度问题，也可以运用这一理论进行分析。以上6张牌，都是最常见、最容易上手的牌，经济学家们会使，你我之流经过学习也能使。戏法人人会变，道德人人能谈，只要把经济学家的底牌看清记牢，我们也有机会像教授一样侃侃而谈的。至于其它一些与道德有关的高深理论，如“好篱笆造出好邻居”（产权制度理论）、“一辆汽车装几个人最好”（帕累特最优）等等，毕竟太过专业。好比人家会打桥牌，你我之流只能玩玩拱猪，智力有高下，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黑社会的经济分析隔行如隔山，和笔者一样，相信大部分读者对黑社会的运作所知有限，黑社会虽然就在我们的周围，作为见不得光的地下组织，即使其大龙头是社会贤达，天天见报，但其业务实况隐藏诡秘，外行无法了解。事实上，黑社会成员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是长期PDFcreatedwithpdfFactoryProtrialversion中国最庞大的数据库下载令笔者感到困惑的社会现象之一。我们平常接触有关黑社会的资讯，不可谓不多，相关的报道、特写、电视片集和电影，当然是间接的，到底是现实的反映，不是记者无中生有，亦非小说家凭空虚构，从有“夸张失实”或“艺术加工”，亦不致太离谱；受传媒的潜移默化，一般人都以为自己对黑社会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可是，事实不然。比方说，无论从新闻报道或警匪片集或描述其内幕的小说及电影，大家所见的黑人物都是做数额庞大的买卖——当然都是非法的——生活穷奢极侈、在消费场所一掷万金、对下属出手阔绰，总之予人以财富多得不得了和极之“疏爽”的印象；这印象引发笔者有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那些在枪声刀光下出生入死替黑帮头子卖命做非法勾当的小卒，每趟生意完成后应该都能获得巨额金钱报酬（若非如此，有谁肯冒性命危险替“大佬”赚钱？），笔者的困惑是，这些黑社会分子分得奖金或花红后，为什么不金盆洗手或转做合法营生？《毒贩财政的经济分析》①多少解开了这种“谜思”；当然，毒贩只是黑社会的一种，惟其运作相信甚具代表性，可作为我们理解黑帮运作的门径。这篇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论文，是作者们根据现在已散伙的分区黑帮组织（由于必须保密，该贩毒组织的名字不能公开）一本四年“记事簿”的原始资料，引入经济学观点加以剖析而写成。这本“记事簿”详细记录了期内有关该贩毒组织的具体收支账目及活动，令人对“街头帮会”ｓｔｒｅｅｔｇａｎｇ的组织、薪酬、人事结构以至何以帮派之间经常打斗等街头活动，有较深刻的理解。论文提到的贩毒组织，架构严谨，其分区头目（话事人）须向最高首领（龙头）负责，而那位分区头目之下有揸数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ｒ，负责一切收支及资产管理、草鞋（ｒｕｎｎｅｒ，负责交收毒品、处理钱银往来和通风报讯等工作）、四二六红棍ｅｎｆｏｒｃｅｒ，帮会的保安人员）及四九仔（ｆｏｏｔｓｏｌｄｉｅｒ，负责在街角兜售毒品的“散仔”），阶层严明、各有所司、层层负责；其性质则类似专利商。“街头黑帮”的收入，除了贩毒所得，还有“陀地”和“保护费”的收入（ｅｘｔｏｒｔｉｏｎａｒｔａｘｅｓ）及象征性的会费（ｄｕｅｓ，年费５０元，交不出钱的成员可把会费视作收入——由帮会从薪金中扣除）；至于支出，分区头目需向龙头上缴一定数目的费用（专利费），余下用为“员工”薪金及雇请职业打手（ｍｅｒｃｅｎａｒｙｆｉｇｈｔｅｒ，资料显示在期内的前三年，该组织请“打手”劳效——月薪每人２０００元，但第四年改由四九仔赤膊上阵）的特别费用，还有购买武器及支付死伤成员的殓葬、医药费用和“安家费”等非经常性开支，剩余的便是分区头目的盈PDFcreatedwithpdfFactoryProtrialversion中国最庞大的数据库下载利；１９９０年，经济学家泰莱在《危机隐伏的社会》（Ｃ·Ｔａｙｌｏｆ：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Ｓｏｃｉｅｔｙ，密芝根大学）中指黑社会已“公司化”（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原来便是如此。“记事簿”显示分区头目的年收入介乎５万至１３万（美元，下同）之间，以他们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在“正行”工作，充其量只能赚一两万元（那个已解体的分区贩毒组织的头目，服刑后找到一份年薪１６０００元的工作），即非法营业的所得较合法工作收入多出三四倍以至七八倍；可是，四九仔的收入，比最低工资还低，在有记录的四年中，他们的月薪依次为１４０、２００、１８０和４７０，第四年月薪突增，是他们兼充打手获额外报酬之故。四九仔收入菲薄，何以他们甘心为非作歹，承受被捕坐牢和前程尽毁的风险，论文作者们认为促使他们冒险犯难的诱引是有机会在组织内爬升——分区头目免税年可能高达十多万的诱因实在太大！贩毒组织中大佬与小喽罗收入差异这么大，看似不合理，其实完全符合经济学原则，作者们指出这便是劳动经济学（应该是其旁支“人事经济学”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Ｅｅｃｎｏｍｉｃｓ〕）中的“锦标理论”（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的落实。大家知道中古时代武士为国家大事或生活小故决斗，不管谁有道理，胜出者江山美人兼得；由于胜出者的武功（技艺）不一定最高，只是在特定时空下压倒对手，因此，经济学家遂把这种现象归纳为“报酬相对论”（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其结论是比较上的优胜者（不一定是最佳）囊括一切②。在毒贩的例子中，必有过人胆识及才能的分区头目成为最大的得益者，便不足为奇了。希望有朝一日爬上高位而收入大增固是诱因，但工作时数较少——每周１６小时（典型的例子是每周四次参加贩毒，每更四小时）令他们可以兼职（大多当清洁员或在快餐店工作），亦为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过，笔者认为作者们似乎遗漏了一项重要诱因，那便是这些在街头兜售毒品的四九仔因本身的“毒瘾”而廉价卖命，因为他们极可能趁工作之便获得免费的毒品供自己“过瘾”，资料显示一公斤可卡因硷（ｃｒａｃｋ—ｃｏｃａｉｎｅ）可分拆为１万至１万５千包（零售价每包１０元，总价值１０万至１５万），包装数量相差额高达５０％，经手人上下其手让自己获得免费供应，不是难事。笔者以为此一诱因远为重要！对贩毒（和其他非法活动）而言，打斗事件很多时是“劳民伤财”的活动，这包括人命伤亡及“开片”时刀光血影甚至枪声卜卜的场面令顾客惊而远之，生意额一落千PDFcreatedwithpdfFactoryProtrialversion中国最庞大的数据库下载丈（营业额及盈利各跌二三成），因此应该尽量避免；可是，现实是他们经常发生“武力冲突”，为什么目的在求财的毒贩会做出这种有违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