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本土化实验

经济学的“本土化”实验——赵晓雷教授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讲演日期：2009-11-21作者：赵晓雷来源：文汇报如果将“中国经济学”指认为是具有中国思维形态和文化传统的一种学术体裁，这似乎更容易理解。这一学术体裁注重综合，注重人文意蕴，注重规范性质。如能有效借鉴西方学术体裁的注重分析、注重科学主义、注重实证性质的特点，那将实现一场伟大的经济学革命。一、关于“中国经济学”探讨的评述中国现在的理论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条线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并与中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另一条线索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这两条发展线索互相交汇、互相融合，显示出融会贯通的主流趋势。1990年代中叶起，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经济学者从新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关经济理论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如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中国经济学寻根，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等等。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经济学界凸显了“中国经济学”这一命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主要是指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80年代初基本上是苏联范式；尔后主要是运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借鉴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苏联范式进行修正，谈不上是一种独立形态的经济学。到了1990年代，“中国经济学”这一命题有了新的涵义。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学”，学术界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在综合了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有独立文化价值和“经世致用”价值的经济学体系。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学”是立足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实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的有益成分相综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框架。对于以上观点，有论者提出修正意见，指出不能将几种基本范式不同的理论体系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大杂烩”式的理论体系，而是必须以基本范式最为科学、最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基础和主体，去对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进行兼收并蓄。也有学者从过渡经济学的视角来阐释“中国经济学”，主张应当视“中国经济学”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学者从中国经济的现实基点出发，在现代经济学的共同语境下，用于解释中国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种认识工具。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理解，如将“中国经济学”视为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是由中国人所从事的经济学，或是中国学派的经济学等等，不一而足。进入21世纪，围绕“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一直在持续，基本上可以归纳成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经济学首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运用这些基本理论和方法解决新问题，提出新结论，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果；二是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要在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基础上构建“现代经济学”；三是认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但两者都要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中国经济学必须植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实践，并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在这些讨论中还交错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思想和观点。事实上，要将“中国经济学”理解为一种理论体系是困难的。中国现在的理论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条线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并与中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另一条线索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这两条发展线索互相交汇、互相融合，显示出融会贯通的主流趋势。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理论范式，其基本范畴体系、理论框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都有很大的差异。在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这两大理论体系虽然有交汇、有融合，但并未整合于同一框架中。除了这两大理论体系，中国现在还不曾有第三种成体系的、有独立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的经济学。如果将“中国经济学”理解为是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那么中国经济学者研究外国经济算是什么经济学？或者外国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是否也应归入“中国经济学”？如果将中国的经济学者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说成是“中国经济学”，那么那些在国外的中国学人所作的研究是否算“中国经济学”？总之，不管从哪一角度去解释，要理解“中国经济学”都是有障碍的。我认为，对“中国经济学”似应从两个层次去理解。第一，要构建一种独立形态的经济学，必须要有独立的理论范式和理论框架。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不同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具有很强的实验性，经济学直接产生于现实经济生活，其假设条件、概念范畴要能够经受现实经济生活的检验。而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又具有较强的可通约性，因而经济学有一定的普适性，要发展出一种新的范式和框架并非易事。但这并不是说创建“中国经济学”全然不可为。如果经过艰苦的探索，最终真能形成这样一种理论体系，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点上提出若干具有公理性质的人性基本假设和人类行为基本假设，在这些假设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和人们的经济行为展开实证分析，发展出一整套相应的概念、范畴以及由此构筑的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可以说明公有制经济中人们的利益关系以及为追求利益而生成的行为机制，并进而说明这种行为机制与资源配置及收入分配的关系。那么，这将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第二，“中国经济学”还有思维形态和文化传统方面的涵义。在关于“中国经济学”命题的讨论中，一个重要景观是对经济学说史研究的重视，以及对中国经济思想的文化特质及人文意蕴的回溯。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些学者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这一背景下考察中国经济理论的思维特质，探究其历史文化传统脉络；有学者从世界经济学说史这一视角审视中西学术文化的历史交融，力图证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中的应有地位；也有学者致力于纠正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偏颇，使其归复于古典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学术规范。学术史研究的张扬也说明中国的学术研究在学术规范、学科分类、知识体系、学术语言、分析方法等学术本质和学术表现形式方面正在逐渐与世界学术接轨，表达了进一步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及世界学术一体化的时代要求。如果将“中国经济学”指认为是具有中国思维形态和文化传统的一种学术体裁，我认为这似乎更容易理解。这一学术体裁注重综合，注重人文意蕴，注重规范性质。如能有效借鉴西方学术体裁的注重分析、注重科学主义、注重实证性质的特点，那将实现一场伟大的经济学革命。二、“中国经济学”构建与中西方思维形态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实质上是一种学术交流。西方经济学也许提供了一种通约的分析框架和规范的话语系统，但它不可能淹没中国的学术传统，也不可能全面改变中国的思维形态和学术体裁。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1990年代下半期一直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学界展开了关于西方经济学的持续性论争。针对不少中青年经济学者对西方经济学“全盘肯定”、“全盘照搬”的态度和“西方化”情结，一些中老年经济学者，尤其是一些专业从事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教学研究的经济学家，从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和立场出发，运用阶级分析的工具，批判了西方经济学的阶级辩护性以及一些假设、范畴、理论上的缺陷，指出照搬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不能走西方经济学化的道路，还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之对立的观点则认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现实经济运行缺乏解释力，所揭示的“规律”与社会经济活动无甚相关性。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从对该体系的修正转向批判与重建。他们主张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甚至干脆反对“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提法。论争双方的观点结论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学术界有争论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学术自由繁荣的一种表现。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所产生的一个问题，其主要症结之一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欧洲中心论”观念。由于近代以来欧洲对全世界的征服，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遂形成了“欧洲中心”的观念。这种观念在经济学中尤甚，因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纯思维性的学科，它有较强的实验性，被认为有更广泛的普适性。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和文化理解的深入，西方世界也已开始改变那种偏狭和狂妄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开始以公正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其他文明。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剑桥大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在其所著《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中译本前言中论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知识流向时说：“在公元1410年之前的大约一千年间，知识与技术差不多一律是从中国流向欧洲。然后，在公元1400年至1800年大约四百年间，中国与欧洲之间发生了平衡的双向的交流。在接下来的大约二百年间，交流开始易向，欧洲的以及嗣后美国的科技发明和影响力反过来流入了中国。然而当前，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再一次日趋平衡。”美国杜克大学和俄勒冈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指出，近来美国与欧洲学界对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理论的反思和批评逐渐增多。其中一个予人印象比较深刻的角度，是跨国主义与全球化。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物质现象，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发生了文化的跨国流动。德里克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关系，现代性是没有中心的，而在这个关系之下，各个地方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比如，在13世纪，还没有所谓的“欧洲”。而13世纪的中国，无论是文化还是制度方面都确实是一个完整的存在。所以，在现代性与中国历史之关系的讨论中，必须变换看问题的角度，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要改变观念：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之中，把世界历史纳入中国历史中来；中国的现代史与欧洲的现代史，都应该是在13至14世纪开始的。奥斯曼土耳其、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参阅《读书》2007年第7期）然而中国的一些学者仍以西方学术为标准或经典形态，并以此为参照来评判和指摘中国的学术，同时显示自己的“西方化”优越感。这其实是一种浅薄的心态。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基本生活资料的获取方式不同以及社会结构不同，从发生学角度看，每个民族或每种文明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有差异的，他们的思维形态也是有差异的。由于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不同，因此知识背景、思维形态也就不同。只要有文明的独立形态，也就有思维的独立形态和学术的独立形态。当然，不同的文明形态之间会普遍存在一些最基本的元素——思维中的同异律和相关律，哲学中的本体论，经济学中的资源稀缺和选择，等等。科学的研究就是要揭示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于这些元素的刺激或影响，由此引致不同的思维形态和学术体裁。这些最基本元素构成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基础，也为追求科学普适性提供了路径。要开展交流对话，必须要有一种可通约的分析框架和规范的话语系统，这是一种技术手段，一种文化学术交流的工具。在掌握这种手段或工具方面，中国的学者可能还有差距，但这不应导致对中国文化学术的自卑心理。总之，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实质上是一种学术交流。西方经济学也许提供了一种通约的分析框架和规范的话语系统（比如最基本的市场模型和数学语言的成功运用），但它不可能淹没中国的学术传统，也不可能全面改变中国的思维形态和学术体裁。在美国和英国，经济学研究中的学术传统、思维习惯和学术体裁也许没有大的差异，因为它们同属西方文明。但中国和欧美分属不同的文明形态，上述差异就难以消除（即使是宣称“脱亚入欧”的日本，其公司形态和公司经济学也并未与西方完全一致）。只要经济学还没有变成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这种差异就会一直存在。有差异并不妨碍交流，只要能掌握交流的技术手段。但交流的目的是发展自己而不是依附别人。科学的普适性是一种包容，天然排斥地理上、种族上、文化形态上的偏狭，这才是睿智的科学精神。三、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国特色”路径及模式探讨从1990年开始，“中国过渡经济学”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已经提出。这些研究致力于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做出制度变迁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