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田国强的留学故事

田国强教授无论是在国际经济学界还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均名声远扬。然而，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早期赴美留学的孜孜学子，田国强的求学道路异常坎坷，每一次都是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现转机:几乎丧失了上大学的机会、读研究生和出国几经波折、身无分文去美国读书、听不懂英语授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田国强经过不懈的奋斗，终于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30年来最好的学生之一(美国科学院院士JohnS.Chipman教授的评语)。随后，获全美斯隆博士论文奖、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的华人经济学家第一个获得终身教职、第一个成为正教授，一系列的荣誉接踵而来。田国强教授所取得的成就与他广学博识的才华和孜孜不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通过对此文的阅读，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他的奋斗经历，忧国忧民的情怀，还可以了解到他们那一代人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分:口述实录生于忧患认识社会我的祖籍是湖北省京山县。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以文为生，没有什么显赫身世，到了祖父那一代就更穷了。所以父亲只读了几年书，很小就给别人帮工去了。父亲是家中长子，人很聪明，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几十年后讲给我们子女们听时，人名和情节都记得非常清楚。京山县是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革命根据地，祖父被日本鬼子杀害后，父亲为报父仇于1939年参加了李先念的新四军，解放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湖北省公安县。我1956年在湖北公安出生，并在那里长大。我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从小体弱多病,不太讲卫生,干净衣服穿一天就变得脏兮兮，也不太爱讲话，喜欢想着各种办法自己玩。我6岁开始上小学，那时成绩不好，总在及格线上不远，因而不大讨家里人喜欢。父亲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喜欢教训人，对子女要求很严，我因为调皮经常挨他的揍。他对子女的学习非常看重，他觉得我学习差，身体不好，人又木讷，曾在教训我时说我今后不会有出息，结果，却我在快满27岁时，离别父母，远度重洋，来到美国留学。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的课程断断续续。由于父亲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原战争突围中受重伤掉过队，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我们家开始受人歧视，我也自那时起开始变得懂事起来。上初中后，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学习课程对我来说越来越容易，什么东西一学就懂，特别是数理化。从初二起，学习成绩就一直名列年级前茅。在初中毕业以后，由于父亲的原因，我不能读高中。当时我三叔在河北省冀县，他1949年参加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建国后被保送上大学，是河北大学毕业的，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党籍，劳动几年后不能回原单位林业部，被分到河北省冀县中学教书，是一个好书如命、一天到晚书不离手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还准许三叔教书。当时我不能读高中，他就把我和弟弟接到了河北，在那里读了半年书，然后通过转学的方式，我又回到了公安县读高中。在高中时，我很幸运地赶上71年至72年的教育回潮，使得我们那一届的高中生学到了一些东西。77年高考恢复后，77至78届大学生中相当比例的学生来自于我们那届高中毕业生。由于自己小时候老实，受人欺负，文革中又遭受歧视，在学习成绩变好的同时，人也开始变得调皮和活跃起来，很快在同学中有了威信，也常爱作些打抱不平，主持正义的事情。1974年我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工厂，但不可能进大学，另外一种是下乡，然后可能被推荐上大学。我当时的愿望是进大学。我从小动手能力强，喜欢拆修机电一类的东西，对物理特别感兴趣，我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所以我选择了下乡，总共在农村呆了近三年。我是1974年7月下乡的，头几个月我感觉日子很难过。由于父亲被打倒，对今后能否上大学完全没有底，感觉前途非常渺茫。刚下乡时我最怕一个人在夕阳下度过，阳光斜射下来，给人一种惨兮兮的样子。后来慢慢结交了一些朋友，开始习惯了农村的生活。在乡下的近三年中，我当过知青队长，工作组成员。我干活很卖力，好胜心强，不太会偷懒。我们知青队的一个知青可以将锄头拿在手中几个小时不挖一下，我是怎么也没有这个耐心，在这点上，我真是佩服他。农村的生活异常艰苦，几乎没有休假的时间，我们知青由于有国家补贴，还吃得饱饭，但许多农民却吃不饱，很贫穷。由于一大二公的公社化结果，我所下乡的地方一天的报酬只有三、四毛钱，有的地方甚至更穷，一天的报酬只有几分钱，一年下来几乎家家超支。每天劳动的时间也特别长，一天至少十二小时以上，赶上农忙、赶插稻谷时，有时一天甚至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平时也没有肉吃，我曾经半年没有吃过肉。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有时我用小时候练出来的弹弓手艺，晚上用手电筒照着打斑鸠，一晚能打到好几只斑鸠和知青战友们分享。干体力活，饭量变得很大，每餐八两，一天要吃两斤四两米。不过，我的体质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强壮，一般农民也没有我的力气大。我记得在为我们知青队建房时，曾一次挑起近5斤一块的红砖70多块走百米左右，没有这么结实的扁担，只能用胳膊粗般的树棒当扁担。我还学会了干许多农活，比如割稻谷和挑担子。那时为了图表现，其中一年春节都没有回家，尽管我下乡地方离县城不到100里。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我学会了抽烟，练出了酒量，直到上大学二年级，才戒掉吸烟。也和许多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即使出国当教授以后，直到现在,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回到我下乡的地方看望我的那些农民朋友。下乡的经历还让我学会了一种本事:我现在作调查的时候，只需三、五分钟，就能同陌生的农民或一般的老百姓谈的非常融洽。总的来说，在乡下的这一段知青岁月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增强了自己的体质，也使得我了解了社会的最底层，知道了生活的艰辛，农民生活的贫穷。由此增强了我们这一代对社会“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我总觉得自己有一种社会道义，要替农民说话，希望人民富裕、国家强大。求学路上历经坎坷当时我虽然有读大学的理想，但是要实现这一理想困难很大。1976年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取决于你是否根正苗红。那时已经有了不正之风，看你有没有关系，是不是领导的子女。刚打倒“四人帮”后不久院校开始招生，但极左的风气还很浓，正处在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峰。对所招工农兵大学生今后出路的政策是“队来队去，社来社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个人如果是从生产队(或公社)进大学的话，最后还是要回到生产队(或公社)去。结果，很多有关系的、父母亲有权势的就没有报名上大学，这却增加了我上大学的机会。我当时想:即使上大学后让我回农村，我也愿意。我觉得即使种田也需要科学知识，知识一旦掌握之后，就是自己的了，况且说不定今后形势还会发生变化呢。父亲那时还没有解放，对我能上大学的事不看好，但母亲对我想上大学的愿望非常支持。母亲为我的事上下奔走，向人求情，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但让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上大学是很难实现的事。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是父亲原来的下级、母亲的同事，加上我下乡的表现也很不错，于是大队、公社同意推荐我上大学，没有想到最后批下来的却是中专-----湖北水利电力学校。后来那个学校不知怎么回事却又不招生了，连中专也上不成了。这次招生事件对我打击较大，知青队的人都被招生或招工走了，只剩下我和另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平时热闹非凡的知青队那时显得异常的冷落，使人感到非常寂寞和心情低沉。事情本来已经过去了，我对上大学的事已不抱希望、心灰意冷。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三个月以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老校长朱九思决定招师资班。朱校长是武汉大学英语系大学生，抗战时奔赴延安，是延安抗大出身的老干部。朱九思老校长是一位非常有眼光，有气魄，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教育家。直到现在我还这么认为，如果由他当中国的教育部长，中国现在的教育可能更上一层楼。刚打倒“四人帮”不久，他就洞察到一个新的时代将会在中国出现，认识到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重要性，致力于将华中工学院办成中国，甚至世界一流的大学。所以他求才若渴，大量收揽人才和培养师资。华中科技大学现在许多教学和科研骨干都是文革后在朱校长亲自过问下一个个调进学校的。招师资班就是他当时的一个举措。当年华中工学院特招了数学、物理、机械、电力和政治五个师资班。并且不象73年以后招工农兵大学生不用考试，在全国恢复高考之前，朱校长又首先想到让华中工学院出试卷对推荐进师资班的知青进行数学和语文两门考试。在此之前母亲带着我去见县教育局的一位潘局长，他很同情我没有入学的处境。正好有这个机会，潘局长便向华中工学院招生的人推荐了我。时间很紧迫，我接到通知后，只复习了一天就参加了考试，结果数学考了满分，语文也得了很高的分。但是由于我父亲的原因，华中工学院去招生的老师开始不想要我，潘局长对他说，就只有他了，我们不推荐其他人选。于是招生老师将情况上报学校，经学院党委集体讨论同意后，我终于被招进了华中工学院物理师资班。接到入学录取通知的那天，正好是我21岁的生日，这是我在求学路上，历经坎坷所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天，也是我人生命运的转折点。苦下功夫打好基础我们师资班的同学是77年5月进校的，比同级学生晚了大半年。我在华中工学院的物理师资班呆了两三个月，由于一次数学考试，成绩还不错，于是将我换到数学师资班，当时我非常地不情愿，因为我从小的愿望是当科学家。我感觉人的命运有时真的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事件都是巧遇或历史误会，所有这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都很小，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有所变更，都不会是今天的我，瞑暝天意中，似乎总有人在指引我的人生道路。比如差一点上不成大学，比如专业的转换。最后的转换专业造就了今天的我。如果当时我学物理，将来可能有机会做一名物理科学家，但我便不会有机会师从林少宫教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也说不定不会有现在的成就。刚进大学的时候，头一年我不是非常用功，在班上成绩也只能算中上。我从小就很喜欢西方古典小说，可下面县城这样的小说不多，所以刚上大学的第一年我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从校图书馆借的各种世界名著。到了1978年，我们国家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我觉得考研究生对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只有那些已做了许多研究的人才能有资格当研究生，才考得上，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考研究生的打算。后来，我们班上两位同学考上了武汉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对我触动很大。我想别人能考上，我也能考上。当时我们工农兵学员水平参差不齐，教的东西相对简单。于是我从那时候起，就“改邪归正”，不再整天看小说，并制定了自学计划，规定自己每周自学60个小时。这是一个非常重的学习计划。相当于上午上完课后，每天要自学8个半小时以上。在随后的一年中，我没有了节假日和周末，也取消了睡午觉的时间，为了不影响同寝室同学的睡眠，有时我在路灯下、厕所里看书，那年春节也没有回家，人一下瘦了很多。我自学了从前苏联翻译过来的许多数学教材，象菲赫金哥尔茨八卷的微积分教程和复旦大学文革前出版的数学分析我就至少看了十遍以上，吉米多维茨5000道数学分析习题集也做了几遍，并且把文革前各个大学历年数学研究生入学考试题弄来反复做。这段学习经历，为我的数学基础、逻辑分析能力及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使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能记得数学分析中几乎所有定理的证明。一年之后我报考了研究生。我当时的理想是报考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当时是一个人才空档，非常优秀的人已经在78年考上研究生了，77级大学生才进校一年多，我认为自己考上的机会还是较大的。可是朱九思校长非常爱才，当知道我班上两个同学78年考上了武汉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后，批评系领导不该批准他们考外校研究生。结果华工就卡着不放他们走，直到他们在武大读完研究生后，粮食、人事关系也没有转到武汉大学去。由于这个事件，朱九思校长就给全校下了一个规定:优秀学生不让考外校，只能考本校的研究生。我就这样被朱校长留在华中工学院。当时华中工学院数学系有几个专业招收研究生，其中一个是林少宫教授的数量经济学。林老师1950年代初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专业是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大师、现代经济学主要推动人之一郝太林（Hotelling）很欣赏他，邀请林老师去他那里工作，但是林老师还是回国了。当时计量经济学才起步，林老师如果那时不回国，现在一定是计量经济学方面的世界著名教授。回国后，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