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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制改革的推动者——项怀诚项怀诚籍贯:江苏吴江人祖籍:安徽歙县学历:大学文化。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国家行政学院、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兼职教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1962年后,在财政部税务总局、预算司、综合计划司任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副司长。1986年起任财政部副部长。1998年3月任财政部部长。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2003年3月,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2009年9月,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国桥牌协会主席。2012年,任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一本热销的颇有影响的书名曰《谁改变了中国》,记录了100名各行各业对中国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引领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其中有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龙永图,项怀诚名列第五。项怀诚:山东大学走出来的财政部长项怀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八任财政部长,提起他的名字,如果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确有点夸张,但说他名扬四海,为一般士人所熟悉并不过分。项怀诚赶上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他以弄潮儿的身姿在这个波澜起伏的大海里乘风破浪,胜利地到达了彼岸,创造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业绩。漫长的蓄势项怀诚自称是财政部内部成长起来的干部,但他的步履却走得十分艰难。从1962年冬进财政部分到税务总局监缴利润处当一名科员,一直到1982年6月提升为预算司副科长,整整二十年,漫长的二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啊!这一年项怀诚已经43岁,人到中年了才仅仅提升了一个副科长。接着的是飞升,三个月后,即1982年9月升为综合计划司副处长,不到两年又升为副司长(1984年6月),又过了两年,即1986年6月升为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从副科长到副部长,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1962年申请入党到1984年才批准。1980年开始提干了,第一批仍然没有项氏的名字,有人替他抱不平: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提拔?他仍然很轻松,对人说:“我也没感到怎么样,年轻嘛。”意思是说我可以等下去。二十年的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冷落,不急不躁,不怨天尤人,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东方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不知而不愠。”(孔子语)这是中国古君子的处世哲学,“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现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语)现今的青年人缺乏的正是这种耐性。狂躁不安,缺乏忍耐,有一点成绩,到处张扬;三天得不到重用,就要跳槽。以此种心态处世,怎能成就大事?须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项怀诚1962年冬进财政部,不到四年即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神州大地。这场历时十年的政治运动,对社会的破坏且不说,对“人才”来说更是一场劫难。一些青年人不明真相,政治经验不足,跟着运动上蹿下跳,结果葬送了自己的前程。项怀诚不是这样的人,以他的性格绝不会当上蹿下跳的造反派,也不会做悠哉乐哉的逍遥派在那里混日子,因为他是个勤学的人,机关瘫痪,无事可干,这正是他发愤学习的大好时机,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攻读金融、财政方面的书籍,文学、历史也无不涉猎二十年,漫长的二十年,是他储备知识的二十年,是他历练的二十年,是他蓄势的二十年。古人说,“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草木生长需要阳光和雨露,雄鹰飞翔需要有万里长空,时机不到,干着急也不顶事。二十年的历练,项怀诚不仅成为财政业务方面的行家里手,并且夯实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何以见得?证据有三:第一是在张劲夫1976年至1979年任部长时,项怀诚还不是党员,更不是干部,但张部长认识到他是个人才,特邀他参加“务虚小组”,从事财政的理论及财经形势研究;第二,1979年他和其他两位同志合著一本专著《中国财政体制改革》,详细论述了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所走过的道路,并展望了未来;第三,1980年起,他当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客座教授,给大学生开讲经济课,1982年还带领学生到江苏实习。项怀诚以敏锐的才思与探索精神,总是站在理论的前沿,紧跟政治经济改革的大潮,以超前的目光,及时向部里提出意见和建议。常常是部长们刚从国务院领回指示精神,准备找综合计划司研究,这时综合计划司早已准备好了一份有情况分析、有实施措施的研究报告。这不能不使部长们对项怀诚刮目相看了。再举个他任副部长时的例子:1992年1月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项怀诚备受鼓舞,他也从中捕捉到了一些新的信息,他感到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终于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便召集几个年轻人,口述自己的观点,由他们记录整理,很快完成了一部《中国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的著作,并赶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出版了。这是一部被理论界认为最领先、最系统论述市场经济的著作。温家宝副总理听说后,急电项怀诚:赶快给我送20本来。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集中研究的就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可见项怀诚睿智的头脑和超前意识。1986年6月提升为副部长,党组成员(1984年入党),1992年5月又升为财政部党组副书记。1994年7月调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党组书记,正部级。财政部长刘仲藜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但他来了个高手骑车“大撒把”。项怀诚组织观念很强,他对部长说,我一个月给你汇报一次工作。刘仲黎说,你别来,我不管,你大胆地干就行。项虽为副局长,但税务总局的工作由他全面主持,全权负责。这时税费改革的重担就落到他的肩头上,他义无反顾地走在了改革的最前沿,全程参与了财税体制改革的设计。当时财经形势是怎样的呢?那时的财政体制是包干制。包干制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解决激励机制不足,在没有完善的法制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过渡的办法,但这种办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1980年至1990年GDP平均每年增率为9.5%,可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由1979年的28.4%下降到1993年的12.6%;更严重的是中央财政收入分配不占主导地位,1984年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是41.5%,到了1993年下降到22%。中央掌握的钱太少,话语权也就跟着小。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政治上的权威,中央政府的职能就难以维持。有人称这时的中央财政是“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一碰就会掉下去,用朱镕基的话说,到不了2000年,中央财政就会垮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央两次向地方财政借钱,并且借而不还。到处都在呼喊缺钱:粮食收购亏损补贴资金不到位;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很多重点项目卡着了脖子,如铁路、港口、民航等。当时有些中央机关都到了靠借钱发工资的地步,中央财政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改革迫在眉睫,那就是废除包干制,实行分税制。简单地说,分税制就是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两个体系,说白了,就是把一个税务局分成国税局和地税局,凡是国税都要上缴中央,这样,中央可以掌握更多的资金进行宏观调控,可以进行重点建设,从而加重了中央的话语权。同步进行的工商税制改革,简单地说就是取消产品税,实行增值税,立法征收个人所得税等等。税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是:(1)完全改变了中国工商税制的面貌,为企业的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2)从制度上制止了地方政府任意为某些企业减免税的行为,从而大幅度地增加了财政收入。财税工作讲的有两点第一,项怀诚的价值定位。他是策划、编剧的主要人物,同时又出任主演,或者说是领衔主演。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新中国六十年的财政史他熟烂于心,是他最早提出分税制的设想,嗣后又参与各项具体政策的制定,这不就是策划和编剧吗?当全面推行分税制时,他唱的是主角。1993年下半年,当时的财政部长刘仲藜在北京龙泉宾馆主持召开了一次体制改革座谈会,会上,由常务副部长项怀诚作主题发言,全面讲解了分税制,包括了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这次会议对统一思想至关重要。随后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这出大戏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1993年下半年项怀诚还亲自主持召开了许多座谈会,其中有纳税人的、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专家学者的、海外人士的等等。用项怀诚自己的话说,“就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次可能是历史上历次改革中听取意见最充分的一次了。”项怀诚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可见一斑。最关键的是说服各路诸侯(省市领导)接受中央的方案。主管经济的常务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带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十三个省,去讲解分税制,项怀诚是主要随行人员,而且要担任主讲。回忆那段日子,项说“每次随行都不轻松,经常加班加点,有的时候通宵达旦,车轮大战”。朱镕基说,“有时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从这些描述中可见这一过程是多么的艰难,项怀诚说他这两个月掉了五斤肉。再举一个小例子。1993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珠海宾馆召开中南和西南两大区十个省的书记、省长座谈会,会上有位省长对分税制提出一些意见,其中涉及分税制的许多具体政策,中央领导说不清楚,就急电召项怀诚,叫他乘坐飞机当夜到会前来讲解。这个小故事不也充分说明项怀诚是这场财政体制改革大戏的主演了吗?项怀诚有深厚的理论修养,熟练的业务知识,高超的谈判技巧和雄辩的口才,他的讲解叫听者不得不服。第二,这场改革的效果如何?实行分税制,中央决定以1993年为返还基数年。当时身为分管预算的常务副部长的项怀诚可以说是忧心忡忡,寝不安席。这个心胸宽广、容纳百川的人,已到了不吃安眠药不能入睡的地步。他的担心不无根据,自宣布1993年为返还基数年的后四个月,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共增长756亿,的确有些反常,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提高“基数”与中央争税收。如果分税制改革不能使中央财政收入逐步增长,就要宣布此项改革失败。但事实证明,项怀诚的担心是多余的,到1994年2月8日,一月份收支报表出来了,中央财政一月份收入277亿,比上年同期增长106个亿,增长率为62%,项怀诚高兴了,一块石头落地了。分税制的改革是成功的,有效地调动了两个积极性。财政收入显示,1994年每个月都比上年同期增加,全年增长869亿元。增长率为20%,这是以往历史上少有的。1993年至2007年的统计,中央财政收入由4349亿元上升到51300亿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9.3%,14年的检验,它成功了。2004年,身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的项怀诚说:“这两项改革应当说是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成功的两项。这段历史是很可以大书特书的。”朱镕基总理也说过这样的话:“对财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功,怎么评价都不过分。”那么应该怎样评价呢?第一,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这场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句空话。第二,它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今后的任务是深化,是完善。由于项怀诚的杰出贡献,199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由朱镕基提名并获人大高票通过,出任财政部长当项怀诚坐上财政部第一把交椅的时刻,面对的却是国际和国内十分险恶的形势。国内爆发了百年不遇的华中、华南大水灾;国际上,金融风暴席卷整个亚洲,全球经济都在滑坡。1998年第一季度,国内工业生产出现了负增长,物价水平持续走低,职工下岗人数增加,内需严重不足。大胆的设想:用财政启动经济增长1998年6月16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财政宏观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全面而详尽地阐述了这个观点,提出我国应适度扩大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加货币投放,以基础建设为主要投资方向,如水利、机场、农村、电网、高速公路、粮库等,货币投放的多了,就能刺激消费,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转型,即由紧缩财政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不能缩小财政赤字还得扩大赤字,财政部手里没有多少钱,必须加大举债,经中央批准,发行10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正确的,它迅速带领中国走出了经济发展瓶颈状态,并以每年7.7%的速度大幅度增长,财政收入也逐年上升。1998年项怀诚上任时财政收入为九千多亿,到2003年他离任时增加到二万多亿。项怀诚作风稳健、眼光敏锐、善于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判断。他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紧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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