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与外商投资区位优势

产业集群与外商投资区位优势*——对东莞IT制造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分析毛艳华（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275）摘要：本文首先对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中有关产业集群的理论进行综述，然后选择珠江三角洲地区东莞市的台资IT制造业集群作为实证研究对象，考察IT制造业集群的机理，以及IT制造业集群对于外商投资动机、厂商优势和区位优势选择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集群战略的引资建议。关键词：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外商投资区位优势；IT制造业；东莞长期以来，传统的区位理论和贸易理论一直用于解释与厂商优势、地区优势和外商投资动机有关的投资与贸易问题，并主导各国或地区的外向战略以及相关的产业布局与产业政策。如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认为各国相同产业生产成本存在差异，贸易可使各国按生产成本最低原则安排生产而获利。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成本学说，认为决定国际贸易的不是绝对成本的低廉而是相对成本的低廉。因此每个国家，不管处于何种发展水平，均可生产本国相对成本低的产品，然后进行贸易。还有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强调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各个国家分工生产使用本国最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具有竞争优势。总体上看，这些比较优势界定都与一国的资源禀赋相关，即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以及劳动与资源的低成本优势[1]。因此，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由于具有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发达国家出口（或输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拥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出口（或输出）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理论得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战略及沿海地区吸引外资的地区优势和外商投资的动机等相关问题。在1980年初期，我国以侨乡广东和福建为试点开办经济特区开始引进外资，这些地区依靠劳动力资源丰富（主要为内地省市的大量民工）和劳动成本较低的优势，吸引大量的海外资本（主要是港澳台华人资本）以“三来一补”的方式投资于劳动密集型轻型消费品产业，生产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到国际市场，外向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整个80年代，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基本上是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引进外资也是缺乏产业选择，外商进入的产业大部分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投资区位选择（LocationalChoice）基本上是根据当时沿海开放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在这些地区建立外向型的出口加工基地。1991年之后，以上海浦东开放开发为标志，我国全方位加快了沿海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步伐，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天津、大连等沿海省市也相继成为外资投资密集区，如日资企业集聚于大连，韩资企业集聚于山东，欧美的跨国公司主要集聚于上海，而台资也由广东和福建等侨乡开始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扩散。尤其自1995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政策”颁布之后，中国引进外资由“地区倾斜”政策向“产业倾斜”政策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一些外资出口加工区开始萎缩，建立在自17然资源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未能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持续竞争优势，而一些则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呈现出明显的外资追随效应和外资区位优势[2]。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变化和外资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等问题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极大关注[3-5]，大量的研究成果证实，在国际资本移动和投资自由化的大趋势下，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资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由已有的产业集群（Cluster）或相关的支持产业（SupportingIndustry）来决定是否能刺激和吸引投资的现象[6-7]。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及运营明显转向注重产业的集约化区域的方向，其行为则明显地表现出投资时的追随效应。产业集群与配套产业的完整性以及地区的创新网络更是近年来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重点构成部分。本文首先对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中有关产业集群的理论进行综述，然后选择珠江三角洲地区东莞市的台资IT制造业集群作为实证研究对象，考察IT制造业集群的机理，以及IT制造业集群对于外商投资动机、厂商优势和区位优势选择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集群战略的引资建议。一、波特产业集群理论的主要观点产业集群理论是波特有关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新发展，他采用非均衡的动态分析方法研究地区、国家乃至国际范围内的产业竞争力和竞争优势问题，突破了传统的建立在一般均衡和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并创立了“钻石模型”体系来分析产业集群的竞争源泉与竞争力。在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s）一书中1，波特引入“集群”（clusters）概念，集群即指在某一特定区域下的一个特别领域，存在着一群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8]。在他看来，集群的因素支配着当今世界地图，发达国家都拥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例如，在美国，有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微电子高技术产业集群、底特律的汽车设备制造业集群、纽约玛第森大街的广告业集群、达尔顿的地毯业集群、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制造业集群、马萨诸塞的制鞋业集群和好莱坞的影视娱乐业集群等。在德国，有索林根的刀具业集群、斯图加特的机床业集群、巴登-符腾堡的机械业集群和法兰克福的化工业集群等。在法国，有巴黎森迪尔区的网络业集群、布雷勒河谷的香水玻璃瓶产业集群等。在意大利，有萨梭罗地区的瓷砖业集群以及众多的集中分布在东部和东北部小城镇的设计和生产轻工业品的创新性产业集群。日本也在机器人领域长期处于国际竞争优势地位。因此，波特认为，一国的生产率和竞争优势要求专业化，必须超越资源禀赋要素的比较优势，集群成为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竞争力源泉。1998年，波特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对产业集群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9]。集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例如，它们包括零部件、机器和服务等专业化投入的供应商和专业化基础设施的提供者。集群还经常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并从侧面扩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与技能技术或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最后，许多产业集群还包括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例如大学、标准的制定机构、智囊团、职业培训提供者和贸易联盟等。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制造业集群为例，该产业集群包括680家商业酿酒商和几千个提供酿酒商原料的葡萄种植者。在那里还存在大量补充性产业支持着酿酒制造和葡萄种植，其中包括葡萄存贮、灌溉和收割设备、木桶及标签的供应商；专业化的公共关系和广告公司；以及众多的以消费、贸易读者为对象的酒类出版物。许多当地机构团体也被纳入这一酒业集群，例如座落于戴维斯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拥有世界著名的葡萄栽培、葡萄酒酿制计划和酒业协会，以及加利福尼亚参议院和立法会议的葡萄酒特别委员会。而且，这个集群还与加利福尼亚的农业、食品和餐饮，以及酒乡18旅游业等其它集群有着联系。由此可见，集群具有明显的产业价值链地域空间集聚特征，既有主导产业企业，又有为主导产业提供配套服务的其它产业企业和机构，这些关联产业和机构共同组成一支立体作战军团，既激烈竞争又彼此合作，从而赢得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10]。作为对发达经济国家产业竞争优势实证研究的结果，波特创立了著名的“钻石模型”体系来解释产业集群的竞争源泉以及产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优势的关系。具体来说，“钻石模型”包括四种主要因素（图1）。它们分别是：（1）生产要素，包括初级的生产要素（指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禀赋）和被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2）需求条件，包括国内需求的结构、市场大小和成长速度、需求的质量、需求国际化的程度等各个方面。（3）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包括纵向的支持（企业的上游产业在设备、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和横向的支持（关联的企业在生产合作、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支持）；（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员工的工作动机、同行业中竞争对手的状况等方面。图1波特的“钻石模型”体系（数据来源：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2002，中译本）第三章图3-5并改编）在上述四种因素之外，还存在两种外生因素也可能影响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两种因素就是政府和机会。对于政府的作用，波特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尽力去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提升的良好环境，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诸如确保强有力的竞争和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与培训）来影响钻石模型四种核心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从而达到影响产业竞争优势的目的。另一方面，新的需求、新的技术出现等机会因素则为落后产业获取发展提供了最佳的时机。不过，波特认为，在其“钻石模型”体系中，四种核心因素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是内生的基本环境因素。如果没有四种核心因素的存在和相互配合，单纯政府的影响和机会的出现通常并不会使产业取得竞争优势。这是因为，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另一方面，“政府的影响虽然可观”，但“政府本身并不能帮助产业创造竞争优势”[8]。通过其“钻石模型”体系，波特解释了产业集群这种新的空间产业组织形成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即产业集群不仅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和名声等集体财富。其中，重为重要的是，集群能够改善创新的条件，加速生产率的成长，也更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和吸引关联企业的进入。19另外，波特认为，对于吸引外来资本的地区，如果“嵌入”的产业能够在当地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企业网络时，将会带动该地区相关联的上下游产品的发展，从而提升该地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即“嵌入”产业的“拉拨效应”。相应地，整个产业链条中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也明显地增强，将会持续吸纳大量的外来资本。无疑，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吸引外来资本建立本地具竞争力的产业指明了方向。二、东莞IT制造业集群的案例分析东莞IT制造业迅速崛起是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90年代以来，随着以微电子和光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通信设备和新材料等新经济技术革命的兴起，加快了外资IT在东莞的投资，尤其是1994年以来以台湾IT产业向大陆的大规模迁移为楔机，东莞积极引进台资IT产业，成功地纳入了全球IT产业的分工体系中，实现了外向型经济出口加工贸易由服装、鞋业等低技术轻型产业向电子及通讯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等高技术制造业的转变。目前，东莞的IT制造业已形成了以大企业为中心、大量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配套企业、关联企业、下游企业和研发部门等众多企业和机构的地域集中现象。东莞IT制造业颇为引人瞩目，其IT制造业的集聚过程深刻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机遇和挑战。东莞IT制造业的产业组织形式大致经历了2个演化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早期，利用沿海开放区域的优惠政策，以及土地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以“三来一补”出口加工贸易的模式参与全球IT产业的国际分工，东莞因此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下包生产地。东莞的IT制造最初选择出口加工贸易的模式并得以快速发展，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自80年代以来，东莞一直是海外资本尤其是华人资本的国际下包生产基地，以“三来一补”企业组织方式，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制造业区域生产网络，并使轻型消费品加工出口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直接继承这种出口加工贸易的模式可以减少外资IT的经营风险与不确定性。（2）电子产业具有较长的商品价值链，而东莞在80年代基本上以轻型消费口的加工制造为主，缺少IT相关的上下游产业支持及配套产业网络，电子资讯产业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也都不能实现本地化，因此，只能作为国际IT资本的下包生产地。（3）在整个80年代，东莞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成本与台湾等国际IT产业基地相比具有绝对的优势，因此，从IT产业的价值链分工来看，国际资本把部分电子资讯产品的低附加值加工环节下包到东莞的生产工厂能获得产业地域分工的比较优势，极大地降低制造成本。进入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IT市场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