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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學報‧第三十四期〈研究論文〉民99年3月頁29-75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29‧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關聯性之研究*黃源協、劉素珍、莊俐昕、林信廷**《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討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之間的關聯性,在檢閱有關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相關文獻後,研究者自行設計結構式問卷,並以社區為單位,針對全國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領導者進行全面性郵寄問卷調查及集體填表,計收回有效問卷780份。相關變項經因素分析處理後,橋接型社會資本可歸類為社區人際關係、社區事務參與及社區政治參與等三個因素;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可歸類為地方互動關係及地方社會參與等兩個因素;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可歸類為遠距社會關係及遠距社會信任等兩個因素。社區發展可歸類為過程面的社區營造、及結果面的物理環境及人文環境等三個因素。研究發現,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兩者之間存在著高度的關聯性,且兩者之間存在著良性循環作用;然而,不管是過程面或結果面,社區發展受到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的影響,皆高於橋接型與近投稿日期:99年1月15日;接受刊登日期:99年3月30日。*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邁向永續社區: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之研究」之部分研究成果(NSC96-2412-H260-003-SS2);作者感謝兩位審查委員提供具體且寶貴的修正意見。**黃源協為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e-mail:yshwang@ncnu.edu.tw。劉素珍為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候選人,e-mail:s95103901@ncnu.edu.tw。莊俐昕為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研究生,e-mail:s97103905@ncnu.edu.tw。林信廷為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e-mail:s96103501@ncnu.edu.tw。‧公共行政學報‧第三十四期民99年3月‧30‧距連結型社會資本。在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與分析後,本研究從政策、實務與學術等三個面向分別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後續政策規劃、社區實務及學術研究的參考。[關鍵詞]:社會資本、橋接型社會資本、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社區發展壹、前言自1990年代起的台灣,社區已逐漸發展成為政府與民間社會共同關注的焦點,許多政府部會的重要措施皆強調欲建立「以社區為基礎」(community-based)的服務,較為耳熟能詳者包括:1994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社區總體營造」,1996年內政部的「社會福利社區化」、1999年行政院衛生署的「社區健康營造」;其它相關的項目還包括環保署的「生活環境總體改造」、經濟部的「形象商圈」、教育部的「社區大學」……等。尤其是行政院於2002年核定的「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之「新故鄉社區營造」,以及2005年核定的「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更期待能藉以將台灣的社區帶往永續發展之路。永續社區需要以「社區能力」(communitycapacity)為基礎,社區能力包括存在一個特定社區內的人力資本、組織資源及社會資本之間的互動(ChaskinBrown,Venkatesh&Vidal,2001:7)。有形的人力資本與組織資源固然是社區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若缺乏無形的資產(社會資本)為後盾,將難以為社區的永續奠定穩固基石。將社會資本運用於解決弱勢社區所遭遇的困境或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已成為社會政策領域中的一項重要議題,其受到的關注正與日俱增(Gittell&Vidal,1998;Johnston&Percy-Smith,2003;Kay,2006;Chaskin,etal.,2001;Pawar,2006;Green&Haines,2008)。例如,「社區」與「社會資本」在英國被視為是相關的概念,且政府欲藉由強化社會資本的途徑,將遭遇「社會排除」(socialex-clusion)的社區推向「社會融合」(socialinclusion)(Atkinson,2003),社會資本亦被視為是社會穩定及建立社區自我能力的基礎(Middleton,Murie&Groves,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關聯性之研究‧31‧2005)。國內研究者也指出,對於一些已沒落或沒落中的社區,若欲藉由振興地方產業(如觀光或文化產業)以重建社區,它必須將地方複雜的社會資本納入考量(梁炳琨、張長義,2005)。社區的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關聯性?兩者之間是否相互影響?在台灣,雖不乏有針對頗具發展特色的社區進行相關議題的個案研究(如:黃湘玲,2002;黃永光,2005;江大樹、張力亞,2008),但卻尚未發現針對此議題進行較大規模的實證調查研究。在強調欲以社區為推動諸多公共服務之基地的大旗幟下,實有必要對基礎性的議題進行深度的探究,以作為政策規劃及實務操作上的參考。為此,本研究主要目的歸納如下:一、瞭解台灣社區的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之現況。二、探究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之間的關聯性。三、依據研究結果,提出有助於建立永續社區的相關建議。貳、文獻檢閱一、社區的意涵與範疇「社區」(community)一詞是社會科學常用的概念之一,但它卻缺乏明確的定義Green與Haines(2008:2)即認為,社區包括三項要素:(1)區域或地方;(2)提供居民之間規律性互動的社會組織或團體;以及(3)基於共同利益事件的社會互動。Mattessich與Monsey(1997:6)也持類似的看法,他們指出社區是指「人們在一個在地理上被範定的區域內,且彼此及社區中的人具備社會面與心理面的聯繫」。國內對於社區的定義也漸趨多元,過去以「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二條)為主所強調的「地緣社區」,轉向「社區營造條例」(草案第二條)之較具備「事緣社區」的工具性定義,再轉向「台灣新六星計畫」的「多緣社區」的權變性定義。其定義分別如下:本綱要所稱社區,係指經鄉(鎮、市、區)社區發展主管機關劃定,供為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之組織與活動區域(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內政部,1991)。本條例所稱社區,指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內,就特定公共議題,並依‧公共行政學報‧第三十四期民99年3月‧32‧一定程序確認,經由居民共識所認定之空間及社群範圍(社區營造條例草案)。1社區定義:(1)以部落、村里、社區等地方性組織為核心;(2)不排除因特定公共議題(如老街保存),並依一定程序確認,經由居民共識所認定之空間及社群範圍;(3)社區工作除以在地居民為主體外,鼓勵結合區域性及專業性團體之共同參與及投入,強化社區工作品質與永續推動目標(台灣新社區六星計畫)。2就地緣觀點而言,因傳統之一村里一社區的規範,而使得社區地理範圍往往與村里相仿,故在理念上較不受歡迎,或認為其定義過於狹隘。就事緣觀點而言,它已超越傳統社區或村里之狹隘的空間,並將關注的焦點轉移至「特定公共議題」,亦即,除了讓社區的地域更富彈性外,亦可依據其所關心的議題,例如,文化、生態、環境或教育之議題,數個社區共同採取跨社區的合作模式,或以伙伴關係共同推動其空間(物質)或文化(人文)方面的建設。就多緣觀點而言,除具備地緣與事緣的特性外,更加入與外部專業性團體的結合,讓更多外部資源能投入社區的營造,一種「社區治理」(communitygovernance)的觀點,已初步融入社區的經營,例如,位於南投埔里的桃米生態社區,即是由社區、地方與中央政府、以及專業團體(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以伙伴關係,共同致力於發展社區而享譽全國。儘管社區的定義愈來愈有彈性,但在社區議題的研究,許多採取個案式的研究還是以地理區域所範定的社區為主(如侯錦雄、宋念謙,1998;梁炳琨、張長義,2005;郭瑞坤、王春勝、陳香利,2006;江大樹、張力亞,2008)。在實証研究上,如Coulton(2005:75)所指,定義社區的界限是社區研究與社會工作實務所遭遇到的首要挑戰,由於其模糊不清的特性,將影響研究的可靠度與統計考驗力,亦降低了其在於社區效果的估計。然而,基於研究可行性的現實考量,許多研究者還是必須回歸到地理區域的劃分基準,以做為研究抽樣的依據(如Prezza&Constan-tini,1998;Obst,Smith&Zinkiewicz,2002;Puddifoot,2003;黃源協、蕭文高、劉素珍,2007)。儘管它可能因地理區的考量而被質疑難以真正代表社區居民的集體意識,但這卻是進行研究所必須面對的選擇。本研究亦遭遇到同樣的限制,為此,亦將社區範疇範定於「社區發展協會」之領導者所範定的社區。1資料來源:=18947&ctNode=1077&mp=12資料來源: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關聯性之研究‧33‧二、社會資本的意涵與類型社會資本的概念早在十九世紀就已出現,然而,直到1916年LydaHanifan始首創「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乙詞,據以力倡更新社區的投入對民主與發展的重要性(江明修、陳欽春,2005:184)。之後,社會資本的概念雖然為許多研究者運用於其所關注的領域,但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學者們對社會資本的關注與研究才真正趨於熱絡,尤以PierreBourdieu、JamesColeman、RobertPutnam及FrancisFukuyama的論述獲得最多的關注。Bourdieu(1997:51)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彼此熟悉或認可的制度化關係之永久網絡的實質或潛在資源的總和」。依此定義,社會資本是由個人藉由參與團體及團體本身的關係所取得之利益所組成。Bourdieu進一步指出,產生社會資本之社會網絡建立的最終目的在於提昇經濟資本;且任何個人所擁有之社會資本的多寡,部分是由其它形式的資本所決定(經濟、文化或符號)。Bourdieu的詮釋除彰顯出社會資本與社會關係的關聯性外,也隱含著社會資本與經濟和文化資本之並存及互惠的效應。Bourdieu這種將社會、經濟與文化資本視為並存的現象,若將它置於社區的脈絡裡,也即在強調社區內之各種資本相互依存的重要性,這種提醒對全面性社區發展的實務有其重要意涵。Coleman(1990)將社會資本連結至社會網絡,他認為傳統的封閉網絡易於讓網絡內的人彼此之間有較緊密的關係,進而產生對社區的義務和認同(轉引自Kay,2006:162),這將有助於社區社會資本的累積;然而,隨著社會變遷而衍生出傳統家庭和社區結構的式微,封閉網絡已漸為開放網絡所取代,社區在缺乏義務與認同的強制機制下,有助於社會資本累積的社會信任也隨之式微(Molenaers,2003:122)。Coleman(1988)呼籲要讓這種奠基在家庭和社區的「“原生"制度」(‘primordial’institution)復甦,以取代有目的的結構性組織。顯然,Coleman所謂的「“原生"制度」,也即是連結人與人之關係的社會資本,它不僅能啟動社區人際之間的信任關係,也有助於促進其成員在追求共同的目標時,彼此會有更具合作的意願。然而,資訊科技的發展與網路社會的普及化,Coleman之期待拉回或維繫原生連結恐將面臨著現實面的嚴峻考驗。Putnam(1993a:167)將社會資本定義為:「能夠藉由促進協調的行動來改善社會效率之社會組織的特性,例如:規範、信任和網絡」,他將社會資本視為一種公共財(社會和經濟活動的副產品),且其本質也是為了大眾的福祉(Putnam,‧公共行政學報‧第三十四期民99年3月‧34‧1993b;Putzel,1997;Johnston&Percy-Smith,2003),Putman(1993b:1)也認為好的治理與公民承諾有密切的關係,社區內的社會凝聚力端視社會網絡、規範和信任而定,這些構成社區社會資本的要素,對社區生活品質的改善和社區發展是必要的。顯然,Putman已將社會資本與社區福祉做某種程度的連結,且將社區社會資本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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