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选择与人力资本状况相关性研究

1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选择与人力资本状况相关性研究提要：本项研究依据的数据资料是“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就业相关性研究”课题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在2002年7月至2003年1月对全国16省市进行的问卷调查。在对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使用选用logistic回归模型及MultinomialLogisticRegression估计模型，利用SPSS11.5统计软件，估计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不同就业阶段的外出就业行为与人力资本状况的相关性，并对估计结果进行了讨论，文章最后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关键词：人力资本外出就业logistic模型MultinomialLogisticRegression模型Abstract:Thedataforthisarticleisfromthequestionnaireswhichtheresearchgroupgotamong16provincesofChinafromJulyin2002toJanuaryin2003.Basedontheanalysisofthedata,usingLogisticRegressionmodelandMultinomialLogisticRegressionmodel,theauthorestimatestherelativitybetweentheoutforemploymentofrurallaborsandtheirhumancapitalconditionswithSPSS11.5software.Relativepolicesandsuggestionsaregivenafterdiscussionsontheestimatedresults.Keywords:Humancapital,Outforemployment,LogisticRegressionmodel,MultinomialLogisticRegressionmodel1．文献综述——外出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在对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选择的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多是对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因素进行考察，一部分研究对外出就业的后果进行了考察。“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1997)利用1994年四川省农调队有关资料，采用多因素分析模型，即因素分析法(factoranalysis)，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分别建立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家庭决策模型和劳动力外出就业个人特征模型。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家庭决策模型中，引入了8个变量，包括①人均耕地面积，②家庭劳动力，③家庭外出劳动力人数，④乡镇企业从业人数，⑤劳动力人均收入，⑥家庭类型，⑦村外出人数，⑧村外出人员平均收入。在劳动力外出就业个人特征模型中，进一步引入了劳动力文化程度、年龄、婚姻状况、性别等4个变量。实证分析了在其它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影响家庭内部某一劳动力是否外出就业决策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素质；其次是外出就业的外部环境，这一结果表明，只要存在着城乡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不可避免；第三是家庭的资源和经济条件，分析表明，劳动力在其家庭经济活动中，具有一定的分工差异，而这种分工的差异是家庭劳动力是否外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Donald.J.Treiman等人（张照新，宋洪远，2002）将父母受教育程度因素加以考虑，运用1996年的一个样本容量为6030个中国成人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和后果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对于男性来说，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离开农村的机会就越大。如果某个人的父亲从事非农工作，或者他自己是中共党员，或者曾经在军队服役，或者读过高中，尤其是大专以上，他离开农村获得城市户口的机会就会增加。英国牛津大学JohnKnight和诺丁汉大学宋丽娜（张照新，宋洪远，2002）强调了务工者在进入非农产业就业时受到的种种限制,如不充分的信息、风险和交易成本以2及需求方面的约束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影响。而且通过对邯郸1000多个农户和700多个民工的调查资料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在劳动力外出方面所起的作用。①与国外或城市移民不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决策更多的是建立在特定信息基础上。②社会网络在潜在外出者获得特定就业信息方面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与通过官方组织的介绍获得就业机会相比,通过家庭成员或亲戚介绍工作,外出成本提高2.5%；而通过朋友、同乡、或者从中介获取信息外出,外出成本要增加4%。③教育程度高的人有更多机会获得迁移地点的一般信息和特定信息。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迈克尔·P·托达罗，1992，中译本，第243页）曾提出了期望收入差额的概念。他将一般用于项目评估上的“收益———成本”分析法创造性地用于城乡人口迁移的个体决策分析上,提出城乡之间人口迁移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城乡期望收入的差额。从而论述了预期收入对农村劳动力外出选择的影响。预期收入是按农村和城市工作之间的实际收入差别和一个新移民得到城市工作的可能性来衡量的。迁移决策是依赖于“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市—农村的实际工资差额。托达罗模型的基本前提就是移民们考虑在农村和城市部门中他们能在各种劳动力市场获得就业的机会以及选择从迁移中使他们的预期收人最大化的机会。周其仁（1997）强调外部环境对于农民外出就业机会的巨大影响，认为农民的就业机会首先并不是由他们本人的就业意愿和劳动技能所能决定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和经济体制选择，外生地决定着农民就业空间的容量，从而深刻地影响着普通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经济命运。广大研究者提出的城市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限制政策构成劳动力外出选择的外部环境因素，是影响劳动力外出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包括首先是从经济上卡民工的脖子，对其征收各种税费，人为地提高其劳动力成本；其次，政府利用职业歧视政策，把民工排斥在某些行业之外；再就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其中最常见的是户籍的限制，以此加大农村劳动力的外出直接成本、降低收入、降低就业概率从而达到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蔡昉将这些政策称之为“保护性就业”政策，而且认为城市政府用限制劳动力流入的方法企图实行保护性就业造成巨大的效率损失，不仅限制了城乡劳动力的公平竞争，更导致用工企业的成本上升，利润下降，比如在上海，企业每年要替其所雇用的每名农民工交890元费用，约占民工工资的20%（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城市劳动力市场课题组，1998），更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劳动力的流动减少。谭文兵，黄凌翔（2002）等从城乡生态系统的比较中推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行为选择。认为城市生态系统和农村生态系统内在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都存在一个比例适当的问题，人口过多，必然会在生态系统内部产生一种对过剩人口的排斥力。中国的现实是70%的人口在农村，大大超出了目前农村经济、生活水平下的人口承载力，本文作者估计199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规模为13772.4万人（侯风云，2004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规模估计及外流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3期），这一规模占农村总人口的15%左右，对农业生态系统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压力，并不断地影响着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而由于城市化的不断加速，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文化、交通、生活等设施不断完善，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城市生态系统所受到的压力相对要小。因此无论是由于农业生态系统自身运行的规律性所产生的排斥力，还是人类所具有的追求更好生活环境的内在动力，都决定了农村剩余人口流向城市，这实际上也是人口城市化的生态学动力。在性别变量对于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分析中，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娄彬彬通过在安徽、四川两省的调查发现，外出妇女呈现低龄化倾向，29岁以下的占近90%；文化程度低，外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绝大多数为小学、初中文化，但与未外出女性相比，其文化程度相对要高；外出动因复杂，尽管初次外出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获得较高的经济3收入，但也有很多女性外出是“为了增长才干”或“为了更好的前途”，还有一些女性外出是为了“逃避不幸的婚姻”或是“还债”。对于我国学者在分析农村劳动力外出动机时，往往用“家庭策略”来解释性别差异的现象。蔡昉（1997）讨论了迁移距离对外出就业选择的影响。在济南市打工的外地劳动力中，外省流入的只占6.7%，而且这部分人只有30.4%事先找好了工作，较之本省流动劳动力低了43.6个百分点。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国内地区的迁移距离每增加1英里所造成的迁移成本，需要5美元的预期收入差别才能予以补偿。另一项研究（MamermeshandRess，1993）也十分有趣,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对一个想要迁移到瑞典的北欧国家居民来说，到迁移目的地的距离每增加1倍，他选择迁移到该地区的可能性就降低50%。该研究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寻找合适的就业机会者来说，谁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更具有优势，谁获得的机会越多，谁选择的范围就越广泛，从而最可能突破距离的障碍。这里的所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主要包括获取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较强的承担风险能力，以及对于各种职业的适应性等。赵耀辉（1997）在讨论教育在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时，涉及到了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教育和家庭中学龄前儿童的数量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土地拥有量对外出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土地比较少的家庭劳动力外出概率比较大。如果把家庭人均占有耕地减少一亩，该户劳动力外出的概率就增加4.6个百分点。因为土地是影响家庭农业收入的重要因素，减少土地对外出的影响应该来自农业的预期收入的降低。文化程度对外出的影响很小，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相比，受过小学和初中教育的人的外出概率比较高,但是高出不多(分别为20%和24%,5%的显著度)。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与没上过学的相比，外出的概率差不多(差别在统计上不显著)。我们在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对外出流动的解释中发现，初中毕业生人数与外出规模正相关，但相关系数不大，仅为0.254，而高中毕业生人数则与外出打工规模呈负相关（侯风云，2004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规模估计及外流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3期）。赵耀辉的数据显示，家庭中学龄前儿童的数量对外出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儿童的祖父母帮助抚养的原因。住户访谈的资料显示，儿童的父亲一般不会因为家里有年幼的孩子而放弃外出，如果家里有老人帮助，很多母亲也不会因为孩子而不外出。父母亲把孩子带出去的情况虽然有，但是不普遍。另外，蔡昉（1997）曾就济南市的抽样调查对农民工的就业理性行为进行过探讨，进一步论证了组织化程度对农村劳动力外出选择的影响，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资源对于外出找工作具有重要作用。李实（2001）利用1996年山西省10个村的调查数据对农村妇女劳动力的外出打工行为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证实在影响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因素中，年龄是一个主要的解释因素，农村妇女外出打工者大多是年轻人。同时，文化程度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较高的文化程度更加有助于增加她们的外出打工机会。谭深（张照新，宋洪远，2002）通过分析女性外出的动机以及在不同家庭的角色期待的差异，对于“家庭策略”和“家庭成员利益一致性”假设和判断提出了质疑。她通过对四川省和湖南省200位回流人员的访谈发现，有2/3的外出劳动力第一次外出的动机是为了自己，性别之间没有差异。但在外出是否得到家庭的支持问题上，不被支持的主要是女性。也就是说，女性的个人独立意识在外出动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至少对“家庭策略”的判断提出了质疑。对于“家庭成员利益一致性”假设，谭深认为，家庭女性的角色期待取决于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联系。当两者处于最佳状态时，父母往往从女儿的角度考虑。但如果感情联系较好而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时，女儿就要为家庭作出“牺牲”；如果感情联系不好，外出就成为逃避的借口。女性一旦结4婚，她的角色和责任就基本定型，丈夫对她外出的支持几乎完全是从家庭考虑的，女性外出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