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演变趋向

1979-2015年GDP增长情况注：数据来源于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笔者整理绘制。2009-2016年商业银行景气指数和资产利润率情况2009-2015年分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情况2009-2016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情况注：资料来源于中国银行（601988）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笔者整理。2009-2016年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情况注：资料来源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笔者整理。2010-2014年商业银行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贷款增速情况2011-2014年商业银行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票据贴现增速情况2009-2016年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例和资本充足率情况我国当前的经济新常态综合表现为投资贡献度下降、劳动力红利收缩和内需潜力稳定增长，它将通过投资渠道、信贷渠道和中间业务渠道作用于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资产风险和资产有效性。从投资渠道看，随着“4万亿”投资计划的逐渐消化和边际激励的逐渐减弱，以及“去产能”、“去库存”的政策背景，中国经济增长将由过去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导向模式，转变为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拉动导向的增长模式，这将弱化长期以投资贷款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且利润率和银行业景气指数下降的时间和区间与投资增速下降相一致。从信贷渠道看，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表现为“U型”变动轨迹，拐点出现在2012年的四季度，拨备覆盖率在金融危机后表现为“倒U型”的变动趋势，拐点同样出现在2012年的四季度。商业银行贷款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贷款增速较高的领域已由传统的建筑、制造、房地产行业转变为金融、文化等新型服务业。从中间业务渠道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由快转缓，大型企业的贷款增速在2012年后快速增长，且与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间的差距在逐渐收缩。与贷款增速相类似，小微企业贴现票据增速也由快转缓，其与大型企业间的贴现增速差距逐渐收缩；同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例和资本充足率表现良好，表明对小微企业的融资倾斜并不会影响或增加商业银行的财务风险。为此，商业银行应采取“四维度”的资产质量管控策略。藏波赵幼力黄旭经济新常态的综合表征1、是增速放缓还是短期波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直接反映是经济总量递增幅度的减少。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2011年，中国的GDP都是以近10%的增速在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2012年下降至7.8%，2013年为7.7%，2014年为7.4%，2015年为6.9%。若放宽时限，观察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年均增长情况，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快速稳步增长时期主要位于2000-2008年这一区间，这主要得益于国际经济环境和资金投入。但随着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冲击的逐渐显化，中国经济也步入了总量增速下降的区间，并凸显在传统优势驱动因素上，如投资、劳动力和消费需求等。投资增速稳健但贡献度下降，劳动力增速和贡献度均下降明显，以居民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趋势已初步显现。数据显示，1979-2013年，资本的增速较为平稳，其中年均增速为20.36%，贡献度为133.42%，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资本投入更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其中主要的缘起是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2008年底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有些学者将其解释为政府采取的超常刺激政策。我们可以假设，若政府没有采取这种短期的超常刺激政策，那么GDP的实际增长率将会更低。劳动力的增长一直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在长期技术创新薄弱环境下得以不断增长的重要禀赋优势，1979-1989年和1990-1999年，劳动力每年分别增长2.90和2.82个百分点。2000年之后，劳动力的增速开始放缓，在进入“十二五”期间增速下降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0.39%)，究其原因主要为两方面：一是金融危机导致的加工贸易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倒闭；二是“人口红利”进入窄口。在消费(或内需)领域，2010年之前虽然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速在逐年提升，但二者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始终没有超过100%，2010年之后，随着拉动内需和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步执行，消费增长率已经超过了经济增长率，未来这一趋势将更加稳健。2、经济新常态出现的原因宏观经济增速的下滑并不是金融危机等外生冲击导致的短期现象，而是全球技术创新不足、国内投资空间收紧、劳动力红利萎缩和资源承载力受限综合作用的新常态。首先，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的结束，技术创新引致的需求扩张模式已不可为继。第三次技术革命在20世纪末发生以来，一直都是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经济繁荣也带来了旺盛的需求和消费，这对以投资和出口为主要经济形态的中国无疑是重要的外部红利。但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逐渐结束，以及新技术浪潮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将步入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一个漫长阶段，中国未来的增长也将随之减缓。加之发达国家深陷债务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商品和劳务的海外需求水平。第二，依靠提高工业化来带动投资的发展模式已走向末路，投资效率的恶化进一步阻碍了投资的增加。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工业化率在2000年之后，己显著高于除马来西亚外其他国家自1970年以来的历史峰值，上世纪完成工业现代化的主要国家，其进程平均耗时15-20年，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至今已超过30年，可见，进一步提高工业化率的空间十分有限。另外，若以投资和增量产出之比，即增量资本产出率(或边际资本产出比例)来反映投资效率，我们发现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从1992年的2.4稳步提高到2007年的4.2，始终高于国际平均水平2，且差距逐年扩大。由此可见，中国的投资效率明显较低，这势必会阻碍投资的增加。第三，人口老龄化加速将增加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比较优势资源，但据联合国2010年数据，中国老年人口增长率在快速提高，增长率将于2018年达到1950年以来的最大值5.44%，这将导致有效劳动力增长率由2010年的0.9%下降到2016年的0.06%，其后增长率将由正转负。可见，快速老龄化推动中国人口结构步入拐点时期，供给的快速减少将推动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第四，资源性产品以及资源环境成本由于环境承载力的降低而显著提高。长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致使中国当前和未来面临资源品紧缺和环境恶化等问题，资源性产品供给的削减会推高价格，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人民对生活环境的高要求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也将显著增加企业生产成本，这一方面是生产过程中为减少污染所施加的额外环保技术费用，另一方面是对已污染治理所需的企业污染排放税费的征收。经济新常态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是一个由投资贡献度下降、人口结构变动引致劳动力红利收缩和内需潜力稳定增长综合表征的“新常态”。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之下，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贷款拨备率等资产质量方面的指标将随之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变化的源起于何处就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1、投资渠道：经济增速下滑对资产收益的间接作用在“去产能”、“去库存”作为国家意志予以执行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增长将由过去长期依赖于出口和投资导向模式，转变为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拉动导向的增长模式，但从短期转型“阵痛期”来看，投资增速的下降将对长期以投资贷款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造成显著影响。2008年年底，为应对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中央增加了“4万亿”的投资，这使得2009-201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在20%以上，其中第一产业的投资增速最大，年均增速为42.73%，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速趋近，年均增速分别为25.05%和25.08%。随着“4万亿”投资激励效应的边际式微，投资增速在2013年出现下滑，由19.11%下降至2015年的9.76%，相比2009-2012年的年均增速下降约7个百分点。其中三产相对2009-2012年的快速增长期分别下降约20、12和9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一是“去产能”、“去库存”等供给侧改革政策逐渐执行；二是收入增速放缓引致的有效需求下降。这两方面原因将使得投资增速趋缓的预期由短期转变为长期，导致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的进一步下降，由2013年一季度的1.37%下降至2015年四季度的1.1%，年均下降约0.03个百分点，其中大型商业银行年均下降约0.04个百分点，这与其面对投资性大客户的群体类型有关。随着银行资产利润率的下降，银行业景气指数在2013年之后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与投资增速下降的时点和区段不谋而合，恰恰验证了投资渠道对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的阶段性影响。2013年一季度-2015年四季度，商业银行景气指数的评价区间由“一般”(50%左右)下降为“较差”(25%左右)。值得关注的是，商业银行景气指数和利润率在2016年出现了上升的势头。这种势头归因为三方面：一方面得益于“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下基础设施投资“海外版图”的扩展；另一方面归功于个人购买改善性住房等产生的信贷需求；再有一方面也是商业银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结果。2.信贷渠道：收入增速放缓对资产风险的直接作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表现为“U型”变动趋势，拐点出现在2012年的四季度。2008年底的“4万亿”投资不仅直接作用于投资领域，而且通过投资的外溢和带动效应间接传道至信贷领域，从而一方面降低了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另一方面改善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财务状况。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一季度-2012年四季度，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由2.04%下降至0.95%，年均下降约0.07个百分点，这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下降更为明显，由2.30%下降至0.99%，年均下降近0.09个百分点。随着投资增速的下降和进出口环境恶化导致的出口型企业经营风险的增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由降转升”，2013年一季度-201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年均上升约0.06个百分点，其中大型商业银行年均上升近0.07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是反映银行资产状况的“孪生晴雨表”，后者在金融危机后表现为“倒U型”的变动轨迹，拐点同样出现在2012年的四季度。2009年一季度-2012年四季度，拨备覆盖率由123.90%上升为295.51%，年均增加11.44个百分点；2013年一季度-2016年一季度，拨备覆盖率则由291.95%下降至175.03%。拨备覆盖率变化实则是宏观经济变动的两方面“缩影”：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部分商业银行在之前积累的风险逐步显露，进而导致不良贷款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速已从2011年的39.3%降至2015年的2.43%，说明传统商业银行靠简单增加存贷款规模赚取利差的经营模式已难以为继，这对于大型商业银行尤为重要。虽然在短时间内，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仍将逐渐显露、盈利压力也仍将逐渐增大，但依据150%的国际拨备率安全警戒线，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抵补能力仍处于稳定区间。商业银行贷款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贷款增速较高的领域已由传统的建筑、制造、房地产行业转变为金融、文化等新型服务业。统计显示，2010-2014年，除去传统的个人贷款之外，商业银行贷款增速较快的行业分别为：批发和零售业(年均增速0.39个百分点)、建筑业(年均0.22)、金融业(年均0.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年均0.06)、住宿和餐饮业(年均0.05)、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年均0.0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年均0.025)。与此相对应，贷款增速下降集中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传统的产能过剩领域。3.中间业务渠道：金融创新提速对资产有效性的带动作用小微企业贷款增速由快转缓，大型企业的贷款增速在2012年后快速增长，且与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间的差距在逐渐收缩。中央在引领新常态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激发市场活力，而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基石的小微企业正是增加市场活力、培育新型经济增长点的主要内生动力。2010-2014年，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增速高于整体贷款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