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主题党课讲稿隐喻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呈现与调整

意识形态主题党课讲稿：隐喻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呈现与调整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包含多种类型的隐喻，这些隐喻不仅建构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知，也起到了增强文字美感的修辞效果。梳理意识形态话语中隐喻的主要类型，阐明这些隐喻在结构上的“主导-从属”关系，有利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性，说明它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分析意识形态话语中隐喻的转变，会发现随着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新的理论总是伴随新的话语，新的实践也要求我们敢于说前人未曾说过的话。因此，透过隐喻分析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有利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维护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话语权。一、理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隐喻视角学界在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时普遍更重视“内容”而非“形式”，比如各种意识形态的具体主张、意识形态代表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运行机制等，研究这些“内容”更多是为了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但我们也会发现，意识形态话语中存在着大量的隐喻，仅表达形式来看就比较耐人寻味。（一）研究现状回顾与评析学界从隐喻角度出发对意识形态进行的相关研究为深入理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参考，相关方面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也有一定量的成果，梳理主要内容可以分为如下三个类别。第一类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运用的隐喻。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普遍从语言哲学中的隐喻理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深入阐释，其中最具启发的观点是指出科学论证和修辞并不是对立关系，隐喻作为修辞往往在论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建筑隐喻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的思想基础，尽管这种隐喻会更加突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在不改变隐喻的情况下其实也可以理解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运用“头足倒置”这一隐喻表达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评价，隐喻在哲学性论述中起着构建内容的实质性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的作品中除了有从建筑隐喻出发理解意识形态的观点，还包含“社会大气层”的隐喻，意识形态作为大气层是一种虚体，既有独立存在的领域，也渗透到其他领域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多种作用。第二类是研究隐喻修辞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如实现政治传播、争夺话语权、有效进行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建设等。有学者指出，中西方古代的修辞传统具有一致性，都关注口语交流和政治法律问题，随着社会变迁，政治修辞也会发生变化。“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革命运动已经远去，社会政治生活已逐步常规化，政治治理已日益科层化，直面群众的政治动员稀少了，或日益程式化、仪式化了。”这类研究的贡献是提醒我们随着政治的中心任务从革命、建设转换到改革，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修辞也会相应发生转变，研究者应该具有一种历史眼光。在这个类别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运用特定语料库和数据分析的方法研究党和政府以及主流媒体运用隐喻实现信息发布、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的功能，如运用19xx-20xx年《人民日报》“七一”社论分析共产党的角色转型与“建设”隐喻的不同用法，研究《人民日报》《财新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如何运用战争隐喻主导议题框架，进而借由家庭隐喻和身体隐喻联结“国家身体”观念与家国想象，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类研究的视角更加微观，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宏观研究提供经验支撑。第三类是研究中国共产党运用意识形态隐喻的方式和案例。比如在习近平的重要论述中有大量运用比喻修辞的场景，引起学界较多的注意，“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之‘钙’”的隐喻，借助钙的特性说明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意义。还有学者从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角度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图像隐喻的方式形塑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用英雄人物形象来隐喻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用反面人物形象来隐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等落后思想，“以具象化的图像传达抽象化的意识形态内容，在化抽象为具体、化理性为感性的过程中弘扬主流价值观”。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成果侧重从修辞角度来研究隐喻，旨在探究通过话语创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上述三类成果基本反映了从隐喻角度研究意识形态话语的现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现有研究往往没有兼顾隐喻的认知和修辞两个维度，即要么侧重透过修辞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思想，要么突出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如何提升话语的感染力，未能充分讨论二者的关系，这给后续研究留下了较大的延展空间。（二）隐喻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理论基础。第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具有互动关系。隐喻的建构作用一定是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发挥出来的。“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以一定的语言为载体的。也就是说，既不存在无语言载体的意识形态，也不存在无意识形态导向的空洞的语言形式。”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隐喻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形势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联系，隐喻话语的演进历程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根本上的决定作用，人们不能够通过随意地改变隐喻方式来改变意识形态话语。“如前所说，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对于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来说，这些理论观念并不存在，因而也不用去消灭它们。”意识形态话语又有它的独立性，话语方式的转变可以起到引领现实的作用。当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意识形态工作者应该积极顺应现实的变化，通过话语创新来提升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第二，隐喻总是和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即谁有权力生产某种隐喻，谁就更有可能让自己塑造的隐喻模式成为普遍运用的话语、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不能仅仅从修辞技术的角度理解隐喻，运用某种隐喻并赋予这种形式以特定的用法，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权力的体现。意识形态话语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话语产生的效果比话语本身的含义更为重要。话语分析方法把话语看作一种“使用中的语言”，这种方法对本文的启发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论述意识形态的重要文本出发，考察他们在何种语境下、使用何种隐喻来说明意识形态。在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看来，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概念系统是以隐喻为基础的，比如当我们说“你攻击了我的所有论点”时，就意味着在使用“辩论是战争”这种隐喻。隐喻建构认知的基本原理是凸显事物的一个方面同时遮蔽事物的另一个方面。比如当我们以建筑隐喻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时，特别能够理解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理解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则相对困难。隐喻不仅塑造人们的认识，还影响实际的行动，“正因为如此，这一隐喻就能产生一种反馈作用，指导我们在今后的行为中与这一隐喻保持一致”。特定的思想具有实践力量，这要求我们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来理解隐喻。在很多表述中，不同的隐喻之间存在交叉使用的状况，本文关注那些相对集中、多次使用的隐喻，并结合一定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部署对不同话语进行分析。运用话语分析方法还需要兼收内容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内容分析方法侧重文本中出现的某种明显的标示，词频统计是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这方面已经有不少学者通过统计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文本、政府工作报告等文本中特定词汇的出现频率，研究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规律。这类研究给本文带来一些证据，如一些学者已经做过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词频分析，能够作为本次研究的借鉴资源。但是，内容分析方法也有明显的不足，“因为重要的政治文本不仅字字珠玑，而且‘功夫在诗外’。其文字、论点论据以及各类修辞手法，不仅本身意义丰富多变，而且常常与文本之外的政治知识和文化环境遥相呼应”。针对这种不足，本文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时会更注重结合讲话的特定语境和时代背景。二、隐喻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主要类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隐喻，可以大体划分为战争隐喻、建筑隐喻、生命隐喻和容器隐喻四种。战争隐喻包括战斗、堡垒、前沿、阵地、敌对势力、亮剑，等等；建筑隐喻包括建设、奠基、抓、夯实、巩固、基础、框架，等等；生命隐喻包括拔节孕穗期、一茬庄稼、钙、盐、扣扣子，等等；容器隐喻包括主渠道、灌输等。每种隐喻都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某方面特点，同时也隐藏了其他特点。使用单一的隐喻可能会造成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片面认识，但通过对不同类型隐喻的综合分析，可以形成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完整图景。（一）突出阶级利益斗争本质的战争隐喻战争隐喻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占据非常突出的位置。毛泽东在xx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用“战线”来称呼文化领域，“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邓小平用“袭击”来形容敌对势力对坚持党的坚强领导的挑战，“如果这种骄傲不及时改正，让其发展下去，我们就经不起敌对阶级和敌对思想的任何袭击”。江泽民用“阵地”指代思想文化领域，“大量事实证明，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胡锦涛使用“战斗堡垒”说明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各级党组织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习近平特别关注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变化，指出互联网是意识形态工作“主阵地”“主战场”。“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能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关键要看能不能占领网上阵地，能不能赢得网上主导权。”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战争隐喻既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有关，又是中国革命斗争实际在话语上的反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种经典的隐喻方式一直在革命传统中流传。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马克思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最终导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列宁则在很多场合提到唯物主义的战斗性，甚至直接以《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为题论述思想领域的斗争形势。战争隐喻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意识形态运行机制的解释。一定时代的统治阶级不仅占据着物质生产资料，还占据着精神生产资料，一部分人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从事这个时代的思想生产和分配，造成的结果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促进工人形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帮助无产阶级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革命的胜利前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建立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疾风骤雨的革命历程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战争隐喻交相呼应。战争隐喻突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斗争性。“阵地”“战线”的对面是敌人，敌人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目前一切危险的根源主要是敌人的破坏，也能够让“防线”这一侧的人们保持团结、携手制敌。将隐喻放置到系统概念和具体情境中去，能够体会到隐喻话语想传达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结构。“袭击”“战斗堡垒”“阵地”“占领”“打好主动仗”等隐喻突出显示了敌我双方的对立，这些意识形态话语依赖着总体隐喻框架——意识形态工作是战争。使用战争隐喻强调“输与赢”的情境，旨在树立起人们对政治局势的正确认识。对此，习近平特别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意识形态本身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根据以上隐喻话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立场，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战争隐喻中不仅有斗争，还有斗争中的合作。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等新兴力量在舆论引导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这些人中的代表性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视野，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引导其政治观点，增进其政治认同”。“统一战线”这个隐喻生动地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与合作的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