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与劳动雇佣状态的决定因素——兼评张维迎等教授的观点

海派经济学2003卷第3辑EconomicStudyofShanghaiSchoolVol.3,2003论资本与劳动雇佣状态的决定因素——兼评张维迎等教授的观点朱富强收稿日期：2003-7-6作者简介：朱富强（1971-），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博士、硕导。内容提要“资本雇佣劳动”说是当前学术界占主流的观点，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产物，没有用前瞻和历史的眼光来分析问题。雇佣关系直接地反映了资本和劳动的供求状况，如果供求发生变化，那么雇佣关系也将随之改变；而供求状况的改变则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特性。随着劳动异质性的增强，劳动的优势越来越明显，那么也必然预示着劳动雇佣资本的来临。关键词资本劳动雇佣供求异质性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雇佣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弄清它就便于我们对企业产权结构的理解，便于对企业控制权政策的制定，因而也就涉及我国目前企业改革方向的大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也曾展开了广泛的争论，但遗憾的是，至今仍然没有很有说服力的分析。一、“资本雇佣劳动说”的几种主要观点就目前学术界而言，大多数学者认可了“资本雇佣劳动说”；实际上，自马克思起这种看法就占了支配地位，但是对这种现象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在马克思时代，由于“资本雇佣劳动”确是一种普遍现象，因而马克思在研究中把它当作基本存在来研究；但是，马克思否认这种现象的合理性，认为只是由于自然因素所限，产生了资本强权。他（马克思，1965，7）说，“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因而当时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马克思、恩格斯，1964，30）。在某种程度上说，早期资本主义以及更早时期，资本和劳动之间往往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占有关系。在劳动力买卖以后，劳动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就发生了分离，即劳动者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但劳动本身已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的产品也必然归资本家所有。于是，商品的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家可以任意处置劳动，总要迫使劳动创造的价值远高于劳动力价值。现代西方学者基本上也持“资本雇佣劳动”说，但是，他们不是从批判角度进行分析的，而是极力运用各种手段来论证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如威廉姆森等（2000、2002）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从资产专用性角度来为“资本雇佣劳动”进行辩护，他们认为如果交易中包含一种关系的专用性投资，则事后的竞争将被事后的垄断或买方独家垄断所取代，从而导致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攫为己有的“机会主义”；由于资本比劳动更具有专用性，那么，为了满足专用性资产所有者参与约束，资本—管理型企业就是均衡的组织形式。阿尔钦等（Alchian&Demsetz，1972；Alchian&Woodward，1987）将专用性与团队生产相结合，进一步提出那些出资者就是企业所有者，也就是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的人。霍姆特姆等则从激励机制着手，认为在团队生产中由于每个成员贡献的不可分性，每个人都不会主动披露自己真实的努力程度；这时，度量每个人的贡献时所遇到的困难将影响到谁作为监督者的问题，海派经济学2003卷第3辑EconomicStudyofShanghaiSchoolVol.3,2003所有权应与昀难度量的因素相联系；由于资本的贡献是昀难度量的而容易被错估，因此资本雇佣劳动就是合理的。哈里斯和雷维夫认为，投票权应该与剩余索取权正相关，无风险的“廉价选票”不应该发行；由于劳动比资本更容易躲避风险，因而劳动雇佣资本不是一种昀优的方式。F.凯尔索等人则认为机器越来越先进是生产力提高的根本原因，而人劳动的复杂性似乎没有变化，因此，资本雇佣劳动起因于资本具有更高效率必然要求。在当前的国内学术界，由于对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片面强调劳动对资本的支配权而造成效率低下心有余悸，结果在目前这种“资本至上”的时代就“矫枉过正”，特别是一些学者极力借鉴国外流行理论来对“资本雇佣劳动”命题进行确认，其代表人物如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张维迎在一些论文中以严格的数学假设前提论证了资本雇佣劳动的合理性，其基本理由是，由于物质资本与其所有者在自然形态上是分离的，结果物质资本投入企业变成了一种抵押品；根据麦克洛伊德的退出成本理论，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从企业中退出的成本很大，从而成为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因而就有积极性去管理好企业；而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在自然形态上却不可分离，因而机会主义就比较严重，不可能真正承担企业风险。而且，张维迎（1995）还认为，在一个消费不可能为负的约束条件下，一个人当企业家的机会成本与其个人的财产正相关，因而资本雇佣劳动保证了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而对一个一无所有、只能靠借入资本当企业家的人而言，成功的收益归己，而失败的损失却推给他人，因而即使没有能力的人也有兴趣碰碰当企业家的运气；此外，易于观察的股本可以作为一种信号手段标示出有关他们经营能力的信息，从而使这种安排节约交易成本。二、对“资本雇佣劳动”合理性的质疑尽管资本雇佣劳动是早期资本主义支配性现象，也是当前的主流状态，然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总可以看到大量的劳动雇佣资本现象，如大量靠人力资本计股入投的公司就是如此。靠剪息票生活者的资本实质也是被雇佣的，目前越来越盛的人力资本公司、基金公司、咨询公司等都是如此。而且，自从20世纪初以来就日益凸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象实质上也是对资本雇佣劳动的革命。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资本雇佣劳动的合理性、永恒性进行反思。我们这里先对西方学者的一些分析进行质疑。就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而言，首先，它的假设并不是现实合理的，而是基于早期资本市场不发达、证券化程度不高的企业特征，但是随着证券化程度的提高，资本即使是物质资产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劳动同样也具有专用性，甚至比资产更具专用性。特别是由于存在广大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资本的专用性往往并不能轻易和经常性地受到要挟，费茨罗和穆勒等论证了工人因加入和退出企业高昂的交易费用或不可转换的人力资本的积累而难以流动（包括现有职业和新职业的收入差异以及变换职业的净交易费用）。青木昌彦(Aoki，1980，1984)就以日本企业制度为背景，提出企业组织剩余来自于工人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联合生产，因而工人可以凭借专用性人力资本与资本家谈判，获取组织租金的一部分。其次，它基于资本比劳动更具有专用性的假设而认定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更为公平的组织形式，实质上是以规范的价值偏好来代替实证分析。有学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福利经济学的规范分析，其主要功能在于阐述某种合约和制度安排的合约性或有效性，因此带有浓重的经济伦理色彩。事实上，雇佣问题并不是社会对专用性资产表示同情、防止它们被讹诈而出于良好意愿设立的，而主要是社会竞争的结果，它取决于竞争双方的势力。实际上，如果仅是因为使资本更具专业性的话，那么它在与劳动的交易中就必然处于劣势，在交易过程中反而更加可能被雇佣；现实中往往并非如新制度主义所判断的，一些专用性非常强的资产反而被出卖（被雇佣）了。事实上，目前有些学者已经正确认识到这一问题，指出“专用性”不但不是当事海派经济学2003卷第3辑EconomicStudyofShanghaiSchoolVol.3,2003人获得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基础，反而削弱了这一基础。因为专用性资产的价值依赖于团队其他成员，当事人的退出威胁难以令人相信。哈里斯和雷维夫等的观点实际上与新制度主义有关专用性的观点具有一脉相传的逻辑，它同样强调了劳动退出的自由性，以及劳动对企业控制的机会主义倾向；实际上，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劳动者是否比资本更容易躲避风险呢？在经济不景气时，股票可以抛售，即使有所损失；但劳动者非但不可能通过转换工作来提高收益，更甚的是失去工作，从而丧失基本的生活保障。而霍姆特姆和凯尔萨等人的论调实际上是非常荒诞的。霍姆特姆等认为资本的贡献更难估量，事实上，活劳动与物化劳动（资本）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就在于：由于活劳动复杂程度、熟练程度千差万别，因而是异质的；而经过沉淀、凝结成物化劳动的资本，实质就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复杂程度强、熟练程度高的劳动凝结成更多的物化劳动——资本，而那些无效、低质的劳动凝结成的资本量则较少。现实生活中劳动和资本贡献的特征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一般而言，资本的所得——利润或利息——往往有个变动范围，资本的损失昀多是它本身，而所得也有个限度；但是劳动的工资却千差万别（如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年薪达2000万美元以上），在网络时代，有的劳动可能一夜之间获得上亿收入（如小超人李泽楷）。事实上，我们谁能评估一个科学家的发现对人类的价值？可见，劳动的复杂程度不同使得劳动的贡献更难度量。凯尔萨的著作《资本家宣言》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共产党宣言》的反动，主要强调观点上的对立，而没有深入的理论分析。正如上面分析的，由于资本的同质性，因而资本对价值创造的贡献没有理由是大幅度变化的；事实上，机器的复杂化和先进性则只不过表示凝结在这些机器上的物化劳动越来越多，社会上的资本越来越大。因此，就整个社会的资本贡献来说，它的总量也不过以资本增长率相同比率增长。如资本总数增加1倍，资本对社会的贡献也增加1倍；况且，我们这里假设同质的单位资本对价值创造的贡献是不变的，而没有考虑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影响。同时，资本增多意味着未消耗的劳动节余的增加，而这种增长只能来自劳动的复杂化和更有效，因为资本是同质的；此外，由于以知识形态存在的资本的递增，促进了劳动有效性的提高，而知识的载体是劳动者，结果就体现为劳动者创造价值的增加，劳动异质性的提高。表面上，社会大多数人的劳动的复杂性没有很大的提高，甚至比以前更加轻松了；实际上，这仅是考虑体力劳动，我们谁也不能否认今天人类的智力比以前大大改善了；而且，人类的生产过程都是迂回曲折的过程，那些直接的物质生产者的劳动可能更轻松了，但为这“轻松”所付出的其他“迂回”的社会劳动更多了，更复杂了；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过程的迂回度越来越高（如科学家、管理者、教师）。产业工人的空闲时间的增加，完全是以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时间的增加为代价的。就如企业的管理者而言，管理者的工作时间正在变得越来越长，如P.F.德鲁克（1989，37）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直接生产者的工作时间大为减少了，但知识工作者以及管理者的劳动时间却大为延长，并越来越稀缺了。反思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回过来重点对张维迎的观点进行剖析，因为他的观点在当前我国学术界具有直接的影响。首先，张维迎关于劳动更易退出的分析实际上如新制度主义的观点一样主要适应劳动力相对单一、同质和物质资本形态比较单一的早期资本主义，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力资本越来越异质化，越来越具有专用性和群体性的特点，人力资本也不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团队、过去的经历呈越来越强的互补性；因此，人力资本所有者的退出成本越来越高，这意味着人力资本越来越勇于承担企业的风险。相反，物质资本的形态越来越多样化，其所有者可以根据风险昀小化原则组合和转换这些物质资本，从而规避风险；越来越兴起的物质资本证券化趋势也为规避风险提供了另一有效工具。实际上，根据华尔街规则，股东用脚投票成了企业风险的主要规避者，甚至是企业动荡风险的主要制造者；而越海派经济学2003卷第3辑EconomicStudyofShanghaiSchoolVol.3,2003来越多的案例也表明，企业职工往往是企业的昀后退出者。张维迎认为，在劳动雇佣资本的情况下那些一无是处的穷光蛋也会来碰运气，这也是非常片面的。事实上，在一个市场不断发展成熟、信息机制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利用很多特征信号来判别一个人的能力；一个拥有大量资产的人也是不会随便将资产交给一个没有经过市场评估的人，人们一般是不会相信一个无迹可寻的陌生人的（当然，一些特别能包装的人也可能得逞，这也是社会上同样存在很多受骗上当的事件的写照）。一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