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产专题第7号准则：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1建设诚信政府一、取信于民，立国之本诚信，顾名思义就是诚实守信，诚即真诚、诚实；信即守承诺、讲信用。诚信的基本含义是守诺、践约、无欺。诚信的通俗化表述就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哲人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诗人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民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都极言诚信的重要。几千年来，“一诺千金”的佳话不绝于史，广为流传。在中国古代，“诚信”不仅是文化个体的立身之本，而且是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原则。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哲人看来，诚乃自然、社会和谐之道，天人和谐之道。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曾说“诚者，圣人之本”，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诚信为人性之本和天道之源的意义。正因为诚信要求人们忠实于人自己的本性和存在，即要使言行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相符合，因而被儒家提升为立人立国之本,是当政者的为政之本，取信于民，是从政的基本条件；不能取信于民，就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支持，因此治国必须取信于民。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前人重信的基础上，首次将诚信列入“三纲五常”，认为臣民对君必须守信：“竭愚含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而君对臣民也要讲信，“明主贤君必于其信”，“信，国之宝也”。我们的政府也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到了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说明诚信对于治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家来说，诚信是立民之本。孔子主张以德治民，爱惜民力，取信于民，正身律己。孟子进一步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先人们认为，治国理民，无信不立，无信不威，信为政基。孔子的这一主张道出了取信于民与国家政权存在的重要关联，不失为历史经验的有益总结，值得后人借鉴。2国家政权之所以能立得住，是因为有民众大力支持，而民众是否愿意大力支持，则取决于当政者是否做到了取信于民。“信”在这里是管理民众、维护社会安定、维系国家政权的基本前提和有力保证。中国的历史也证明，重诚信，就能取信于民，取得国家的安定。因此历代的统治者都特别注意取信于民。《史记·商君传》记载：“以卫鞅为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既具，未有，恐民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可见，令出必行讲信用是商鞅变法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如果轻诺寡言，背信弃义，则必然失信于民，给国家带来祸患。傅玄说“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随之，是以日夜见灾也。周幽以诡烽灭国，齐襄以瓜时致杀，非其显乎!故祸莫大于无信。”他以周幽王、齐襄公因诈伪失信而国破家亡的史实，指出了统治者不以身作则讲诚信的危害、祸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诚信是其最基本的准则，而政府诚信又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本准则。政府只有诚信行政才能取信于民。社会信用的重中之重乃是政府信用。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中，政府信用处在核心和主导的地位，政府信用是社会表率。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具有号召力和权威性，没有政府的诚信，构建社会诚信只能是一个空谈。二、什么是政府诚信政府诚信是指政府管理机关对法定权力和职责的正确履行程度，政府管理部门在自身能力的限度内实际的践约状态，包括政府管理部门的科学民主程度、政府管理部门行政的依法程度、政府管理部门作为公共权力代表的公正程度、政府官员的公信力等。政府诚信是一个政府应有的责任，政府要通过具体的政府守信事例，表明政府的诚信。2004年中国政府部门主动、及时地发布非典病例3数据、海军潜艇失事、洛阳火灾、禽流感疫情消息，显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前所未有地增加。响应全社会建立诚信政府的迫切呼吁，各地政府擂响了诚信建设的鼓点，政府必须讲诚信已成为世人的共识。为此，认真审视和检讨政府诚信的缺失，化解公众信任危机，提高政府公信力，重塑现代政府诚信的新形象，让政府自身成为遵循诚实信用及信赖保护准则的诚信示范者，是政府加强自身建设，取信于民的理性选择。三、建设诚信政府的必要性1、政府诚信是社会信用制度的是核心在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工作中，政府重点扮演着双重角色，一种角色是组织者、协调者，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开展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工作；另一种角色是信用主体，与企业、个人处于同等地位。古人云：“民以吏为师”，政府一言一行都是整个社会的先驱和表率，一个国家里政府的品质总是成为该民族性格品质的标签。作为社会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和监督管理者，作为诚信环境最重要的建设和保障力量，政府的许多行为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重要的引导作用。政府自身如不能践约守信，承诺不兑现，说话不算数，就必然会招致企业、个人的竞相效仿，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信用缺失的“米诺骨牌”效应，整个社会将陷入信用危机的恶性循环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核心，政府信用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应当发挥表率作用，所以培植政府的公信度，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2、政府诚信是市场经济体制良好运行的保证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了市场制度规则的主要提供者和监督执行者的角色，政府提供的规则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真正起作用必然取决于政府的诚信度。虽然，诚信是全社会的事，政府、企业、个人三者间应形成良性互动。但是，诚信就是最好的投资环境，是当今世界吸引投资、发展经济的最重要因素。政府能否提供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值得信赖的稳定性、透明化的规则，并且保证这些其调整功能4的实现，这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随着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过去那种依靠政府制定优惠政策改善招商软环境的方式，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已越来越小。如何大力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杜绝政策朝令夕改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已成为吸引投资能否获得最终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政府招商最大的诚信所在。但最让国民担心的就是某些诚信缺失现象已经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健康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报道，我国每年由于信用问题造成的损失高达6000多亿人民币。入世后，在更大程度上而言政府加入规则又对政府诚信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行为都要受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我国政府签署的多条入世协议中，有140多条与政府有关，信守承诺是对成员方的基本要求。加入后，很多外国政府和组织对我国政府遵守规则的可信度，提出疑问并表示担忧，特别是我国入世前某些个别贪图暴利的不法商人，将国内的假劣商品流传至周边国家甚至西欧，导致中国国际形象受到损害，因此，在国外，中国的商品往往被人质疑，因此无形之中，某些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商品有意抬高门槛。国外“中国制造”恐慌症，就是让中国人内心刺痛的一个问题，我们尚且不说韩国人的过于自尊总说自己国家的东西是好的，就是在思想比较开放的西方国家，他们对“中国制造”也同样有一种恐慌症，生怕买了假货或低劣商品。中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国外投资，其中原因恐怕还是中国丰富而又低廉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源，而不是彻底被中国政府的诚信所吸引。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市场化的经济社会里，政府诚信已成为决定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走向的重要因素。因此，大力提升政府诚信，积极按世贸规则办事情，积极实践承诺，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才会得到更本的转变，否则会随时面临被制裁的危险，同时这也是优化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来投资的关键。3、目前政府存在着诚信危机问题5改革开放以来，各级人民政府秉持人民利益至上，诚信为本，群众是满意的，特别是在惠民政策上，例如在今年上半年的两会上提出的农村“三最”问题，十七大提出的“民生”问题，都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是取信于民的政府，因此我国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威望和公信力大大提高。但是，一些政府部门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对政府诚信问题认识不够，而且，现阶段某些地方政府信用也面临着危机，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公开拷问着政府的诚信。实际社会生活里，政府诚信缺失有以下几种典型表现：数字造假，诚信意识淡薄。有的地方政府或个别政府领导，诚信意识淡薄，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不察实情，不讲真话，不负责任。受利益驱动，拿一些造假数据作为考核和提升的资本,使得现行的统计体制和统计水平无法保证准确性，所以统计数据，级级放水，难以核实，影响中央宏观决策。上级部门下达基层政府的任务，有的不切实际，为了完成任务，有的基层政府层层加码，数字造假、虚报浮夸。有两句民谣可以部分说明这种现实：“一级哄一级，一直哄到总书记”；“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这些民谣虽然有些以偏概全，但也并非没有根据。暗箱操作，决策远离科学。决策错误是最大的失误。要想保证政府的决策充分体现人民利益，就应当广泛听取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和要求，除了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都应当向社会公众公开。但是，有的地方政府工作缺乏公正性，透明度不够，神秘性有余，习惯暗箱操作，最终导致决策失误。以非典时期为例，非典危机不仅暴露了这些问题，而且还使得其危害最大化。其表现为：一是有关传染病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定不足，或者有了法律规定，政府部门还是不习惯于依法行政；二是行政机关习惯于秘密运作，在发现多例非典病例后虽明知形势严重,各个疫区也下发通知要求隔离诊治并要求下属部门天天上报疫情，但是通知只是内部文件，没有对外宣布,在广州，当“非典”6危机导致谣言满天飞，引起市民疯狂抢购之后，信息公开不足导致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积极的有利于防控非典危机的公共空间，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尤其对一些与广大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敏感问题的决策，过程过于简单，没有民意基础，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从而出现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现象，使基层老百姓对某些地方政府的政策失去信任，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感情。没有知情权，监督权也就没有意义。朝令夕改，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共政策的制定，既要着眼当前效益，又要考虑长远利益，要有明确的可预见性。不少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不顾客观条件，凭空许诺或天花乱坠，结果难以兑现的种种承诺全成了泡影，“空头支票”甚至由“筑巢引凤”变成了“关门打狗”，实际上就是敛财的行为。还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变动频繁，新官不理旧事，一届政府一朝政策。所有这些状况，都严重影响了政府的信用和公众形象。政府盲目干预，任意毁约严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旦签订了行政契约，就必须依法履行。而有些地方政府盲目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签订了合同也不履行；有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兼并收购资产等活动中，出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长官意志，强行要求效益好的企业在投资、担保贷款、资产重组等方面照顾劣势企业；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谋取部门和其他利益，擅自解除合同或承包协议。基层政府债务日益增多，欠债难还。比如：政府兴办的公益事业普遍留有资金缺口，形成一定债务。也有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兴建极其宏伟的衙门，长期拖欠巨额工程款不还。利益驱动，地方保护主义泛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局部利益，无视市场规则，实行地方保护。为了本地的经济发展和财税收入，禁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保护本地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有些地方7领导认为整顿市场秩序不能真抓实干，否则会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甚至为本地企业的制假贩假行为充当保护伞；有些地方的国有企业有恃无恐地恶意逃废银行债务，其背后往往有地方主管部门撑腰。腐败形势仍然严峻，官员以权谋私。近几年来，党和政府像陈希同、王宝森、倪献策、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等等一大批高官纷纷因为职务犯罪而被判刑，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给社会带来恶劣影响，这直接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据《中国法律年鉴》统计，利用职务犯罪以权谋私的案件总体呈上升趋势，以2000年为例,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案件就有45113宗,因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的县处级干部2680人，厅局级干部184人，省部级以上干部7人。目前，官员腐败性质逐渐由个案向窝案、串案发展。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与个体户、无业人员以及其他单位人员勾结起来，或者单位内部的人员互相串通，共同侵吞国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