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预防和应急准备做好维稳工作3篇

1/13强化预防和应急准备做好维稳工作3篇强化预防和应急准备做好维稳工作1一、当前基层信访维稳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一）信访的“属地管理”原则，使基层维稳面临诸多困难。当前，发生进京非访后，责任追究主要是查看非访人员的身份信息，国家追究省，省追究市州，市州追究县市，县市追究乡镇和街道，一级追究一级责任。这种无论上访原因而绝对的“属地管理”原则，对基层造成的压力很大。当前，基层最感头疼的信访案件有以下三类：1、“涉法涉诉”的信访案。根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信访条例》，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据此分析，按照《信访条例》接受的信访事项应是行政机关处理的事项。然而，将涉及法院判决、执行等信访案件推到行政机关负责，这显然是不可能解决的，行政机关不应也无法参与干涉审判机关司法行为。例，对法院的判决不满而常年上访，该走的程序已经全部走完，已“三级终结”在最高人民法院备案。但仍然进京，不走正常渠道，进行非访，基层没有化解的权力能力，却只有维稳的责任，这显然是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等。2/132、涉及跨地区的信访案件。所谓跨地区案件指的是虽然户籍在本地，但是反映的事件是在另一地区发生的，跨县市或是跨省。3、已经长期不在本地居住人的信访案件。有一部分重点信访户，因种种原因，长期在外地生活，但户籍却一直留在原地。每到敏感时期，联系他们并进行稳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于基层维稳人员而言，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无法准确掌握他们的行踪，造成基层维稳时非常被动。(二)无理访打击乏力，谋利型上访步步紧逼，牵扯基层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1、无理访打击乏力。无理上访，就是上访人反映的问题已按法律、法规、政策和事实依据处理终结，但上访人拒不接受处理结果，就同一问题重复上访，提出无理要求的行为。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即使非访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处罚及强制措施，最多就是个行政拘留几天，这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地方政府只能派人接回，住宿、吃饭、车票全部由地方政府买单，即使这样，他们有时还故意不合作，趁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制造麻烦，给地方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2、谋利型上访步步紧逼。以谋利为目的的上访，许多就是上访专业户。这些上访专业户主要呈现出四个特征：一是从年龄上看，上访专业户一般在40-60岁之间。在这一年龄段的人，人生阅历丰富，精于人情世故，这可能是他们善于上访、跟政府周旋的重要原因。二是从上访次数来看，上访专业户上3/13访次数多，上访频率较高。他们不断地挖空心思，寻找各种理由和借口去上访谋利。一旦他们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或者依据之后，马上就动身上访。有些上访者甚至一个月要上访好几次，成为当地政府的“熟人”和地方社会的“名人”。三是上访专业户懂得法律政策，精于钻政策法律的空子。四是上访专业户善于抓住政府的软肋，并通晓政府动态，以捞取利益为终极目的。3、维稳投入居高不下。每到敏感时期，上访户都会提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要求，为了稳定，每年我镇在这些信访重点户身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不是小数目。敏感期还要24小时盯防，轮流换班严防死守，并且随时还要跟访领访，牵扯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二、基层维稳渐入困境的原因分析（一）政策缺位。目前基层信访工作的困境是，无法对上访者进行清晰分类而降低了信访治理绩效。如何区别谋利型上访和维权型上访始终没有求解之道。国家信访局称80%的上访是有道理的，这只是一个比例上的区分，没有实质性意义，其实践的结果是无法区分。无法甄别维权型上访和无理上访，则无法制定相关政策来治理无理上访，或者说即使有相关政策也无法实际操作，这就为那些希望通过上访来谋利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二）责任错位。当前对基层信访的考核制度是对上访量4/13的统计，对息访率的考核，在属地管理和这种压力型体制下，稳定成为了第一责任，基层干部为了“帽子”问题，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信访者息访。于是，面对越来越多的谋利型上访者，基层政府使出浑身解数，在“起火”与“救火”之间来回奔走。因此，当上访专业户死皮赖脸、胡搅蛮缠让官员们烦不胜烦时，给上访者施舍一些钱财、给点小恩小惠，以达到息事宁人、罢诉息访的目的，成为了政府部门应对上访时的普遍选择。这种“救火”式的处理方式，不仅破坏了既有的规则，而且对其他当事人起到示范作用，使部分谋利型上访者看到了谋利的希望，为上访专业户的进一步蔓延创造了空间。（三）治理无法。《信访条例》对政府行为很有约束力，但对那些无理上访的人则没有任何约束力，这让基层政府在信访治理中很被动。再加上近年来个人权利本位畸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强调，这些都为无理上访者与政府的博弈中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因此，一旦基层无法满足其要求，就会出现越级上访。三、几点构想和建议上访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出现和不断蔓延，既有体制的原因，也由思想意识的原因、政治法律制度和领导方式的原因，理顺和解决好上访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合力。（一）创新和完善信访相关制度。1、合理界定信访界限，重塑信访功能。在当今中国，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家庭邻里纠纷，信访无处不在，无所不管，5/13“信访洪峰”的出现是信访范围无限化的结果，只有明确信访的范围，才能充分发挥行政信访的功能和作用。由于信访制度偏离了其“政治参与”功能的制度初衷而承载了本不应承担的权利救济功能，由此造成其既无法充分实现民主监督的功能，又破坏了司法权威，进而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要充分发挥信访制度的功能，应将其功能定位于民主监督和政治参与。这不仅需要像信访这样的民意表达机制的完善和发展，也需要强化信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和有序化，从法律上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使。2、建立无理上访终结机制。在当前的确存在信访案件“三级终结”制度。对部分确无问题可解决，信访人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复信访案件，经上报州、省信访联席会议复核，确认为无理信访事项后，报国家信访局备案，涉法涉诉案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备案的信访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去省进京正常登记上访，不再列入通报范围内，不计总数。但是，一旦他们进京非访，仍然没有行之有效的打击手段，仍然给基层政府带来巨大的维稳压力。因此，必须完善对确认的无理访的终结机制。对于已经确认备案的无理访，不应该再由地方负责，国家应从法律层面上坚决给予打击，防止无理访变为无休止的信访。（二）加强基层政府的信访治理。1、提供法律援助，完善利益诉求机制。上访是群众利益诉求的一种表达途径，上访者大多数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正是因为其本身状况的不如意才希望通过上访予以解决。因此在6/13处理上访案件时，应将信访和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有机结合起来，对涉法问题做好解答，对符合援助的信访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增强信访的法律含量，提升公民依法信访的质量。2、建全重大事项信访风险评估机制。妥善解决好上访问题就是减少社会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整体和谐的目的的一项社会战略。对可能出现的不稳定隐患作出评估，确定风险等级，将其纳入维护社会稳定、实施源头治理的系统工程，以此建立早预防、定措施、想对策、清根源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化解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不稳定的隐患。3、逐步推进信访听证制度。把听证机制引入到信访工作中，对重大疑难信访事项组织听证能减低成本、提高效率、减少事后不必要的矛盾纠纷。在听证的程序设计上，可引入第三方介入模式，如邀请公信力较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人士参与信访听证，让整个听证过程在阳光下运行，公开、公正、公平的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做好评议意见，对未超过半数以上听证者的认可的评议意见，不得申报终结。信访听证制度扩大了无理信访事项终结机制的社会参与面，让社会来监督政府部门是否有依法办事，从而压缩无理上访户与政府部门博弈的空间。4、加大对基层维稳的保障力度。一是要加强对维稳干部的工作能力的培训。二是要落实维稳经费和装备，加大对基层维稳工作经费和装备的支持，确保维稳工作的后勤保障到位。同时，要解决基层维稳干部的政治、经济待遇，使他们能安心7/13在一线工作。三是要爱护愿意做事的维稳干部。改革会有风险，干事难免失误。对于那些敢于做事而出现失误的干部、得罪人的干部、有争议的干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干出成绩引来忌妒、大胆干事得罪人的干部，要看得“重”些，肯定要“多”点；对有争议的干部，要深入分析，正确对待。对那些不愿做事或不适合从事维稳工作的干部要及时调整，确保维稳战线的战斗力。强化预防和应急准备做好维稳工作2一、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近年来的信访总量和接连发生的集体上访事件不难看出，大多数是因利益诉求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矛盾触点增多，敏感性、关联性、对抗性、破坏性增强的特点。当前，引发不稳定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新的不稳定因素增加。随着县域经济不断扩大，经济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使维稳形势变得较为复杂，各种不确定因素还很难预料。房地产等建筑行业引起的拖欠农民工工资、债务纠纷会增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失去务工机会，将给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带来新的问题。（二）征地拆迁安置补偿问题。绝大部分群众对征地拆迁与安置补偿的态度是积极的，能够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但是，一些个人和组织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8/13事，擅自降低补偿的标准，拖延安置补偿时间，实行强制、野蛮拆迁等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引发群众的对立情绪，滋生了不稳定因素。（三）“三大纠纷”问题。争地争水争林问题绝大部分能在基层人民调解中得以妥善处置，但仍有个别因种种原因，转化成较为激烈的冲突，给当地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危害。（四）企业改制问题。由于企业改制必然要调整诸多企业原有的经营机制，如企业人事制度的变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等，势必会对企业职工的利益带来冲击。当企业职工认为自身利益受损时，就会引发不稳定因素。此外，个别人借企业改制之机，侵吞国家、集体利益，激发职工对企业的不满，进而对企业改制政策不满，从而形成不稳定因素。（五）刑事犯罪问题。公安机关通过“神剑”系列专项整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的目标。但是，抢劫、抢夺、杀人、重大盗窃等暴力犯罪和侵财案件还时有发生，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了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六）涉众型经济犯罪。一些人或组织受利欲驱使，非法吸取一些急于致富群众的资金，随后将资金据为己有，或用于自身的经营，无法兑现当初“高额回报”的承诺，致使群众的利益受到损伤。非法集资还极大地扰乱了金融秩序，影响了金融安全。（七）敌对势力颠覆破坏活动。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敌9/13对分子对我国进行渗透，直接危害国家安全。各级各部门加大了对邪教组织的打击力度，但是，仍有一小撮顽固分子在外来势力的操纵和蛊惑下，秘密从事破坏活动，在一定区域内滋生了不稳定因素。二、新时代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对策纵观当前社会政治稳定大局和局部范围内存在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不难看到，个别不稳定因素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转化为较激烈的冲突，在一定范围内滋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新类型的不稳定因素会不断出现，敏感时期依然是不稳定因素的多发时期。因此，必须做好新时代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一）切实转变干部作风。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的发生，决非偶然，它暴露出我们的一些干部作风漂浮，脱离群众，忽视群众诉求。我们要深刻反思，在转变工作作风方面狠下功夫，敢于直面矛盾，敢于面对群众，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三严三实”等专题学习教育。（二）因地制宜分类治理。对于民生问题，一要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做好建档立卡户扶贫开发、生态移民搬迁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安置等工作；二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规范和完善城乡居民的低保、新农合工作，做好非公有制企业参加社会保险工作，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三要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推进结对帮扶活动，帮助城乡困难群众解决医疗卫生、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对于社会治安问题，要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犯罪，深入开展“神剑”专项整治行动，依法从重从10/13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重点打击涉黑涉恶有组织犯罪，爆炸、绑架、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抢夺、盗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