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国家安全形势看群体性信访问题

1从当前国家安全形势看群体性信访问题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电视电话会议将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课程开到我们交口这个小县城，应当说是很有必要。第一，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家安全正在成为党内外干部群众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目前其受关注的程度可以说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第二，接受培训的学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导岗位，他们对现阶段国家安全的认识实际代表了全党普遍的认识水平；第三，在对国家安全高度关注的同时，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并不相同。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就认为，国家安全形势正变得愈益严峻，对外的冲突与磨擦似乎越来越难以避免。这说明，在中国与世界关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范畴，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影响党内干部对和平发展道路和我国战略机遇期如何认识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在我县开设“国家安全问题”的课程，不仅要回答广大干部普遍关心的问题，实际还有一个如何引导干部更好地理解中央的重大对外方针政策，进一步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信心的问题。我个人体会，这里的关健是要帮助干部对当前国家安全形势有一个全面和准确的认识。一、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分析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今天，党内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2实际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人们关注的是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威胁，应对的手段是全民动员，随时准备进行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当时人们的国家安全观念首先是准备打仗，战争不可避免。进入80年代之后，小平同志判断世界已进入和平发展时代，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威胁开始消除，中国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直到今天，全球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威胁、环境气候变化以及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主权威胁，甚至来自国内执政党自身的腐化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增等问题，都成为威胁整个国家安全的因素。与这一形势的变化相适应，人们的国家安全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传统战争不断威胁的观点不可避免有所调整。由此可见，人们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那么，对于当前中国的安全形势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呢？这里还是有一个现象与本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从现象上看，近来中国周边不稳定的因素确实有所增加，这里包括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遏制”因素、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猜忌和“防范”心理以及围绕海洋权益的磨擦和纠纷等等。但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实际上也是外界对于中国“崛起”不适应的一种表现。特别是对于美国这样3一个长期奉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国家来说，不允许别人挑战它的霸权地位更是其必然的政策。但不管如何，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几十年前相比还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在20世纪50—60年代中美两国总体上处于对抗状态，是一种敌对关系，那么今天的中美关系可以说是合作中有竞争，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遏制”因素，反映的是其竞争的一面。它们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是不同的，前者威胁到中国的生存，后者是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安全形势面临的挑战本质上还是一个发展问题。其次，看待中国与美国以及周边国家的磨擦，也有一个局部与整体的问题。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矛盾，是不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全部，对此要有准确的判断。以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在南海的争执为例，这些国家不仅对从来就明确属于中国的南沙群岛提出了非法的主权要求，而且还强行侵占了其中大部分岛屿，其行为当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还在不断发展，从目前中国和这些国家国家关系的全部内容来看，领土和海洋权益之争还是一个局部的因素。如果把这些局部的问题不恰当地任意放大，把它作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势必会影响我们对周边安全形势的整体判断。再进一步，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外部的安全环境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如恐怖主义的破坏活动、4新型核力量在周边崛起、一些地区出现动荡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纠纷等等，这些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安全隐患，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应的应对战略，但从整个形势分析，世界还是维持着总体和平的局面，合作仍是大国关系的主流，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大国以及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仍在发展，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和平发展时代。当然，国家安全问题涉及许多方面，这里就不一一分析。总之，国家在电视电话会议上宣讲“国家安全问题”，在我县的干部群体中讲“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就既不能回避问题，也要有自已的分析，关键是要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只要对当前的国家安全形势有了全面准确的认识，必将进一步坚定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二、群体性信访事件——基于国家安全形势视角的认识与反思群体性信访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实践过程中的伴生现象，其产生的原因和应对措施都需要在实践演进的动态进程中去寻求答案。社会不公背景下底层社会成员的诉求、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公众舆论实践以及信息时代的网络传播推动，都与群体性信访事件的引发紧密相关。国家安全形势视角的反思要求在群体性信访事件的应对方面必须要以实践性策略取代经验型策略。群体性信访事件解决的最5终途径在于真正改善民生，在全社会范围内确保实现六大公平，确保中国群众基础固若金汤，确保国内安全有力应对国外威胁。（一）群体性信访事件的宏观背景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社会实践，这一实践进程也是与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和翻天覆地的社会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引起的社会结构分化，社会建设过程中牵动的各种利益调整与变化，都与群体性信访事件的触发有实质性关联。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使社会范围内思想的多元性、多变性日趋明显，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差异性渐趋增强。这样一个特殊而复杂的深刻转型期，也必然成为我国的不协调因素活跃期和社会矛盾多发期。的确，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和推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结构分化十分剧烈，虽然改革开放前刚性很强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得到改变。然而，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和危机也伴随而至。我将之归纳为四类，主要内容有：(1)国家机器钝化，国家责任伦理衰败，腐败现象严重，社会体制无序;(2)贫富悬殊与社会阶层利益冲突严重;(3)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底层格局形成；(4)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人治”大于“法制”；以上因素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解决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手段匮乏，利益表达渠道不通，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这些问题与危机正6好是群体性信访事件产生原因的真实写照，其背后的实践背景乃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转型。（二）群体性信访事件的实际成因从实践层面上说，社会群体信访问题主要产生在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推进过程。伴随社会建设的“四化”进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作为群体性信访事件产生重要背景的三件大事，即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破产引发的职工下岗失业、农村土地征用造成的农民失地、城市房屋拆迁导致的居民失房，它们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学术界将失业、失地、失房三大现象称为“三失”可以认为，社会建设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失地农民、失业职工、失房居民就是社会学称之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核心人群，由于“三失”问题与政府行为主导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而往往成为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紧张的重要缘由。其他还有农民工缺乏保障处境、不正常劳资关系、工程项目移民安置、基层社会治安和管理中产生的矛盾等等，都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常见致因。（三）群体性信访事件的舆论引导目前，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实践而孕育和成长，并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产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几千年来在集权与专制体制下形成的私民社会性格，正在被日益彰显的理性化、参与化、平等化7的公民精神所取代。而在这一建构性实践过程中，公众舆论的作用与意义至为明显，特别是近年来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其曝光和引起关注的过程几乎毫无例外都与公众舆论的推动有关，而问题的最终解决也与公众舆论的持续推动紧密相关。贫富差距、贪污腐败和权力滥用等现象造成社会底层人群的被剥夺感越来越强，同时，互联网提供的信息传播平台也显示出日益强大的集聚与传导力量。群体性信访事件解决怪圈—“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就是与公众舆论的力量分不开的。不少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处理表明：很多地方政府面对广泛的民意诉求要么置之不理、听之任之，要么片面维护企业与自身利益，漠视底层群众的权利要求与利益诉求，将损害群众利益当做增加企业与政府利益的前提。当“不听话的大多数”开始聚集起来声讨公平正义时，却往往被说成是个别不法分子利用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起来闹事。事实上，当巨大的社会不公和利益受损一再发生时，底层诉求扩大必然会汇聚为不可抵挡的民意潮流，轻易得出“利用”和“煽动”之类的认识无疑是肤浅的、站不住脚的。“人民的呼声即上帝的声音”，这个古典神话把最终的权威和无限的智慧赋予人民的呼声。然而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对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这些舆论载体的控8制，却对舆论的真正主体—公众缺乏应有的关照。许多群体性信访事件之所以难以及时妥善地得到处理，甚至因一拖再拖最终无法控制和收场，就是与对公众舆论的认识和处理不当有关。可见，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思维和策略方面，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快速崛起的实际，必须要在公众舆论实践变化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思维、提高认识。（四）群体性信访事件的网络催化网络信息快速发展的实践既为信息全球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网络对现代社会而言却具有明显的双刃剑性质。一方面，它作为参与共享和话语表达的重要平台，使人们特别是那些草根一族有了发表言论、声明立场的渠道，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它自身的便捷、快速、匿名化等特点，往往又是各种谣言和虚假信息发布的最佳载体。由于网络信息没有空间障碍,各种信息得到迅速的扩散,任何一件事只要在网络上公布,立刻可以传遍全球。如果社会公众受到网络虚假信息的鼓动,就可能造成甲地骚乱、乙地声援、丙地联动的情况。甚至一个单位内部的事件,很快就能波及一个地区,影响到全国,直至全世界。这些情况说明,网络的冲击会引起群体事件的恶性发展,使群体性事件朝着规模更大、危害更加严重的方向发生变异。9纵观近年来群体性信访事件呈现出的集中化、规模化、影响扩大化趋势，都与网络舆情的推波助澜密不可分。当然，很多群体性信访事件特别是恶性事件的爆发，除了借助网络力量进行了放大或虚假宣传推动之外，事实上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事发地政府未能将真实信息及时进行权威发布。政府之所以做不到对真实信息的及时发布，其原因又有三个方面：一是长久以来形成了对底层诉求的漠视习惯与心态，使它们对群众的要求无法重视起来;二是对互联网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认识不足，甚至根本不将网络看成正式的舆论宣传平台;三是出于对上负责的行政官僚化的狭隘认识尽量对事件进行回避和隐瞒，发布不完全或不真实的信息。对此，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著名的“危机沟通三原则”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那就是“以我为主提供情况、提供全部情况、尽快提供情况”。三、反思与结语群体性（信访）事件在我国近年来频发既与改革以来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有关，也与各种人为非人为处理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有关。国家安全形势威胁的反思要求我们在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方面必须要以实践性策略取代经验型策略。同时在认识上要有全新的思维：一是在体制机制方面建立多渠道的诉求渠道，形成机制化的民意疏导与化解途径，10关注底层，倾听底层，改变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型工作方法;二是各级政府要践行法制与民主，确保真正的民权、民生与发展机会和成果人人共享;三是从中央到地方达成“第一时间公布事实真相”的共识，承认矛盾、公布事实真相只会有利于化解矛盾和问题，因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成正比的;四是网络已经成为话语表达的重要渠道和展示群体性力量的平台，政府迫切需要将网络纳入可以运用和管控的正式范围，并将网络舆论看作一种常态的民意表达，对民众参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