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文化安全

1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文化安全一、“文化入超”和“文化赤字”二、全球化意识形态三、“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帝国主义四、网络文化对中国文化主权的挑战五、美国的文化发展战略六、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文化安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文化安全2一、“文化入超”和“”文化赤字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以各种文化的典型载体图书为例，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１０：１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到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和一些亚洲国家，面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逆差则达１００：１以上。２００４年，我国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４０６８种，输出却只有１４种；从英国引进２０３０种，输出１６种；从日本引进６９４种，输出２２种。２００５年，对美版权贸易是４０００：２４。文艺演出也有类似状况：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２年，仅俄罗斯就有２８５个团体到中国演出，而同期中国到俄罗斯演出的文艺团体只有３０个，相差１０倍。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４年，中国进口影片４３３２部，而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美国电影的生产量只占全世界的５％—６％，但放映时间却占全世界放映总时间的８０％。在语言文化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美国高中有大约２.4万人学中文，但学习法语的美国高中学生却有１００多万。美国３０００多所大学，只有近８００所开设了汉语课程。英国财政大臣布朗２００３年来中国时说，英国在继续进口越来越多的家电、服装和其他东西的同时，可以用出口一样东西来平衡，这就是3英语。英语教学作为一项出口，它的价值在五年里已经从６５亿英镑增加到了１０３亿英镑，大约占ＧＤＰ的１％。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历史上曾出现罗马强权、英国强权和美国强权。三大强权都是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这些硬实力为物质基础，但同时，三大强权也无一例外地以强大的文化形态和政治制度这些软实力为精神基础。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吸引力是三大强权的共同特点。罗马是依靠优越的军事组织和文化吸引力进行统治的。英国把欧洲文化推向全世界，英语更成为世界性语言。美国强权的建立实际上是依赖其通俗文化、包装了的意识形态和所谓的民主制度。二、全球化意识形态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是西方最早关注和阐释全球化的学者之一，早在1990年，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即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必定在社会科学的辞典中占据关键位置的术语。他的理论被称为“激进现代性的全球化理论”，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西方政府决策和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他说：所谓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4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2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巨大的“时——空”变化，并非仅仅局限在经济生活中，所以他强调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1“全球化不只是在一个‘外在’（outthere）的现象。它不仅指大规模全球体系的产生，而且指日常生活每一环节的变革。因此它是一个‘内在’（inhere）的现象，甚至影响着个人认同的亲密行为（intimacies）”。2吉登斯提出“乌托邦现实主义”（utopianrealism），即“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在西方颇有影响,它是形式上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而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今天，人们在讨论全球化的后果时，不再局限于经济全球化，开始关注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全球化，即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奈称之为的“软力量”。在奈看来，硬力量指的是军事、经济等物质杠杆，软力量指的是意识形态、文化和道德诉求。冷战的胜利和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是通过“软力量”实现的。10余年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曾指出要警惕“全球化”正在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全球化使国家利益开始突破本土地理疆界向全球拓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等西方大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确定战略控制范围，首先提出了“利益边疆”（或“战略边疆”）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6—57页。1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族党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年，第36页。2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5概念，全球化则进一步催生了利益边疆。利益边疆相对于传统意义的领土边疆而言。领土边疆是国际法公认的主权国家行使对内最高管辖权的地域界限。这条地域界限往往以边界线的形式表现出来。边界线内外有着绝对的、原则的区别。而利益边疆则没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性，它突出的表现形态之一是地域的不确定性。西方理论家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要保证国家的“安全”，必须使自身的“利益边疆”远远大于“地理边疆”。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有《超越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的民族国家》等著述。他的“主权终结理论”的立论基础，是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在他看来，全球化已使“民族国家”这一陈旧的概念过时；因全球化的到来，民族国家的主权不断萎缩，并被架空；全球化使社会福利国家妥协面临着终结；全球化使主权国家行使自己权力的能力日益丧失和削弱。为了应对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挑战，必须“超越民族国家”，建立“世界公民社会”，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处于萌芽之中。在西方，与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大同小异的理论还有“非领土化的国家”、“非民族化国家”、“虚体国家”，和“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和“没有政府的治理”等等。在一些西方理论家看来，随着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一个体现了新的“全球规则”和“全球结构”的全球化的“帝国”正在形成。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说：“一个已经形成疆界和基础的世界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右翼民众主义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兴起，可以6说就是对此做出的反应”。他在《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所要强调的是：“民族国家是未完成的国家……谁在世界性的超级游戏中只打民族国家的牌，谁就输”。“世界主义国家——我们已经作了各种不同的论证——是通过与全球公民社会的融合而形成的国家”。1在这里，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全球化”，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的社会空间之间的日益紧密的相互交织，而是民族国家的社会空间的内在的全球化本身”。2乌尔里希·贝克对“全球化”的这种新定义，继吉登斯之后在西方有广泛的影响，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西方，无论是对安东尼·吉登斯、哈贝马斯，还是对乌尔里希·贝克的理论，都有一些人提出质疑或进行批判。例如，英国学者贾斯廷·罗森伯格在《质疑全球化理论》一书中，对吉登斯的代表作《现代性的后果》进行研究后，得出“全球化理论庙宇的坍塌”1的结论，虽然这部著作被认为是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奠基性的作品之一。世纪之交，法国学者布迪厄的《遏止野火》问世，在作者看来，“全球化”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宣传的产物，正像“野火”一样在世界蔓延，势不可挡地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布迪厄对“全球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全球化”口号本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人为宣传，而新自由主义是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1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及扉页。2蒋仁祥等：《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译后记》，见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9页。1贾斯廷·罗森伯格：《质疑全球化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7“全球化”是跨国公司摧毁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乃至政治主权，在经济上控制全球的战略口号。作者反复强调：“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种有预谋、有组织实施的“政治行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灌输工作”在人们心目中强加的信仰。2，德国雷根斯堡独立讲师格拉德·博克斯贝格等在《全球化的十大谎言》中，同布迪厄一样，对“全球化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全球化的十大谎言中，第一个谎言就是所谓“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到处都在像念经似的重复着：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向我们走来。考虑全球化的利弊毫无必要，因为全球化已不可阻挡。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一趋势，人们只能从中争取最好的东西。而所谓最好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投资者和企业家享受的最好的结果，……这是一种由政治意愿而决不是命运所决定的发展”3，这里所说的“政治意愿”有具体的内容，显然是在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范畴之内“政治意愿”。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戴维·赫尔德等认为：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争论之一”。他不是一般性地表示拥护或者反对全球化，而是强调如何实现“被驯服的全球化”。他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中文版序言中说：“在关键的问题上，‘全球化终结’观点错误地把全球化简单地视为一种经济现象、从世界经济的循环运动的停滞（installing）中看到所谓的‘衰退’。这种观点忽视了全球化的文化、技术和军事的维度，而这些维度2参见河清：《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3格拉德·博克斯贝格等：《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45—46页。8却显示了更加复杂的画面。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所主张，后‘9·11’世界秩序更多地应该从‘全球化的冲突’来解释，而不能认为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总之，全球化继续塑造着我们的世界，但却是以前所未有的自相矛盾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世界……”。1作者认为，现在宣布“全球化终结”未免太早，但同时也不盲目地、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过程，而是要着力回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在什么意义山被全球力量与进程即通常所说的‘全球化’所重构了”，特别是全球化的政治所引发的问题。在西方，关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并不仅仅停留在学者的争论中，而且也表现在具体的政治社会中，在纽约、热那亚等地，多次发生大规模的反全球化的示威活动。以上说明，在探讨“全球史”时，对客观存在“全球化意识形态”，诸如“国家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命运”、“世界经济的本质”、“全球治理的角色”、“全球不平等的程度”、“全球治理的伦理基础”、“对全球化的各种政治反应”等给予必要的关注是必要的。三、“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限于经济生活领域，也涉及到文化生活领域，但是，文化领域与经济领域不同，并不形成1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页。9文化上的全球化或趋同化。相反，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生存的方式，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是组织和发展人类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方法，却因各民族相异这一特征所决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将进一步形成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然而，西方一些学者鼓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全球化”也必将随之而来，预言未来将实现“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单一的西方文化将取代世界多样性的文化,认为文化的全球化是真正意义的全球化，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的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他还预言“文化全球化”的后果，是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取代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将遭到破坏。1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单一的西方主流文化——“文化全球化”的形成，必将以牺牲多元的民族文化为代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个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来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1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全球化和文化》，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