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中资本逻辑批判及其现实启示范例推选

1/13党课：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中资本逻辑批判及其现实启示范例推选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逻辑起点并不仅仅是对其源起的剖析，更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资本逻辑对人的剥削，深刻阐述了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及两极分化的根源，并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借助资本对资本的消解，才能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以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逻辑起点为切入，全面梳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共同富裕的追梦路上如何处理资本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对深刻理解和推进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命题具有现实意义。一、资本逻辑批判：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是在批判资本逻辑的进程中阐述的共同富裕思想，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时代一统天下的“座架”是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解剖刀。正是借助资本这一座架，马克思的共同富裕思想才破除了“普遍永恒资本”的幻象，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因——资本增殖和结果——贫富分化，寻找到破解贫富分化的根源——瓦解资本逻辑。由此可见，马克思基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形成了人类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这一科学构想，从而开启了共同富裕的源起之路。1.资本逻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增殖逻辑。资本逻辑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方式，马克思主要是从“资本”这一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和支配一切的“商品的完成形式”出发，最终破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虚假性，形成了人类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的观瞻。资本存在是资本逻辑发生作用的前提，只要有资本存在，资本逻辑就会毫无限度地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历史上，“资本”起初“表示资产（家畜）的物质存在和它们创造剩余价值的潜能。”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囿于时代和立场的限制，仅从“物质生产外观”来探究资本，并未深入其“价值灵魂内容”，从而遮蔽了“社会关系本质”这一形式规定。而马克思却揭开了这一迷雾：在他看来，资本真正成为资本，恰恰要摆脱“可感觉物”的规定性，获得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所拥有的财产，它还不是资本；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它们一旦进入“生产场所”充当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才成为资本。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占有广大工人的劳动而实现自身的增殖，“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因此，资本从表象来看是“物”，但其实质是一定的社会关系。正是资本所蕴含的这一特质，赋予资本创造剩余价值、无限自行增殖的运行逻辑。2.资本逻辑悖论：生产力发展与贫富分化。马克思在深刻3/13揭示资本逻辑以增殖为目的内在本性的同时，进一步确证了资本逻辑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财富积累方面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也批判了其内在无法克服的致命矛盾，即贫困的不断累积和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其一，资本逻辑的内在运行推动生产力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资本对生产力的发展最鲜明的体现就在于“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主要源于资本在追求无限增殖的运行逻辑中，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标。原本资本只是工人阶级用来创造劳动产品，满足自身生活需要和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物质资料，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逻辑赋予了“资本”一种颠倒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统治下，攫取和增殖资本成了资本家致富欲望的狂热追求。一方面，资本家把“活的劳动力”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另一方面，资本家奋力发展科学技术，不断突破现有生产水平和生产资料的限制。这从客观上实现了人类财富的积累，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换言之，资本增殖的内在本性是提高生产力和增加社会财富的“助推器”，它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共同富裕的显著标志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财富的积累，生产力发展必然带来社会总体财富的不断增长。其二，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贫富分化的直接原因。资本逻辑作为统治和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力量，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其依托和附体的坚实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融为一体，以一种实体性的形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剥削劳动者、资本奴役和追求资本最大化增殖等特点，使得“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马克思通过资本逻辑深刻论证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共同富裕在资本的生命限度内永远不可能实现。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支撑的资本逻辑主宰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走向资本家与劳动者贫富两极分化的结局。同时，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资本狂热追逐剩余价值的驱动下，资本家掌握了对工人的绝对统治权，致使生产资料的资本化聚集和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导致贫富分化日益加大且无限积累。由此可见，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产物。3.所有制是克服资本逻辑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开解人们受欺压和奴役命运的根本途径就在于瓦解资本逻辑，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全社会所有制，逐渐实现全体人类的共同富裕。马克思通过对资本逻辑“实际运作”进行解构，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共同富裕永远只能是一种假象，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财富的集中和垄断，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阶级对立和贫富分化。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改变以利润为使命的资本逻辑，开辟经济发展新道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的束缚，进一步5/13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并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而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不可或缺的手段。事实上，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和要求。因此，资本在追逐自身无限增殖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也为资本逻辑的消解提供了路径。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的宿命，就是通过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逐渐走向解体，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本身的“自然规律”。无产阶级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并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并不是说一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就能直接实现共同富裕的美梦。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本身为共同富裕开辟了一条道路，然而走完这条道路不仅时间非常漫长，而且过程也极为曲折。从贫富分化到共同富裕并不是一条“铁的必然律”，而是要经过一个渐进性的历史过程，在建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体现为消费品劳动者平等占有到个人自由发展的这样一种社会阶段，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二、资本与共同富裕的博弈：社会主义对资本逻辑的非正义矫正追溯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不仅是为了探究马克思是在何种境遇下提出的共同富裕，而且是为了考察我国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中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的原则与功能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围绕资本与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此过程中逐渐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非正义矫正——共同富裕。1.革命与建设时期，在排斥与利用资本的过程中实现“均中求富”。新中国自成立伊始就肩负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双重历史重任，如何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提升国民经济的重建速率，是无产阶级政权和人民大众亟需解决的攻坚难题。在这一历史时期，资本一度遭到了否定，并未在我国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同时，我党也逐步认识到了可以在监管资本的前提下，合理的利用资本的有用性，并提出“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因此，我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方面，改造旧有的经济关系，消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元素；另一方面，建立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体系，允许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恢复的经济成分按计划和要求存在发展。这为积累物质基础提供了保障，从而有力推动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虽然认识到了资本的文明面，但总体的方针政策还是以排斥为主，未能充分地利用资本，并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党认识到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为共同富裕的实现7/13开辟了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实践过程中，“一化”和“三改”二者互相助力，开创了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面貌落后状况相符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以及与经济体制相关的按劳分配制度，为我国消除贫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由于将发展目光过度地倾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生产力状况的正确把握，使得“三大改造”的速度过分超前，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轨道，未能达成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初衷。因此，虽然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人为地征服了资本的力量，但“蛋糕”本身没有做大，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2.改革开放时期，借助资本发展生产力逐步走向小康之路。20世纪70年代初，国民经济发展缓滞，我们逐渐意识到：贫困依旧存在，温饱尚未解决，社会主义优势何以体现？对此，邓小平提出“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这两大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目标的实现，党和国家选择性引入资本。同时，为规避资本逻辑无限追逐自身利润增殖本性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弊端，保证生产力发展的趋向是为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我国既借助市场机制的竞争特性、资本的逐利本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进一步规定和限制资本逻辑运行的方向和范围，由此，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一条“既利用资本，又驾驭资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调整，开始尝试推进利用资本、驾驭资本的实践探索。邓小平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实现共同富裕有机结合，并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利用资本的逐利本性，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在效率优先和让一部分人先富的原则指导下，贫富分化这一资本弊病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此，江泽民提出：“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握时代发展潮流，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为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合理驾驭资本中推进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战略决策。从精准扶贫方略的实施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进程中，充分体现了以资本逻辑为内在机制的市场经济的要求。现阶段我们要实现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对少数私人富裕状况的积极扬弃，这种扬弃既是否定又是超越。共同富裕要扬弃“为资本生产”的生产方式，转而造就一种“以所有的人富裕9/13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在此意义上，共同富裕既是对资本逻辑下财富私人占有的超越，也是对私有社会制度的超越，更是对传统狭隘致富观、分配观等一系列旧思想的超越。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施，既给资本的逐利性留有一定的空间，同时又将其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正如习近平所言，“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但资本的逐利性要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这恰恰为我国找到了一条既能迅速改变落后生产力又能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的发展道路。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然有效地利用资本的力量为推动共同富裕迈上历史新台阶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